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吧，咱们一起走吧！”他拉住那人的后襟，喊道。

“去哪儿？”那人问。

“咱们一起走吧！”格里沙一个劲儿地催着。

他很想说，要是爸爸、妈妈、小猫咪也一起跟着来，那才叫美哩，可舌头不听使唤，说出来的不是想说的话。

不多久，保姆离开林荫道，转了一个弯，领着格里沙进了一个大院子，院子里还积着雪。纽扣闪闪发亮的男人也跟着他俩。一行人小小心心绕过了积雪和水洼，上了一道又脏又暗的楼梯，进了一个房间。房内烟雾腾腾，散发着煎肉的气味。有个女人立在炉灶前煎肉饼。厨娘和保姆亲了亲嘴，然后和那男人一起在凳子上坐下，轻声交谈了起来。格里沙衣服裹得严严实实，觉得热不可耐，气闷难当。

“来这儿干吗？”他环顾四周，心想。

他看见了黑乎乎的天花板、两只角的火钳和炉灶，炉灶看上去像只黑洞洞的大窟窿……

“妈……妈！”他拖长了声音喊了起来。

“得了，得了，别喊！”保姆嚷道，“再等会儿！”

厨娘把一只瓶子、两只酒杯和一个馅饼摆上了桌，两个女人和那纽扣闪闪亮的男人好几次碰杯喝酒，那男的一会儿搂住保姆，一会儿搂住厨娘，后来三个人一块儿轻声唱了起来。

格里沙伸手去拿肉饼，大人给了他一块儿。他吃着，眼望保姆喝酒……他也想喝。

“给！保姆，我也要喝！”他说。

厨娘让他就着她的杯子喝了一口，他被呛得鼓起了眼珠子，皱起了眉头，咳嗽起来，好一会儿挥起了手。厨娘看得笑开了怀。

回家后，格里沙把听到的和看到的说给妈妈、墙壁和床铺听。他不单用嘴说，更请脸和双手帮忙，演示太阳多明亮、马如何跑、那炉灶如何可怕、厨娘如何喝酒……

晚上，他怎么也睡不了觉，胳肢窝下夹着桦树枝条帚的士兵、大猫、玻璃碎片、放着橙子的木盆，闪闪亮的纽扣――一件件，一样样，全都聚成了一团，压着他的脑子。他辗转反侧，嘟嘟哝哝，最后激动得禁不住哭了起来。

“你发烧了！”妈妈摸了摸他的脑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炉子！”格里沙哭道，“炉子，你走开！”

“怕是吃多了……”妈妈断言道。

格里沙刚体验过的生活经历、得来的新印象，快要挤破了他的小脑瓜子，可这时妈妈给他灌下的是一汤勺的蓖麻子油。

（1886年）

相识的男人

迷人的万达――也可以按身份证上的记载――荣誉公民娜斯塔西娅?卡纳夫金娜，刚出医院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既无安身之处，又身无分文。如何是好？

她头一件事就是跑到典当行，把唯一值钱的一枚绿松石戒指典当了。她收下了一个卢布，可是……一个卢布能买什么？这点儿钱买不了时髦的外套，买不了漂亮的高帽，买不了古铜色的鞋子，而缺了这些东西她总觉得自己就像光着身子一样。她感到不只是行人，就连那些马和狗也盯着她看，嘲笑她这身寒酸的衣装。她一心只想着穿戴，要说吃饭住宿问题她丝毫不放在心上。

“只要遇到一个相识的男人……”她心想，“我就可以弄到钱了……谁也不会拒绝我，因为……”

可是相识的男人一个也没有遇到。晚上在“文艺复兴”俱乐部倒有不少相识的男人，不过现在她穿着这身普普通通的衣服，也不戴帽子，人家是不放她进去的。怎么办？她走累了，坐腻了，想烦了，经过长时间的苦恼后，万达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找上门去，跟某个相识的男人要点儿钱。

“找谁呢？”她左思右想起来，“米沙不行，他是有家室的人……红毛老头子正在上班……”

万达想起了牙科医生芬克尔，一个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这人三个月前送过她一只手镯，有一次在德国俱乐部晚餐上她往他头上倒过一杯啤酒。想起了这个芬克尔，她高兴极了。

“只要他在家，肯定会给钱的。”她一路上想道，“要是不给，我就把他家的灯全砸了。”

她来到牙医家门口，已经想好了主意。她咯咯笑着跑上楼梯，飞也似的奔进他的诊室，向他讨二十五卢布……可是，她正要动手拉门铃，这主意不知怎么从脑子里跑掉了。万达顿时胆怯心慌起来，这在从前是不曾有过的。其实她只在一群醉汉中才敢作敢为，可眼下穿一身家常便服，充其量只是个寻常的乞讨者，这种人是完全会被拒之门外的。想到这里，她便心虚了几分，人矮了数寸。

“也许人家已经忘了我……”她想，就是不敢去拉铃，“穿得这么寒酸，叫我如何去见他？简直像个叫花子或是小市民……”

她犹豫不决地拉了一下门铃。

门后传来脚步声，来的是看门人。

“大夫在家吗？”她问。

这时如果看门人说声“不在”，她反而会更高兴些，可是对方没有回答就让她进了门厅，帮她脱去大衣。这里的楼梯她觉得好富丽、好气派，不过在全部富丽堂皇的陈设中，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一面大镜子，映出了一个破衣烂衫的人，没有漂亮的帽子，没有时髦的外套和古铜色的鞋子。万达甚至感到奇怪：怎么她现在穿得这么寒酸，倒像是女裁缝或洗衣妇？她心里只有羞耻，早没有那份放肆大胆的劲头儿，心里她并不认为镜中人是万达，而是从前那个娜斯佳?卡纳夫金娜[14]……

“请！”女仆说着把她领进诊室，“医生马上就来……您请坐。”

万达坐进了软椅里。

“我就对他说：请借我几个钱！”她心想，“这样反而合适，我与他到底是熟人。只是这个女仆最好别在场。当着女仆的面儿多有不便……她干吗老站着不走？”

约莫过了五分钟，房门开了，芬克尔走了进来。这是个肤色暗黑、身材高大的犹太人，腮帮子鼓鼓的，眼珠突出，那脸蛋、眼睛、肚子、粗壮的大腿――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臃肿，令人生厌。在“文艺复兴”俱乐部和德国俱乐部，他通常喝得酩酊大醉，肯在女人身上大把花钱，心甘情愿受她们的嘲弄（比如，那次万达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啤酒，他只是微微一笑，伸出一个手指吓唬她一下）。眼前的他却是脸色阴沉，睡眼惺忪，看上去一本正经，神情冷淡，像个官僚。他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

“您有何吩咐？”他正眼不看万达，问。

万达看看女仆那严肃的面孔，再看看芬克尔大腹便便的身子，显然他认不出她来了，她的脸不禁红了起来……

“您有何吩咐？”牙医再问时已经沉不住气了。

“牙……牙疼……”万达嚅嗫着说。

“啊哈……哪颗牙？在哪儿？”

万达想起自己有一颗蛀牙。

“右边，下面……”她说。

“哼，张嘴！”

芬克尔皱起眉头，屏住呼吸，开始检查病牙。

“疼吗？”他问，拿个铁家伙在牙齿里抠。

“疼……”万达瞎说了一句，“提醒他一下，”她想，“他大概认得出……可是……女仆在！她干吗老站着不走？”

芬克尔忽然对着她的嘴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像火车头似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