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的故居是一座三层的白色楼房，隐藏在高大浓密的树林里，这样的房子我们经常在美国的电影里看到。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刚好有一伙美国的福克纳迷也在参观，我们可以去客厅，可以去厨房，可以去其他房间，就是不能走进福克纳的卧室和书房，门口有绳子拦着。威廉·福克纳在这幢白房子里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现在是威廉·福克纳纪念馆了。馆长是一位美国女作家，她知道我是来自遥远中国的作家，她说认识北岛，她说她已经出版四部小说了，而且还强调了一下，是由兰登书屋出版的，她和威廉·福克纳属于同一家出版社。然后悄悄告诉我，等别的参观者走后，她可以让我走进福克纳的卧室和书房。我们就站在楼道里东一句西一句说着话，等到没有别人了，她取下了拦在门口的绳子，让我和吴正康走了进去。其实走进福克纳的卧室和书房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和站在门口往里张望差不多。

在奥克斯福最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去寻找福克纳的墓地。美国南方的五月已经很炎热了，我们开车来到小镇的墓园，这里躺着奥克斯福世世代代的男女。我们停车在一棵浓密的大树下面，然后走进了耸立着大片墓碑的墓地。走进墓地就像走进了迷宫一样，我们看到一半以上的墓碑都刻着福克纳的姓氏，就像走进中国的王家庄和刘家村似的，我们在烈日下到处寻找那个名字是威廉的墓碑，挥汗如雨地寻找，一直找到四肢无力，也没找到我的威廉师傅。最后觉得差不多所有的墓碑都看过了，还是没有威廉，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还有别的墓园。

中午的时候，我们和密西西比大学的一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一起吃饭，他说我们没有找错地方，只是没有找到而已。吃完午饭后，他开车带我们去。结果我们发现福克纳的墓地就在我们前一次停车的大树旁，我们把所有的远处都找遍了，恰恰没有在近处看看。

我在威廉·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下来，他的墓碑与别人的墓碑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旁边紧挨着的是他妻子的墓碑，稍稍小一些。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看一眼我师傅的墓地，可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美国南方的烈日真称得上是炎炎烈日，晒得我浑身发软。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完成前曾经那么强烈，完成后突然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那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在吃午饭的时候告诉我们，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奥克斯福，来看一眼威廉·福克纳的墓地。接着这位教授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差不多是十年前，一个和福克纳一样身材粗短的外国男人来到了奥克斯福，他是坐着美国人叫“灰狗”的长途客车来的，他在那个比邮票还要小的小镇上转了一圈，然后就去了福克纳的墓地。

有人看见他在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很长时间，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不知道他说话了没有，也不知道福克纳听到了没有。后来他站起来离开墓地，走回小镇。当时“灰狗”还没有到站，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就走进了小镇的书店。

美国小镇的书店就像中国小镇的茶馆一样，总是聚集着一些聊天的人。这个外国老头走进了书店，他找了一本书，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安静地读了起来。小镇上的人在书店里高谈阔论，书店老板一边和他们说着话，一边观察角落里的外国老头，他总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书店老板继续和小镇上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他说着说着突然想起来这个外国老头是谁了，他冲着角落激动地喊叫：

“加西亚·马尔克斯！”

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

一九九八年夏天的时候，我与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在意大利的都灵相遇，我们坐在都灵的剧场餐厅里通过翻译聊着，不通过翻译吃着喝着。这时的卡达莱已经侨居法国，应该是阿尔巴尼亚裔法国作家了。九十年代初，作家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一部小说《亡军的将领》，我碰巧读过这部小说。他可能是阿尔巴尼亚当今最重要的作家，像其他流亡西方的东欧作家那样，他曾经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见面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只要他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去了。不过他告诉我，他回去的次数并不多。原因是他每次回到阿尔巴尼亚都觉得很累，他说只要他一回去，他在地拉那的家就会像个酒吧一样热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会去访问他，最少的时候也会有二十多人。

