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在炎热的达拉斯和湿热的迈阿密之后，来到了凉爽的芝加哥。气温和心情如此吻合，经历总决赛的热情奔放之后，现在安静了。这一段生活已经结束，另外一段完全不同的生活即将开始。漫长的人生为何令人感到短暂？也许是美好的生活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段落。记得第一次步入迈阿密美航中心时，我们中间有人说：“我羡慕我。”

纽约笔记

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今天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从五楼莫奈、毕加索他们的杰作看到三楼墙上弄些纸挂着的艺术。艺术愈来愈随便了。我想起小时候的情景，为了不看到屋顶的瓦片，父亲用旧报纸糊屋顶。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医生，今天知道他也是艺术家记得有朋友说过，他给一百个学生上课叫上课，给一百张椅子上课叫行为艺术。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与艾米丽吃晚饭，她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编辑，那时候她编辑过我的文章。后来她去了华盛顿的国务院，这次纽约相遇时她又更换了工作。我们谈到我刚出版的英文版新书，她说一家杂志社请她写书评，但是知道她和我是熟悉的朋友后立刻要求她别写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家杂志社担心会有腐败。我笑了，我说美国人如此反腐，美国的腐败仍然杂草丛生。在中国，反腐败似乎成为纪检人员的特权了，所以中国的小腐败山花烂漫，大腐败在丛中笑。

二○一一年十一月四日

美国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社会捐赠。我在纽约大学听到一个真实故事：一位捐赠者赤脚，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看到捐赠者赤脚，第一反应就是脱去自己的鞋袜，也赤脚了。两个赤脚者坐在一起认真对话。然后捐赠者开支票，校长歪着脑袋偷偷看到捐赠者在一的后面写了一个又一个零，他向纽约大学捐赠一亿美元。

我将这个故事告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赤脚的不捐穿鞋的。”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八日离开纽约，先去了美国的西海岸，又去了北部，再到最南端的迈阿密，转了一大圈以后，今天回到纽约，住进纽约大学提供的宽敞公寓，可是暂时不能上网。我每天背着迈阿密书展给的花哨袋子，里面放着电脑，走二十米路去纽约大学图书馆上网。有朋友说是纽约最丑陋的袋子，另有朋友反对，说应该是纽约第二丑陋，还有朋友说：“这里是纽约。你背着最漂亮的包，没人会说漂亮；你背着最丑陋的包，也没人觉得丑陋。”

在迈阿密的时候，与我英国出版社老板迈耶尔先生喝上一杯，这位七十五岁的老头说话滔滔不绝，可能是他说得太多了，我回到自己住的酒店后只想起他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恐怖分子，有些是拿着炸弹的，有些是拿着意识形态的。”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在纽约过了感恩节，朋友带我去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的名牌店转转，看到成群结队的中国游客，每家奢侈品商店都有讲中文的导购。蒂芙尼的一位导购说中国人有钱，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些奢侈品商店都会倒闭。我心想：少数中国人挣钱太容易，不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多数中国人挣钱太难，不知道怎么可以挣到钱。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我在美国出版了第一本非小说类文集，关于当代中国。我出国前收到兰登书屋快递的精装本样书，其尺寸厚度和平装本差不多，我当时有些吃惊，不像正常精装本那样大而厚。来到美国后读到评论说关于中国的书都是又大又厚，都是资料和理论；而这本小巧的书令人亲切，又充满故事。然后我感叹兰登书屋编辑用心良苦。

今天和我美国的编辑LuAnn吃午饭，一位朋友给我们翻译。我们先要了一瓶水，一边喝水一边交谈。侍者上菜后转身时打翻了那瓶水，弄湿了我挂在一把空椅子上的外衣。领班过来连声道歉，拿着白色餐巾请我自己擦干，同时解释如果他们替我擦干的话，我可能会指控他们弄坏了我的衣服。我想起国内有老人在街上跌倒后没有人敢去扶起来的情景。

LuAnn告诉我，在美国一年只出版两万多种图书。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时，美国每年出版十二万种图书，中国是十万种。此后几年中国出版数量迅速超过美国，今年达到三十万种以上。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非洲

