六号病房很少见到新人。医生早就不接收新的疯病人了，而涉足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见。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隔两个月来这里一次。他怎么给疯子们理发，尼基塔怎么帮他的忙。每当这个醉醺醺、笑呵呵的理发师出现时，病人们怎样乱作一团――这些我们就不细说了。

除了理发师，谁也不光顾这里。病人们注定一天到晚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可是不久前在医院的主楼里流传着一个相当奇怪的消息。

传说好像医生要去六号病房了。

五

稀奇的传言！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从某一点上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轻时笃信上帝，准备日后担任神职。一八六三年他中学毕业，本想进神学院学习，可是他的父亲，一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狠狠挖苦了他一顿，断然宣布，如果他去当神甫，他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了。这话有几分可信度？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不止一次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学科向来丝毫不感兴趣。

不管怎么样，他修完了医学系的课程，并没有去当教士。看不出他如何笃信上帝，开始从医时跟现在一样，他都不像是个虔诚的信教人。

他的外貌臃肿、粗俗，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直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体态，使人想起大道旁小饭铺里那种饮食无节制、吃喝得脑满肠肥、态度粗鲁的店老板。他的脸粗糙，布满细小的青筋，细眼睛，红鼻子。身高肩宽，手脚粗大，一拳打出去，似乎能要人一条命。可是他迈出的是轻缓的步履，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说一声：“对不起！”想不到他说起话来不是男低音，而是嗓子尖细、音色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妨碍他穿浆过的硬领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棉布衬衫。一般说来，他的穿着不像一名医生。一身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总是在犹太人的铺子里买，穿到身上显得又旧又皱。同一件常礼服，他看病时穿，吃饭时穿，出门做客也穿。不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他完全不把穿戴放在心上。

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这个城市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构”的情况简直糟透了。病房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气冲天，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里。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怨声载道，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堆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勒索病人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老医生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拿出去卖，他还和护士、女病人有私情。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城里人尽皆知，甚至添油加醋，然而人们对此漠不关心。有些人辩解说什么住医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这种人对此已求之不得，因为他们家里的生活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光靠本城的财力，像样的医院是难以办到的；谢天谢地，医院虽糟，总算有一座。而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城郊都不开设诊疗所，理由是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细看一番医院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得出结论：这个机构道德极坏，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照他看来，最明智的可行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病人放回家，这所医院关门大吉。但他考虑到，光凭他个人的权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况且这也无济于事。即使把肉体上和精神上有污秽的人从一个地方赶出去，他们也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当等待他们自消自灭。再说，人们既然开办医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可见人们是需要医院的。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久而久之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畜粪不是可以变成黑土吗？这个世界上所以好东西在它开始的时候无不带有丑恶的成分。

上任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医院里的混乱现象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只要求医院的勤杂工和护士不再在病室里过夜，添置了两柜子医疗器械。至于总务长、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依然故我。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其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这方面坚强的意志，缺乏这方面的信心。下命令，禁止，坚持己见，这些他是完全做不到的。看来他似乎发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永远不用命令式。“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东西拿来”这样一些话他很难说出口。他饿了，总是犹豫不决地咳几声，对厨娘说“能不能给我一杯茶”或者“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吃的”。至于对总务长说不准他偷盗，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废除这个多余的寄生虫的职位――这些他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每当有人欺骗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奉迎他，或者拿来一份明明是造假的账单要他签字，他总是窘得满脸通红，尽管他感到心中有愧，但还是在账单上签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诉苦说吃不饱，或者抱怨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慌，负疚般嘟哝说：

“好，好，过后我调查一下……也许，这只是场误会……”

起先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勤奋。每天从早晨起他就给病人看病、做手术，有时甚至接生，一直忙到吃午饭。女病人都说他细心，诊断准确，特别是儿科疾病和妇女病。可是时间一长，他因为工作的单调、徒劳无益，显然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增加到三十五人，后天便是四十了，就这样看病，看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城市的死亡率却没有下降，病人照样不断涌来。一个上午，要对四十名就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这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不愿意，结果只能是敷衍对付过去。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名病人，简单计算一下，那就是一万两千名病人受到了欺骗。至于让重病人住进病房，按科学的规章加以治疗，这同样做不到，因为规章是有，科学却没有。且不说道义上的评说，像别的医生一样死板地照章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洁净和通风的环境，而不是垃圾和污浊的空气；需要有益于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得力的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人们去死呢？如果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了五年十年，那也于事无补。如果认为医学的任务在于用药物减轻痛苦，那么不能不问：为什么要减轻痛苦？据说，首先，痛苦使人达到完美的境界；其次，如果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么人类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一切不幸的护身符，而且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瘫痪卧床好几年。那么为什么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廖娜?沙维什娜就不该生病呢？殊不知这些人的生活原本毫无内容，如果没有痛苦，那他们的生活就完全空无一物，不就变得像变形虫一样的生活了吗？