因为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曾经有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友谊，我与卡达莱聊天时都显得很兴奋，我提到了霍查和谢胡，他提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四位当年的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在我们的发音里频繁出现。卡达莱在“文革”时访问过中国，他在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是极其准确的中文发音。我们就像是两个追星族在议论四个摇滚巨星的名字一样兴高采烈。当时一位意大利的文学批评家总想插进来和我们一起聊天，可是他没有我们的经历，他就进入不了我们的谈话。他一会儿批评我们中国法律制度里的死刑，想把我拉过去，我没理他；他一会儿又提到了科索沃的问题，他激动地指责塞族人是如何迫害阿族人，他以为身为阿族的卡达莱一定会跟着他激动，可是卡达莱正和我一起在回忆里激动，我们都顾不上他。

后来我们谈到了文学，我们说到了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起的，可能是我们共同喜爱伦茨的小说《德语课》。这部可以被解释为反法西斯的小说，也就可以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版。

卡达莱说了一个他的《德语课》的故事。前面提到的《亡军的将领》，这是卡达莱的重要作品。他告诉我，他在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无法在阿尔巴尼亚出版，他想让这本书偷渡到西方去出版。他的方法十分美妙，就是将书藏在书里偷渡出去。他委托朋友在印刷厂首先排版印刷出来，发行量当然只有一册，然后他将《德语课》的封面小心撕下来，再粘贴上去，成为《亡军的将领》的封面。就这样德国人伦茨帮助了阿尔巴尼亚人卡达莱，这部挂羊头卖狗肉的书顺利地混过了海关的检查，去了法国和其他更多的国家，后来也来到了中国。

我说了一个我的《德语课》的故事。我第一次读到伦茨的小说是《面包与运动》，第二次就是这部《德语课》。那时候我在鲁迅文学院，我记得当时这部书震撼了我，在一个孩子天真的叙述里，我的阅读却在经历着惊心动魄。这是一本读过以后不愿意失去它的小说，我一直没有将它归还给学校图书馆。这书是八十年代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当时的出版业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绝大多数的书都是只有一版，买到就买到了，买不到就永远没有了。我知道如果我将《德语课》归还的话，我可能会永远失去它。我一直将它留在身边，直到毕业时必须将所借图书归还，否则就按书价的三倍罚款。我当然选择了罚款，我说书丢了。我将它带回了浙江，后来我定居北京时，又把它带回到了北京。

然后在一九九八年，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在一个名叫意大利的国家里，各自讲述了和一个德国人有关的故事。这时候我觉得文学真是无限美好，它在通过阅读被人们所铭记的时候，也在通过其他更多的方式被人们所铭记。

我的阿尔维德·法尔克式的生活

我最早读到的斯特林堡作品，是他的《红房间》，张道文先生翻译的中文版。那是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之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有关《红房间》的阅读记忆虽然遥远，可是仍然清晰。斯特林堡对人物和场景的夸张描写令我吃惊，他是用夸张的方式将笔触深入到社会和人的骨髓之中。有些作家的叙述一旦夸张就会不着边际，斯特林堡的夸张让他的叙述变得更加锋利，直刺要害之处。从此以后，我知道了有一位伟大的作家名叫斯特林堡。

当时我正在经历着和《红房间》里某些描写类似的生活，阿尔维德·法尔克拿着他的诗稿小心翼翼地去拜访出版界巨人史密斯，很像我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跳上火车去北京为一家文学刊物改稿的情景，我和法尔克一样胆战心惊。不同的是，史密斯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恶棍，而北京的文学刊物的主编是一位和善的好人。史密斯对法尔克的诗稿不屑一顾，一把拿过来压在屁股底下就不管了，强行要求法尔克去写他布置的选题，法尔克因为天生的胆怯屈从了史密斯的无理要求。屈从是很多年轻作家开始时的选择，我也一样，那位善良的北京主编要求我把小说阴暗的结尾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她的理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可能出现阴暗的事情”，我立刻修改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我的屈从和法尔克不一样，我是为了发表作品。

