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穿越的距离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改变得太多。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想起那个女孩，那个除了她的废料场和大山，一无所知的女孩。她曾经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两架飞机驶入奇怪的白色柱状物。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课本是废铜烂铁。然而她却拥有我所没有的珍贵东西。尽管我现在拥有很多机会，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机会，我才失去了那个珍贵之物。

我回到英国，继续学业。回剑桥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晚我都梦游着跑到街上大喊大叫，然后醒来。头痛连日不绝。牙医说我磨牙。我的皮肤严重破损，有两次完全陌生的人在街上拦住我，问我是不是过敏了。没有，我说，我一直就这样。

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就一件小事吵了起来，不等我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将自己塞进墙角，环抱膝盖，试图阻止心脏从身体里跳出来。朋友冲过来帮我，我便高声尖叫。一小时后我才让她碰我，才让自己离开墙边。第二天早上，我意识到，这就是恐慌症发作。

之后不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我并不以那封信为荣。信中充满了愤怒，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对父母大喊“我恨你们”。信中充斥着诸如“暴徒”和“暴君”之类的字眼，连篇累牍，全是一系列的挫败感和谩骂。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父母，我要与他们断绝关系。在谩骂和怒火之间，我说我需要一年时间为自己疗伤；之后也许我会回到他们疯狂的世界，试着去理解它。

母亲恳求我换别的方法。父亲什么也没说。

家庭

我的博士学位岌岌可危。

假如那时我向导师朗西曼博士解释自己无法工作的原因，他会帮助我，为我争取更多资金，并请求院系给我更多时间。但我没有解释，我不能。他不知道为什么将近一年我的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七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建议我放弃。

“博士学位要求特别高，”他说，“如果你做不到也没关系。”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对自己满心愤怒。我去图书馆搜集了半打书，将它们抱回我的房间，放在书桌上。但理性思考让我头晕恶心，第二天一早，那些书都被我挪到床上支撑笔记本电脑，而我连续地看着《吸血鬼猎人巴菲》，美其名曰工作。

那年秋天，泰勒与我父亲对质。他先和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又打电话给我，转述了他们的谈话。他说，母亲“站在我们这边”，她认为肖恩的状况让人无法接受，并已说服父亲采取行动。“爸爸正在处理这件事，”泰勒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可以回家。”

两天后我的电话又响了，我暂停《吸血鬼猎人巴菲》，接起电话。是泰勒。整件事在他面前炸开了。与母亲谈话后，他不放心，于是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究竟怎么处理肖恩的事。爸爸很生气，咄咄逼人。他朝泰勒大吼，说如果再提此事，就与泰勒断绝关系，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不愿想象这次谈话。泰勒一跟父亲说话，就口吃得更厉害。我想象哥哥弓着腰对着话筒，集中精力，费劲地把卡在喉咙里的话一一吐出来，而父亲则抛出一大堆丑话。

泰勒还没从父亲的威胁中回过神来，他的电话又响了。他以为是爸爸打来道歉的电话，没想到是肖恩打来的。爸爸已将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可以让你在两分钟内滚出这个家，”肖恩说，“你知道我能办到。问问塔拉就行。”

我一边听泰勒的讲述，一边盯着屏幕上莎拉·米歇尔·盖拉[8]静止的画面。泰勒说了很久，快速回溯这件事，但仍停留在合理化和自我谴责的荒原。爸爸一定是误会了，泰勒说，是哪里出了差错，生了误会。也许是他自己的错，也许是他说话的方式不对。就是这样。是他的错，他能弥补。

听着听着，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距离感，近乎冷漠，仿佛我和泰勒这个我认识了一辈子的最挚爱的哥哥的未来是一部我已经看过并知晓了结局的电影。我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因为我已经在姐姐身上体验过了。这正是我失去奥黛丽的时刻：这是成本为现实的时刻，税款缴纳的时刻，租金到期的时刻。就在这一刻，她意识到抽身离开是多么轻而易举：用一整个家庭来交换一个妹妹是多么差劲的交易。

