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他十分在乎我的身体，就算我被迫成为一个不能走路的“残疾人”，他也没有为了省事就放任我的身体虚弱下去。他好像在尽力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一边用各种补品和风险极大的外出保证我的健康，一边用链子和家庭锁住我，让我无法逃脱。假如我们是一对普通夫妻，没有相识相遇那么多事端和矛盾，我过的或许也是这样的生活，只是腿上没有锁而已。可是，假如没有过去的一切，我也根本不会和张明生结婚。我渐渐发现，张明生采取如此扭曲的手段，似乎只为换来一段不怎么特别的普通生活。
既没把我往死里操，也没利用我的警察身份。那他做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搞不懂他。只能推断，张明生天生变态，普通人难以理解。
我喜欢植物，喜欢树和青草，甚至喜欢被修炼得没有枝蔓的灌木。大多跑马场的味道并不算好闻，无论怎么打扫，也总是有种尘土飞扬的感觉，还夹杂着动物的气味。
张明生蹲下身子，双手顺着我的脚踝往上摸，潜进长裙的边缘，往里摸，摸到那把锁。他帮我解开，像松开我的呼吸一般，我叹了一口气，浑身松懈下来。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早就没办法骑马了。张生只是找机会带我出来散散心。
张明生把手递给我，我沉默地覆上。
我想起在日本的旅行，我们一家安顿在一座孤寂的庭院，院里铺着洁白的石子，还种了几棵嶙峋的梅树，细细的绿溪潺潺而过。我不太喜欢这种氛围，连一棵茂密的树也没有。我最讨厌的，是那一条长长的，木制长廊，暗红色的木，苍凉而华丽，我穿着木屐，依旧由张明生引着往前走。每走一步，都会听到吱呀一声。我不知道那条走廊到底有什么名堂，张明生牵着我，低头浅笑。他一定是在笑我。
张明生的手心温暖而干燥，不容置疑地拢着我，我也懒得再想和他相关的一切，只想赶快站起来。我喜欢阳光、植物，甚至喜欢雨水，我喜欢站起来行走的感觉。
还没等我离开轮椅，就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明生哥”。
詹韦清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穿得有模有样，一身肉蔻色，像电影里文艺的画家或者诗人。他看起来还是那么讨厌，小白脸一个，神情永远浮着惊异和忧愁，我都猜的到他要说什么，一定又是用“我知道不该打扰你们的，但……”这个句式造句。
张明生想必也没有预料到詹韦清的忽然出现，他的手还悬在半空，连我把手挪开了都没察觉。他转头看向詹韦清。
我不知道他的脸色如何，只知道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就跌落到了谷底。
阿海紧随其后赶了过来，他满脸为难，额头渗出了汗珠。
我瞥向阿海，冷冷地说：“怎么，现在连个人都拦不住了？”
五
当警察的时候，李译总嘲笑我是老好人，说我脾气太好，会遭人欺负。我那时候听了也只是一笑而过，因为我明白，李译并不是真心笑话我，他只是担心我总帮同事干这干那，累到自己。直到遇见张明生，我才明白，在毫无道德底线的变态面前，所谓的善良只会变成犹豫、茫然、自我折磨，大义凛然的宣言和低三下四的讨好无法帮我立足，也没办法保护我想保护的人。我觉得自己变了，有时会因为这种变化而痛苦。