我至今难忘斯特林堡的一段经典叙述。法尔克从史密斯那里回家后，开始为那个恶棍写作关于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的书，法尔克对这本书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胆怯的性格和家传的祖训“什么工作都值得尊重”，促使法尔克必须写满十五页，斯特林堡几乎是用机械的方式叙述了法尔克如何绞尽脑汁去拼凑这要命的十五页。与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有关的不到三页，在剩下的十三页里，法尔克用评价的方式写了一页，他贬低了她，又把枢密院写了一页，接下去又写了另外的人，最后也只能拼凑到七页半。这段叙述之所以让我二十多年难以忘记，是因为斯特林堡在不长的篇幅里，把一个年轻作家无名时写作的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自己也在苦苦地写些应景小说，目的就是为了发表，那个时代我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了不起的是，斯特林堡几乎是用会计算账似的呆板完成了叙述，而我读到的却是浮想联翩似的丰富。斯特林堡的伟大就在这里，需要优美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诗人；需要粗俗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工人；需要呆板的时候，斯特林堡就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会计师然后他写下了众声喧哗的《红房间》。

法尔克竭尽全力也只是拼凑了七页半，还有七页半的空白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他。这时候斯特林堡的叙述灵活而柔软了，可怜的法尔克实在写不下去了，他“心如刀绞，难过异常”，思想变得阴暗，房子很不舒服，身体也很不舒服，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饿了，不安地摸出全部的钱，总共三十五厄尔，不够吃一顿午饭。在法尔克饿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斯特林堡不失时机地描写了附近军营和隔壁邻居准备吃饭的情景，让法尔克的眼睛从窗户望出去，看到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着煮饭的烟，连船都响起了午饭的钟声；让法尔克的耳朵听到了邻居刀叉的响声和饭前的祈祷。然后斯特林堡给了法尔克精神的高尚，法尔克在饥饿的绝境里做出了令人赞叹的选择，他将全部的钱（三十五厄尔）给了信差，退回了出版界恶棍史密斯强加给他的写作。“法尔克松了一口气，躺在了沙发上”，所有的不舒服，包括饥饿，一下子都没有了。

斯特林堡的这一笔在二十多年前让我震撼，至今影响着我。我那时候对为了发表的写作彻底厌倦了，这样的写作必须去追随当时的文学时尚，就像法尔克写作乌尔丽卡·埃烈乌努拉的故事一样，我也经受了心理的煎熬，接着是生理的煎熬，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不舒服，我觉得自己的一切都走进了死胡同。然后与法尔克相似的情景出现了，某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坐在桌前，继续写作那篇让我厌倦的小说时，我突然扔掉了手里的笔，我告诉自己从此以后再也不写这些鬼东西了，我要按照自己内心的需要写作了，哪怕不再发表也在所不惜。接下去我激动地走上了大街，小小的屋子已经盛不下我的激动了，我需要走在宽阔的世界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重生了。

《红房间》第一章里有关法尔克去“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寻找工作的描写，是我和几个朋友当时最喜欢的段落。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门卫就有九个，只有两个趴在桌上看报纸，另外七个各有不在的原因，其中有一个上厕所了，这个人上厕所需要一天的时间。总署里面的办公室大大小小多得让人目不暇接，都是空空荡荡，那些公职人员要到十二点的时候才会陆续来到。寻找工作的法尔克来到了署长办公室，他想进去看看，被门卫紧张地制止了，门卫让他别出声，法尔克以为署长在睡觉。其实署长根本不在里面，门卫告诉法尔克，署长不按铃，谁也不许进去。门卫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听见署长按过铃。