我记忆里有关非洲的两个叙述携手而来。

第一个叙述从遥远的童年里走了出来。当时我正在经历着“文革”的岁月，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如雷贯耳，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口头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兄弟姐妹。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接踵而来，他们和毛泽东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些总统大多拥有上校或者少校的军衔，记得有一位总统的军衔是准将，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奔走相告：“这次终于来了一个将军。”当时让我深感自豪的是我们中国无私地援助了非洲，为此我们的报纸、广播和新闻纪录片周而复始地报道这些光辉事迹：我们援建了坦赞铁路，我们的医疗队在非洲治病救人，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在非洲种植大片稻米

第二个叙述来自巴黎。二○○八年春天我在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遇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女记者，四十多岁，性格开朗，不断张嘴大笑。采访结束后，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有很多中国人到多哥帮助种植稻米，这些远离家乡的中国男人大规模种植稻米的时候，也大规模和多哥女人做爱，留下了大规模的混血儿。这位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一个中国农业技术人员留下的孩子。说到最后，这位多哥裔的女记者放声大笑，她说多哥曾经流行过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比留下的稻米还多。”

这两个关于非洲的叙述殊途同归，共同讲述了中非友谊。

酒故事

这个酒故事发生在奥斯陆，是我前往斯塔万格的前一个晚上。我在挪威的出版社编辑阿斯比旺是个幽默的家伙，我们的翻译总是在他说完话后咯咯笑上一会儿，再把他的话翻译过来，然后是我笑了。他声称请我去吃地道的挪威饭喝地道的挪威酒，走在路上时我开始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家餐馆，应该是古旧的房子和古旧的色调，说不定中间还陈列着一艘维京海盗船。结果阿斯比旺把我们带进了一家专卖腌制鱼肉的商店，里面挂满不同种类的肉肠和不同种类的火腿，冷藏柜里是不同种类的鱼干。我以为里面是餐馆，往里走去，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有电脑和文件柜，一张桌子上已经摆放了一盘盘肉片和鱼片，还有几瓶酒，我心想这就是餐馆了。

这是一家父子两人的商店，我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坐下。就餐前，儿子说先让我们看看挪威地图，父亲提着一条火腿进来，火腿就是挪威地图。父亲用一把小刀指着火腿上不同的部位介绍起了挪威的城市：奥斯陆、卑尔根、斯塔万格介绍了火腿上的城市后，父亲继续指点着火腿，介绍桌子上的肉片分别来自哪个部位。然后父亲手中的小刀指向了火腿外面，那是大海了，告诉我们桌子上的鱼片分别来自哪个海。

父亲放下火腿后，儿子指导我们，要将火腿肉片在手里搓热了再吃。我开玩笑地问是否可以在胳肢窝里搓热，他微笑地说可以。我说会有狐臭味，他开玩笑地回答，那样更好吃。

这位儿子告诉我，吃这些腌制的肉片和鱼片时胃里会觉得很冷，所以要喝土豆酿制的挪威烧酒，说这些烧酒酿制完成后灌进木桶，再装上船漂洋南下去赤道那里转一圈回来。于是在北欧寒冷的冬天里喝上这些从赤道回来的烧酒时，胃里会有非洲的炎热。

我用手搓热了肉片，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同时喝下小杯的挪威烧酒，温顺刺激的液体从食道流下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炎热的感觉。我小心翼翼地吃着肉片和鱼片，小心翼翼地喝着烧酒，等待胃里出现非洲的炎热。

阿斯比旺大把抓着肉片鱼片吃，大口喝着从赤道回来的烧酒，大声讲述起他二十岁时曾经吃素的故事。那时候他住在巴黎，有一个漂亮的法国女朋友，他吃素一年多，也不喝酒，然后性欲脆弱不堪了，他焦虑不安，他的女朋友也焦虑不安，陪着他去看了三个医生，前两个医生查不出病症所在，第三个医生问起他的食谱时，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告诉他多吃肉多喝酒就行了。他不再吃素，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性欲立刻强壮无比了。

我听着阿斯比旺的性欲如何跌宕起伏的故事，一小杯接着一小杯喝着烧酒，胃里一次又一次呼唤“赤道赤道”，可是胃里不仅没有非洲的炎热，反而出现了北极的寒冷。这是从里往外冲锋出来的冷，比起站在寒冬风雪里的那种从外往里渗透的冷，这个他妈的更冷。