但只要詹韦清一出现，我就觉得，或许我还可以再坏一点，或许我可以多摆摆张太太的架子。
他和我的生活本来没什么交集。詹韦清，一个家世优越的记者，看起来无欲无求，甚至颇有些反抗权贵的意思，这让他在平头百姓口中一向风评不错。他的穿着和行事都低调得刚刚好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淡出人们的视线。我从前有看报纸的习惯，总是在早上带一份晨报去办公室，李译每次经过我办公室讨咖啡，都会顺便带走上一份我看完的报纸。
我无奈地笑，将热咖啡递给他：“那是大前天的报纸，上面通缉的犯人现在正在接受审讯呢。”
李译说：“反正我只是看个乐子，也不在乎实效性。”
我说：“这是正经晨报，八卦消息很少的，你看什么乐子。”
李译用手指啪啪弹了几下报纸，他说：“当然是看作秀的公子哥记者詹韦清又写了什么陈词滥调咯。”
我说：“或许人家真的是热爱自己的岗位，而且我看他的笔锋挺犀利的，外界也传，他和家里的关系不好……”
李译神秘兮兮地凑过来，他说：“一个记者，这么高调地叛逆，竟然从没出过事，并且风评还这么好，师兄，你猜猜是为什么？”
我想了想，发现李译说得还算有点道理，传闻和家里关系不好的少爷小姐数不胜数，他们都声称自己需要自由，追求自由，但像张明生那种被赶出家门、连一顿热饭都吃不起的少爷，也确实很少。老一代的人有老一代的手腕，新一代的人有新一代的障眼法。不过当时我对权贵的争斗并不敏感，总觉得天塌下来仍有法律撑起一片净土，詹韦清这个名字也只是在我的人生中浅浅拂过。我不是没有在查案过程中被权贵为难过，可那时我觉得，有人为难我、看不起我，也有人替我解围、好心配合，我一腔情愿地认为，是人与人不同，而不是群体与群体不同。
来到张家，变成余怀青，我忙于自保，没太注意张明生的交友圈。我知道詹韦清与张明生自小一起长大，似乎非常亲密，张明生没有兄弟姐妹，詹韦清就拜他作兄长。张家老先生也总对詹韦清笑脸相迎。我常常想，假如詹韦清是个女孩，或许张明生也不会抓我来做他的太太。
但这些都不是我厌恶詹韦清的原因。
张耀年这个爷爷对自己长孙张明生不太满意，却很喜欢自己的重孙女可可。可可四岁生日那年，张耀年做东摆宴，大发请帖，说是人越多越好，能冲一冲可可身上的病气。我并不赞同这种封建迷信的行径，但在张耀年面前，张明生都只是站着微笑不说话，我哪有机会插嘴。
我身体不好，没法长久地主持场面，张耀年就请来了詹韦清帮忙。
我也乐得自在，由阿海推着，去花园里拜一颗老石。当年可可早产，所有医生都说这孩子很难养大。我心力交瘁，整天倒在病房里昏昏沉沉，张明生终日脸色铁青，动不动就动怒。为了可可，张家请了许多医生，甚至还动了请道士算命做法的心思。有一天，阿海来到我床边悄悄对我说，自己家乡有一种习俗，假如小孩子身体不好，就会替孩子认一颗石头或一棵树为亲戚，求它们保佑孩子长命百岁。阿海穿着黑色西装，耳边带着通讯蓝牙，他是张明生最忠诚的下属，甚至带有配枪，此刻他却站在我的床头，微微弯腰，一脸认真的稚气，他说，他为找来了一颗坚韧的石头，它会是可可的叔叔，也会是我的哥哥，他希望我活下去，我和可可都会活下去。
我听了只觉得好笑，可我没有力气笑。我受了很多苦，也想过很多次自杀，但就在我一次又一次挺过来、甚至接受自己拥有一个亲生孩子的时候，医生却告诉我，这个孩子或许活不久了。我不伤心，也不绝望，我陷入了虚无，漫长的虚无。我对这个世界没有意义，世界对我也没有眷顾，即使我在痛苦里咬牙切齿、试图拢住最后一丝希冀时，老天爷也在嘲讽我，嘲讽我的畸形的身体和不堪的身份，嘲讽我这样的人只配夹缝中生存。我没想到的是，就在那一天，可可的状况突然出现了转机。她挺了过来。躺在保育箱中的小小生命，完成了第一次平稳呼吸，继而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我爱听她的呼吸，每次为她讲完故事，她都缩在我的怀里沉沉睡去，在被漆成天蓝色的儿童房里，我独自清醒，她的呼吸伴着起伏的胸膛，沉稳、健康，我听着看着，也觉得自己的心脏跳动得更加有力。