我当时因为发表了几篇小说，终于告别了五年的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了。文化馆的职员整天在大街上游荡，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没想到我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然后我去一家国营工厂看望一位朋友，上班时间车间里的机器竟然全关着，所有的工人都坐在地上打牌。我对朋友说：“你的工作真是舒服。”朋友回答：“你的也一样，上班的时候跑到我这里来了。”当时我们几个读过《红房间》的朋友，都戏称自己是“公务员薪俸发放总署”的职员，瑞典的斯特林堡写下了类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中国的故事。

斯特林堡还写下了类似今天中国的故事。我第一次阅读《红房间》的时候，中国的出版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也没有证券市场。出版界巨人史密斯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捧红了古斯塔夫·舍霍尔姆，一个三流也算不上的作家，这个段落让我十分陌生，让我感到陌生的还有特利顿保险公司的骗局，当时我万分惊讶，心想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没想到二十年以后，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也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编造弥天大谎来推出一位新作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特利顿这样的骗子公司也已经举不胜举。

我第二次阅读《红房间》已经时隔二十多年，四天前拿到李之义先生翻译的《斯特林堡文集》。一般阅读外国小说都会遇到障碍，李先生的译文朴素精确，我阅读时一点障碍都没有。我重读了《红房间》，又读了四个短篇小说，还有《古斯塔夫·瓦萨》，斯特林堡这个剧本里的戏剧时间，紧凑得让我喘不过气来，而且激动人心。现在当我重温二十多年前的阅读，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觉得自己仿佛成为了斯特林堡《半张纸》中的那个房客，这个要搬家的年轻人在电话机旁发现了半张纸，上面有着不同的笔迹和不同的记载，年轻人拿在手里看着，在两分钟内经历了生命中两年的时间。

我花了两天时间重读了《红房间》，勾起了自己二十多年来有关阅读和生活的回忆，甜蜜又感伤。过去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过去的阅读却是历久弥新。二十多年来我在阅读那些伟大作品的时候，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

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个话题，别林斯基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说出了什么是人的内心，那地方不是为了安放隐私，那是世界上最宽广的地方。内心的宽广让托尔斯泰写下了这么多不同的人和这么多不同的命运。与此相反，那些热衷于描述自己隐私的，其实不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分泌。一个作家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当他离世而去后，“我们应该从他身上看到还在的人”。

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

我第一次听到伊恩·麦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国，也可能在法国或者意大利，人们在谈论这位生机勃勃的英国作家时，表情和语气里洋溢着尊敬，仿佛是在谈论某位步履蹒跚的经典作家。那时候我三十多岁，麦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我心想这家伙是谁呀，这个年纪就享受起了祖父级的荣耀。

然后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零星地看到有关他的报道：“伊恩·麦克尤恩出版了新书”、“伊恩·麦克尤恩见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改编成了电影”这几年中国的出版界兴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麦克尤恩的著名小说，《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可是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们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这位文学巨人。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麦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中国读者了解他。现在麦克尤恩的第一部书《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正式出版，我想他的小说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趁机轮回了。从头开始，再来一次。

这是一部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书，在麦克尤恩二十七岁的时候首次出版。根据介绍，这部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可以想象当初英国的读者是如何惊愕，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一个遥远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了这些故事之后仍然惊愕。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我曾经用一种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杰出，那就是在阅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之后，是否留下了阅读后遗症，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麦克尤恩名字时的情景，我明白了当初坐在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患者。

我感到这八个独立的故事之间存在着一份关于叙述的内部协议，于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组曲，一首拥有八个乐章的组曲。就像麦克尤恩自己所说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然后麦克尤恩在《立体几何》凝聚了神奇和智慧，当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烦躁，而且烦躁是那么地生机勃勃；让《家庭制造》粗俗不堪，让这个乱伦的故事拥有了触目惊心的天真；《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可能是这本书中最为温暖的故事，可是故事结束以后，忧伤的情绪从此细水长流；《舞台上的柯克尔》的叙述夸张风趣，指桑骂槐。麦克尤恩让一群赤裸的男女在舞台上表演性交，还有一个人物是导演，导演要求小伙子们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导演说：“如果给我见到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蝴蝶》里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过程冷静得令人心碎；《与橱中人对话》看似荒诞，其实讲述的是我们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结尾时所表达的一样，我们人人都会在心里突然升起回到一岁的愿望；《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没有仪式的仪式，还有随波逐流的时光，麦克尤恩给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光涂上夕阳的余辉，有些温暖，也有些失落；《化装》是在品尝畸形成长的人生，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这里俯拾即是。