晚餐后我瑟瑟打抖回到宾馆，烧开一壶水，喝下两杯热茶后，胃里才有了温暖的感觉。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胃里仍然有丝丝寒意。我怀疑昨晚喝下去的烧酒没有去过赤道，这桶烧酒很可能装上一群酒鬼的船，从船长到大副到船员全是酒鬼，这群醉醺醺的酒鬼驶错方向了，没有南下去赤道，而是就近到北极去转了一圈。

我想起小时候，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家的一个邻居，六十多岁，每周要喝一次白酒，一小杯白酒和一粒五香豆。他美滋滋喝上一小口，舔一下五香豆，停顿一会儿，再美滋滋喝上一小口，再舔一下五香豆。直到五香豆表皮的咸味没有了，他才开始仔细地吃上一点。只有一小杯白酒和一粒五香豆，这个老头可以享受两个多小时神仙般的生活。他脸上洋溢出来的不是酒醉的表情，而是陶醉的表情。

再想想这些年看到的一些人，嚎叫着把名贵的白酒和红酒像啤酒一样干杯。这些人应该去喝假酒。

儿子的固执

二

○○四年十一月我们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周成荫教授让一位学生带着余海果在波士顿到处游玩，那位学生后来笑着告诉我，说余海果的语言很特别，她有一次抓住余海果的手腕，可能使了点劲，余海果不说捏重了，他说：

“你捏住我的血管了。”

我记得余海果还在幼儿园上学的时候，有时我会突然吼他一声。有一天他认真地告诉我，这突然的吼声对他的伤害很大，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

“好比是拿着遥控器，咔嚓一下把电视关了一样，你会咔嚓一下把我的生命关了。”

我和余海果相处十一年了，我经常被他奇怪和特别的比喻吸引。当他上了小学，开始写作文以后，他的比喻总是在那些错别字和病句中间闪闪发亮。

余海果一直声称自己不喜欢写作。这次他跟着我和陈虹在美国和法国转了八个月，看了很多风格迥异的建筑，于是声称自己迷上建筑了。在美国我们跑了十多个城市和二十多所大学，他说最喜欢的是斯坦福大学，他喜欢斯坦福的房子。因为在伯克利住了三个月，他也喜欢伯克利加州大学，他说喜欢校园里的坡度。

余海果开始写作文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关进小屋子，过一会儿出来宣布一下，已经写了多少个字了，然后又进去继续写作，再过一会儿又出来一下，又宣布写了多少个字了。他每写几个字都要重新清点一下总共有多少字了，这是他写作最初的成就感。

《在美国钓鱼》是余海果迄今写得最长的一篇作文。这篇作文对他意义重大，这之后他不屑于点算字数了，开始点算页码。当他从自己的小房间出来，宣布自己又写了半页，或者又写了一页。然后像是经历了一次长跑一样，疲惫地说要让自己休息一下了。

我和陈虹曾经希望他多写几篇关于美国的作文，我们在爱荷华城住了两个多月，在鬼节的那个晚上，他和两个同龄的孩子挨家挨户去要糖果，最后背着一大袋糖果回家，倒在桌子上清点时得意洋洋。之后的感恩节我们又在洛杉矶度过，他去了朝思暮想的迪士尼乐园和环球影城，他还在我们住的希尔顿酒店的露天泳池里游泳，他说喜欢洛杉矶，因为这是一个冬天还能在露天游泳的城市。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旧金山了，晚上我们专门去了一个教堂，在肃静的气氛里他坐立不安，神甫在讲述的时候，他偷偷告诉我，他快要得忧郁症了。纽约的曼哈顿和芝加哥的市中心气势恢宏，行走在那里的街道上就像是行走在峡谷里。还有北卡安静的小镇，还有灯火辉煌的拉斯维加斯有很多可以写作的经历，他在爱荷华城的赫尔斯曼小学和伯克利的拉孔特小学分别上了两个月的课，与美国孩子在一起的经历。我们都希望他写一写，但是他摇头，他说写作一定要自己想写了才能写好。

前几天他突然自己想写作了，他上卫生间时没有开灯，他坐在黑暗的里面突然有了一种黑暗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深感不安，他从卫生间里出来时告诉我们，他想好了一首诗，题目叫《地下一层》。我们家在二十层，可是卫生间的黑暗让他写下了这首《地下一层》，他裤子都来不及系好，就赶紧在本子上记下了他的诗，然后用他脆生生的声音朗读起来：

地下一层，永久的平静，

地下一层，汽车的监狱，

地下一层，一个见不着阳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