或许真的是她的石头叔叔起了作用，或许又只是张明生黑着脸命令所有医生必须保住他的太太和女儿的缘故。
我是感谢阿海的，虽然只有一点。毕竟他对张明生的无条件服从是拉我陷入深渊的因素之一。我也意识到，我和张明生的关系，在他人眼里有各种千奇百怪的定义。阿海觉得张明生很爱我，不能失去我，阿海也觉得我很爱可可，失去可可就会走向自毁。我敬佩他的专业能力和忠诚，却质疑他的眼睛和智商。
张明生不爱我，就好像我不爱可可。
可可出院以后，我看着她，就像看一只陌生的小猫。至于张明生怎么看我，我不太在乎。
我坐在石头面前，石头也看着我。我闭眼，抱手祈祷，我心想：
石兄啊石兄，可可已经很倒霉了，生在这个家庭，爸爸是个变态，妈妈不是妈妈，只剩下你可以保护她了，也顺便保护一下她的哥哥吧，让他们健康地长大，快乐不快乐无所谓。
我睁开眼睛，感到一阵发凉的清风拂过，阿海提议还是进屋里比较好，我却盯着这块石头不肯移开目光。我忽然发现，石头的皮肤是闷青色的，恰如我苍白发青的面孔。我跟阿海开玩笑讲，看肤色，或许我和石头真的是兄弟。
阿海义正言辞，他说：“如果您按时吃药，或许就不那么像。”
我气笑了。我心想，假如你那个什么张先生肯放过我，我也不会有机会跟石头做亲戚。
阿山从远处走过来，低头告诉我该吹蜡烛了，张明生的意思是，我最好还是在场。
我无所谓，但凡有这种宴会，我都会以畏光为理由戴上墨镜，我拒绝长时间暴露在大众视野，也不配合所有拍照。张耀年对此颇有微词，觉得我上不了排面，但毕竟是在张明生的住处，他也没说什么。
吹蜡烛前，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又替可可算了一卦，他是张耀年最信任的道士，说是一年只算三次，没有一次说错的。这道士好奇怪，明明是替可可算命，他并不看小寿星，反而看过张耀年又看张明生，最后甚至望向了我，笑仍挂着，眼神骤然冷了下去。我想他应该是看出了什么，但能在上流圈子混下去，最要紧的就是嘴巴严，他的眼神没在我们大人身上流连太久，他看向可可，眼中一片怜爱，甚至还有一些，庆幸。
他说，此女是张家的福星，不论是灾劫，有她在，张家就可以保全富贵。
这实在是太重太重的话，落在一个孩子头上，不知道是福是祸。我皱起眉头，看着张耀年喜笑颜开的脸，心中浮上忧愁。再看张明生，依旧是一副微笑面具，不动如山。
我安慰自己，或许只是逗人开心的吉祥话而已。
由阿海推着，步入人群当中，来到可可身边，她由柳妈抱着，众人围拥下的她脸颊粉红，眼睛明亮，笑得露出洁白的小小牙齿。张小元站在她身边，表情也难得松弛喜悦。他们兄妹俩关系很好，比亲生的还要亲一些。
用来吹蜡烛的蛋糕定得很小巧精致，用可可最喜欢的动画片角色点缀，粉粉蓝蓝的，插了四根蜡烛。这是张小元的心思，他用零花钱买的。
可可刚出生就经历波折，也算见过世面，长大了也不怕生。由小提琴和钢琴声伴奏的生日歌大合唱里，她笑得天真，她很幸福。所有大人都蹲下身，将她围在中间。吊灯熄灭，烛光昏黄，衬得她的笑脸更加灿烂。
我突然觉得眼睛湿润，在无边无际的虚无和折磨之中，也许真的有一些东西曾拉着我，试图让我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