一想到这些，安德烈?叶菲梅奇便变得心灰意冷，从此他不再天天去医院上班了。

六

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在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来回奔波，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穿着病服的瘦弱住院病人来来去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法子？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他身材矮小，肥胖，圆润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还私人行医，场面很大。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没有私人行医的医生更高明的了。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读经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拳头托着脸颊，若有所思，机械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细手儿，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向仁慈的上帝祈祷。就这么回事！”

在门诊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有时他不得不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招架，这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眼睛里涌出泪水。他便匆匆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把孩子快点儿抱走。

在门诊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再加上打扮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那些画，他自己二十年来对病人的一成不变的提问――这一切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看了五六个病人就走了。剩下的病人由医士来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再也不受人打扰了。回到家后，他立即坐到书房里看书。他书读得很多，读得兴致盎然。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每一次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乐此不疲。他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很急，他读得很慢，深入，读到凡是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地方常常停下来。在书的旁边放上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渍苹果，而且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用盘子装。每隔半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页，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看，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截。

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声，说：

“达留什卡，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吃的……”

吃了一顿相当差且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想着什么事情。时钟敲了四点，过后五点，他还在踱步、沉思。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从门里探出达留什卡那张睡意未消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通常在傍晚来访。全城与他交往的人中，唯有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还没有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烦。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原先是个非常富有的地主，在骑兵团服过役，但后来破产了，迫于生计只好在年老时进了邮政局。他精力充沛，身体健壮，蓄着灰白的美髯，举止彬彬有礼，嗓音洪亮，声音悦耳。他善良，重感情，但脾气暴躁。在邮局，只要有顾客表示不满，不同意某些做法，或者只是议论几句，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立即脸红脖子粗，浑身哆嗦，雷鸣般吼道：“你给我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已出了名，是个谁都怕进的衙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有教养，志向高尚，因而尊敬他，喜爱他。他对其余的居民则态度傲慢，像对他的下属一样。

“我来了！”他说着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书房，“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恐怕我已经惹您讨厌了吧？”

“恰恰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见到您我总是喜出望外。”

两位朋友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抽一阵烟。

“达留什卡，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儿啤酒来！”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两人默默地喝完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默想，米哈伊尔一副快活而兴奋的神色，好像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要说出来。始终是医生先开口。

“真遗憾，”他轻声细语款款说了起来，摇着头，眼睛不看对方（他向来不正视别人的脸），“遗憾之极，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压根儿找不出一个能谈些明智而有趣的话题的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对你我来说是莫大的损失。连知识分子也不免流于庸俗，请相信，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儿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细声说，说得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毫无意义。智慧正是区分人兽鲜明的界线，显示出人类的神圣所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让人类不朽――尽管不朽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智慧是欢乐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周围看不到有智慧的人，听不到智慧的谈吐――可见我们没有欢乐。不错，我们有书，但是这跟活跃的交谈和积极的交往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您容我作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我要说：书是音符，交谈才是歌。”

“完全正确。”

接着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呆板的脸上带几分委屈，一手托着脸，在房门外站住，想听听他们讲什么。

“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叹了口气，“真希望现在的人能聪明起来！”

于是他讲起过去的生活多健康、多快活、多有意思，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聪明，他们把名誉和友谊看得很重。他们借钱给人家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困难时不出手相助是可耻的。还有那时的远行、冒险、争论、友情和女人多令人向往！说到高加索，那是多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一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独自骑马进山，不带向导。据说她在山村里跟一个小公爵出了点儿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叹道。

“再说那时候喝得多痛快！吃得多丰盛！那些有自由思想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有听进去。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常常梦见聪明的人，与他们叙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家父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思潮的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这样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易逝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如此喜爱有加。生活是个令人苦恼的陷阱。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期，思想成熟了，他不由得感到仿佛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实际上，他从虚无走向有生命的历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造成的……这是为什么？他想弄清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可是别人不告诉他，要不就对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门没开，来的却是死神――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这不，就像待在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当他们凑在一起时，就觉得生活不那么沉重；同样的道理，当热衷于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在交流彼此的引以为豪的自由思想中消磨时光时，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眼不正视对方，讲讲停停，一直平静地谈论着有智慧的人和同他们的交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留心听着，连连赞同：“完全正确。”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灭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理由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