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说什么又没说，改口道：“等我回去再商量吧。”

葬礼结束之后本来有个答谢的晚宴，他不想去，宫维彦就让两个手下送他回家。

四五点的时候雪下大了，地面湿滑，路况变差，他在拥堵的车流中看着一片乱闪的车灯，心中烦躁不已，摇下车窗吹冷风。

于是他第二次偶遇了那个孩子。

隔着夜幕他原本不太肯定，好在那小男孩儿停在一家音像店门口不动了，让他得以辨识出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孔。

过了将近一年，那张小脸上的雀斑好像淡了，又好像没有，但个子肯定长高了，尽管穿的是一件起码大两个尺码的棉衣，头发乱糟糟的，可见给他理发的家伙不怎么负责任。

宫隽夜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命令开车的人靠边停了，就像在路上随便碰见了一个认识的人。

在音像店门口听歌的小男孩转过身看他，似乎就他的身份做了许久困惑的回想，半晌才讪讪开口：“您好，房东先生。”

房东？

“我不是房东……”

宫隽夜一时哑然，进而猜想是这孩子的母亲教给他一些易于理解的词，用来称呼他暂时不能理解、会对他产生不好影响的群体，又或许因为大半个城市都是宫家的地盘，所以才叫他“房东”吧。

别说，还挺贴切的。

宫隽夜不愿否认，免得看见这孩子露出任何失望表情，干脆顺着他说：“……那就算是吧。”

“你在这里做什么？”

孩子被他一问，原本迎向他的眼神有点闪烁：“我、我在听歌。”

他有点吃惊，侧耳去听那首他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英文歌：“这个？”

受惊的小动物却被他吓跑了。

孩子急急忙忙地说了句“我回家了，再见”，不等他回应，瘦小的身影一晃就消失在夜色里，钥匙哗啦哗啦的碰撞声交织着欣赏不来的音乐，宫隽夜叹了口气。

连个小孩儿都不愿理他，真是衰到家了。

不知道这个孩子和他妈妈过得怎么样？

换了地方住吗？还会被人欺负吗？

他总是奔跑，是在追赶着什么吗？

“有时间帮我问问管这条街的人。”

他仍张望着隐没在雪中的小路，踏了踏脚下踩实的雪地，对着为他开门的手下吩咐：“调查一下那孩子和他母亲。”

“是。”

国内还在春节期间，宫隽夜就买飞机票回了学校。他没打算继续留在国内陪宫维彦感伤他亲爹看样子也没感伤到哪去，在家放空了两天，第三天就故态复萌，夜不归宿了。

如果说艾芮在世的时候还能作为他和宫维彦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人一走，他俩的关系算是彻底成了一局死棋。宫隽夜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懒得打，像个回旅店收拾行李的旅客，拖一只箱子就痛痛快快地走掉了。

艾芮的生活用品和衣帽间还留在那儿，父子俩都默契地没去动过，看起来就像这个人还活在他们身边一样。

可惜没有思念的人所在的空房子，根本不是家。

秋恒送他去机场，途中一直在努力找话说，兴许是顾及他连日来萎靡的情绪，这个过于老实的男人总是代替家人给他许多叮嘱，有时候热络得过了头，宫隽夜却不忍心打断他。

他大概是这世上除艾芮以外唯一还把自己当作孩子的人。

“等少爷毕了业就回来吧，国外再好哪比得上自己家呢……”

秋恒把车停在机场外主干道旁的停车位上，下来帮宫隽夜提行李，口中还在碎碎念着：“您就要二十岁了，宫先生年纪也大了，太太这一走啊，他会很孤单……会希望您留在身边的。”

会吗？

他心想，这真是个不好听的笑话。

而他得知宫维彦肝癌晚期，就是一年后的事情了。

自从艾芮去世之后，宫隽夜就觉得每一通从国内打来的电话都带有不祥的气息，是凶险和死亡的预兆。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不再一味享受无牵无挂的自由。开始留心国内的情况，特意在这边安插了三个信得过的线人，一个用来盯着宫维彦，一个用来盯着大伯小叔那帮不省油的灯，一个专门去听道上的风声，一旦有变动随时向他汇报。

他委托去打听那对母子的人也给他回了话，故事远比他想象的要简单：女人和男孩儿都是漂泊在这个城市的流浪者，幸运的是他们相遇了，从此女人有了孩子，男孩儿有了妈妈。他们很穷，之前跟来路不明的酒鬼同租一间屋，在那条破破烂烂的大街上开了一家破破烂烂的杂货店，卖零食饮料和日用品，可听收租的人说他们从未拖欠过房租，女人要强，她的孩子也争气，过得一贫如洗却看不出丝毫的委屈。

“经常见那孩子在外面做钟点工赚钱，看着……挺心疼的。”线人在电话里笑笑，紧接着问他，“看不出来啊夜哥，咱这是要普度众生了？还打算资助贫困儿童？”

“放屁。”宫隽夜轻蔑地说，“我他妈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想得美。”

艾芮的死仿佛带走了他弥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天真，让他一夜之间长成了一个工于心计的大人，不许难过，不许宣泄，不许轻易暴露自己的弱点，要学会压抑，学会不动声色，学会在目的达到之前隐藏真实动机。他将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笑和愤怒都得体，想什么时候成佛就什么时候成佛。

比如他在听到线人说“宫先生已到肝癌晚期”这句话的时候。

他也只是不痛不痒地答：“哦，是么。”

“那他可没几天好活了。”

（八）

“多久了？”

“一年多了。”

“什么时候恶化的？”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