这就是伊恩·麦克尤恩，他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他的叙述两者皆有。就像国王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一样，麦克尤恩的边界叙述让他拥有了广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写下希望的时候也写下了失望，写下恐怖的时候也写下了安慰，写下寒冷的时候也写下了温暖，写下荒诞的时候也写下了逼真，写下暴力的时候也写下了柔弱，写下理智冷静的时候也写下了情感冲动。

麦克尤恩在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正在经历他的年轻时光。二十二岁从苏塞克斯大学毕业后，去了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写作研究生班，开始学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后，立刻用稿费去阿富汗游玩。多年之后麦克尤恩接受采访，回顾了写作这些短篇小说时所处的境况：“我二十出头，正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当时他反感英国文学传统里社会档案式的写作，他想表达一种个人生存的翻版，他说：“早期的那些小故事都是倒影我自己生存的一种梦境。虽然只有很少的自传性内容，但它们的构造就像梦境一样反映了我的生存。”麦克尤恩二十一岁开始读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并且感到“他们似乎打开了某种自由空间”。然后“我试写各种短篇小说，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麦克尤恩毫不掩饰其他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而且还努力为自己当时写下的每一个短篇小说寻找源头，“比方说，《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的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种滑稽的做爱故事取笑了他一把。这个故事也借用了一点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化装》则效法了一点安格斯·威尔逊的《山莓果酱》。我不记得每篇故事的渊源，但我肯定巡视了别人的领地，夹带回来一点什么，借此开始创作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了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用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作家的写作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写作，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阳光照耀而生长的时候，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生长，而始终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长。我意思是说，文学中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

麦克尤恩的写作经历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立体几何》里关于神奇的叙述与生动的生活场景合二为一，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纳博科夫的某些段落；《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和《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会让我们联想到托马斯·曼的叙述风格，从容不迫，并且深入人心；《与橱中人对话》和《化装》或许与卡夫卡的那些奇怪的人生故事异曲同工；《舞台上的柯克尔》似乎是与荒诞派话剧杂交而成的；《蝴蝶》里的少年犯罪心理曾经是戈尔丁的拿手好戏，可是到了麦克尤恩笔下也是毫不示弱。

我想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自己的阅读经历出发，为麦克尤恩的这些故事找到另外的文学源头，找到麦克尤恩未曾阅读甚至是未曾听闻的文学源头。而且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卡夫卡、托马斯·曼、菲利普·罗斯、亨利·米勒、安格斯·威尔逊、纳博科夫、戈尔丁他们找到文学源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就是文学。

我喜欢引用这样两个例子，两个都是笑话。第一个是法国人嘲笑比利时人的笑话：有一个卡车司机满载着货物行驶在比利时的土地上，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无法通过一个城门，就在司机发愁的时候，当地的比利时人自作聪明地向司机建议，将卡车的四个轮子取下来，降低高度后就可以经过城门。第二个来自中国古代的笑话：有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要过城门，他将竹竿竖起来过不去，横过来也过不去，这人不知所措之时，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走过来，称自己虽然不是圣人，也是见多识广，他建议将竹竿从中间锯断，就可以通过城门了。

这两个笑话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这样的考证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结果的。我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各民族的精神历史和现实生活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而文学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相似性。如同殊途同归，伟大的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然后汇集到了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等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主题之上。所以文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陌生，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互熟悉。我曾经说过，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作品里，读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在属于别人的镜子里也能看清楚自己的形象一样。

我相信麦克尤恩在阅读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作品之后，肯定是在别人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形象，然后写下了地道的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这家伙二十多岁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读一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一个天才是如何诞生的。