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就知道泰勒也会这么做。我能从电话长长的回声里听出他的绝望。他正决定着什么，但我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的事：他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他所做的只是为它做漫长的辩护。

我是在十月收到那封信的。

它以PDF格式附在泰勒和斯蒂芬妮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上面解释说，这封信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起草的，一份副本将寄给父母。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便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泰勒已经准备好谴责我，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我被魔鬼附身，极其危险。这封信是一种凭证，一个让他得以重返家庭的通行证。

我无法说服自己打开附件；某种本能攫住了我的手指。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泰勒的样子，那个安静的哥哥在看书，而我躺在他的书桌下，盯着他的袜子，呼吸着他的音乐。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忍受听见他的声音说出那些话。

我点击鼠标，打开附件。我神情恍惚，以至于整封信读完了，也没有理解它的意思：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保重。我们爱你。

从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那里，我得以了解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在我父亲威胁要跟泰勒断绝关系后的那些日子里，泰勒每晚上床睡觉时都会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她是我妹妹。”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做出了几个月来唯一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求助于大学心理咨询服务。分配给我的咨询师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中年女士，她有一头紧密的卷发和一双犀利的眼睛。每次会面她很少说话，而是倾向于让我主动开口。我照做了，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都是如此。起初咨询没有什么效果我想不出哪次咨询很有“帮助”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总体效果不容置疑。我当时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但每周抽出一段时间，坦承自己需要一些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么做很有益处。

泰勒确实把这封信寄给了父母，并且他一旦做出承诺就再未动摇过。那年冬天，我经常给他和斯蒂芬妮打电话，斯蒂芬妮俨然成了我的亲姐姐。每当我需要找人聊聊时，他们随时都在，每次我都有很多话要说。

泰勒为那封信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个代价很难定义。他没有被断绝关系，或者至少不是永久性的。最终他和父亲达成休战协议，但他们的关系可能永远不会如从前了。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无法计算的我给他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些话都说得很别扭，说得结结巴巴。怎样遣词造句才算合理？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那一年的冬天尤为漫长，只有每周的心理咨询会打断那种沉闷。每当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几乎是丧亲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终于在秋天来临时，我发现自己能专心阅读了。除了愤怒和自责，我的大脑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我又重拾两年前在哈佛写的那一章。我重读了休谟、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我又想起了家庭。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我开始了研究。我缩小问题范围，使其更学术化、具体化。最后，我选择了十九世纪的四种思想运动，研究它们是如何与家庭责任问题作斗争的。我所选的运动之一便是十九世纪的摩门教。我踏踏实实研究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尾终于写出了论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1890》。

我最喜欢关于摩门教的那一章。作为一个在主日学校待过的孩子，我被教导，一切历史皆为摩门教做准备：基督死后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的，为的是让约瑟夫·史密斯跪在神圣树林、上帝还原真正的教会的那一刻成为可能。战争、迁徙、自然灾害这些仅仅是摩门教故事的前奏。另一方面，世俗历史倾向于忽略诸如摩门教这样的精神运动。

我的论文赋予历史一个不同的形态：既不是摩门教也不是反摩门教；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世俗的。我没有把摩门教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目标，也没有贬低摩门教在解决时代问题上所做的贡献。相反，我将摩门教的意识形态视为更大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章节。在我看来，历史并未把摩门教徒与人类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区别对待，而是将他们捆绑在一起。

我把论文初稿发给朗西曼博士，几天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坐在我对面，面带惊讶地说，论文写得不错。“有些章节写得非常好，”这回他笑着说，“要是这个论文不能让你拿到博士学位，我会感到意外的。”

当我拿着厚重的手稿走回宿舍时，我想起克里博士的一次讲座。讲座一开始他就在黑板上写道：“历史是由谁书写的？”我记得当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有多奇怪。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不是人类；那是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先知。他们对过去的看法和未来的憧憬都不容置疑，甚至不能补充。现在，当我穿过国王学院，走在宏伟的教堂投下的影子中，我从前的胆怯似乎显得有些可笑。历史是由谁书写的呢？我想，是我。

在我为自己选择的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提交了博士论文。十二月我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进行了论文答辩。我通过了答辩，回到伦敦。德鲁在那里找了份工作，我们租了一套公寓。今年一月，距我初次踏进杨百翰大学教室近十年后，我收到了剑桥大学的确认函：我是韦斯特弗博士了。

我已经建立了新生活，这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我感到一种超越家庭的失落感。我失去了巴克峰，不是主动离开，而是默默离开。我退缩了，逃离到大洋彼岸，让父亲为我讲述我的故事，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下关于我的定论。我退让了太多的土地不仅仅是那座山，还有我们共同历史的整个领域。

是时候回家了。

守望野牛

我到达山谷时已是春天。我开车沿着高速公路来到城镇的边缘，然后在可以俯瞰贝尔河的地方停下。从那里我可以眺望盆地，那是一片错落有致的田野，一直延伸到巴克峰。山上的常青树绿意盎然，在褐色、灰色的页岩和石灰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明亮。公主和从前一样明净。她站在我面前，我们之间的山谷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我一直对公主念念不忘。在大洋彼岸我听到她的召唤，仿佛我是她牧群中一头离群的恼人的小牛犊。起初她用温柔的声音哄我，但当我没有应答，当我转身走开时，她的声音变得愤怒。我背叛了她。我想象着她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她的姿态沉重而充满威胁。多年来，她一直以蔑视女神的形象活在我的脑海。

但现在看到她，站在她的田野和牧场上，我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她。她并未因我的离开而生气，因为离开也是她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她的角色不是圈养野牛，不是动用武力将它们聚拢起来，加以限制，而是为它们的归来而庆祝。

我原路返回四分之一英里，来到城里，把车停在城里外婆家白色尖桩栅栏旁。在我眼里，那依然是她的栅栏，尽管她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她已搬到缅因街附近的一家临终关怀机构。

我已经有三年没见到外公外婆了，自从父母告诉亲戚们我被恶魔附体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们。外公外婆爱自己的女儿，我确信他们已经相信了她对我的描述，所以我放弃了他们。再与外婆相认为时已晚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我了于是我来见外公，看看他的生活中是否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们在起居室坐着，地毯依旧和我小时候见到的一样洁白。这次礼节性的拜访时间不长。他谈起外婆，她不认得他以后，他还照顾了她很长一段时间。我聊了聊英国。外公提到我母亲，谈起她时是同样一副我从她的追随者脸上见过的敬畏的神情。我不怪他。据我所知，我的父母成了山谷中有权势的人物。母亲将自己的产品作为奥巴马医改计划的精神替代品进行推销，她手下有几十名员工，以最快的速度销售着产品。

外公说，上帝一定是这一惊人成功的幕后推手。我的父母必定受到上帝的呼召来做分内之事，成为了不起的医者，将灵魂带至上帝面前。我微笑着起身要走。他还是我记忆中那个温柔的老人，但我们之间的距离让我不知所措。我与他在门口拥抱，久久地看着他。他八十七岁了。我怀疑在他余生的时光中，我还能否向他证明自己并不是父亲所说的那种人，并不是一个邪恶之物。

泰勒和斯蒂芬妮住在巴克峰以北一百英里的爱达荷州福尔斯市。接下来我打算去那里，但在离开山谷之前，我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我说我就在附近，想让她来城里见我。我说，我还没准备好见爸爸，但我已经多年没看见过她的脸庞了。她会来吗？

我在斯托克斯的停车场等着她回复。我没等多久。

你竟然觉得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合情合理，这让我感到心痛。妻子从来不到丈夫不受欢迎的地方去。我是不会参与这种明目张胆的不敬行为的。

信息很长，读起来让我很累，好像刚结束了一次长跑。大部分信息是关于忠诚的训诫：家人要彼此宽恕，如果我不能原谅家人，我会为此后悔一辈子的。她写道，无论过去如何，都应该被深埋在五十英尺的地下，让它在泥土中腐烂。

母亲说欢迎我回家，她祈祷有一天我会从后门跑进家，喊着：“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