麦克尤恩在这些初出茅庐的故事里，轻而易举地显示出了独特的才能，他的叙述有时候极其锋利，有时候又是极其温和；有时候极其优雅，有时候又是极其粗俗；有时候极其强壮，有时候又是极其柔弱这家伙在叙述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恰到好处。与此同时，麦克尤恩又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展示出了普遍的文学，或者说是让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继续。什么是文学天才？那就是让读者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从独特出发，抵达普遍。麦克尤恩就是这样，阅读他作品的时候，可以让读者去感受很多不同作者的作品，然后落叶归根，最终让读者不断地发现自己。我曾经说过，文学就像是道路一样，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的阅读之旅在经过伊恩·麦克尤恩之后，来到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车站；反过来，经过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同样也能抵达伊恩·麦克尤恩的车站。这就是为什么伊恩·麦克尤恩的叙述会让我们的阅读百感交集。

我的意思是说，当读者们开始为麦克尤恩的作品寻找文学源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现实处境寻找一幅又一幅的自画像。读者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唤醒自己过去阅读里所有相似的感受，然后又让自己与此相似的人生感受粉墨登场，如此周而复始的联想和联想之后的激动，就会让儿歌般的单纯阅读变成交响乐般的丰富阅读。

什么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这就是。

两位学者的肖像

一九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一岁的高本汉搭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北京号”货轮，与一千公斤炸药结伴同行，经过两个月的海上漂泊，抵达了上海，然后一路北上，在北京稍作停留以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就这样，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中国的战乱和瘟疫里，在自己的饥寒交迫里，开始了他划时代的研究工作历史音韵学和方言学。很多年以后，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教授指出：在索绪尔死后发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前一年，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已经发表。

这是一位勤奋的学者，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的中文译本的序言里说：“通过其充沛的精力与过人的智慧，高本汉独立地使瑞典成为世界上汉学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国家之一。高本汉的研究涉及汉学的许多方面，如方言学、语音学、历史音韵学、语文学、考证学以及青铜器的年代学。他在学术上的著作对深入了解汉语的历史演变有重大意义。”

从马悦然精心编辑的高本汉作品年表来看，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他的专著出版和论文发表似乎应该按季节来计算，而不应该按年度计算。我看不出他什么时候休息过，偷懒的事他肯定是一辈子都没干过，就像他的母亲艾拉一样，艾拉说过：“懒的长工和温暖的床很难分开。”我担心高本汉可能成年后就不知道床的温暖滋味。好在他小时候知道母亲怀抱的温暖滋味，他在一九一○年十月发自山西太原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还是一个小不点的时候，‘懒’在妈妈的怀抱里是多么舒服。”

马悦然在书中写道：“一九五四年为庆祝高本汉六十五岁生日，远东博物馆里的人把他过去发表在博物馆年刊上的文章结集后用精装出版，高本汉激动地喊出：‘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

如此勤奋的老师必然会带出勤奋的学生，一九九七年我们一行人在斯德哥尔摩参观瑞典学院图书馆时，图书馆工作人员事先将马悦然的专著和翻译作品堆满了一张很大的桌子，就在我们感到惊讶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还有一些马悦然的作品没有放上去。当时站在一旁的马悦然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令我印象深刻。

高本汉、马伯乐、伯希和这一代汉学家艰苦的学习经历，是今天学习中文的西方学生难以想象的，后来的马悦然这一代学者也是同样如此。马悦然在正式学习汉语之前，准备拉丁文考试时，为了消遣，阅读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版的《道德经》，他惊讶三种译文的差距如此之大，便斗胆去请教高本汉，歪打正着地成为了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没有回到乌普萨拉，他留在了斯德哥尔摩，最初的几周里他“在中央火车站大厅长椅上、在公园里和四路环行电车上度过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图列广场，那里有适合人躺着的长椅子”。马悦然写道：“这些困难丝毫没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汉指导下学习中文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