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巴金，其实我是有机会的，我只要对李小林说：我想见见巴金。李小林肯定会带我去她家，可是我一直不好意思说，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我每次去上海，都有这样的愿望，可是一直没有说。后来巴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以后，我就更不能向李小林提这样的要求了。

李小林曾经说起过她父亲的一些事，比如最早让李小林阅读的外国文学是大仲马的作品，中国文学是《封神演义》。李小林还说到她小时候学钢琴的事，她母亲逼她练习，她不愿意的时候就哭，这时候巴金就会默默地坐在女儿的身边。阅读巴金的作品，尤其是《随想录》，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精神上勇敢的人，也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生活中温和的人。

今天晚上，巴金离开了我们。我觉得在难受之后，还是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巴金该做的都做了，该留下的都留下了。想想鲁迅吧，他没有写完自己人生的小说就走了；巴金是写完了自己人生的小说才走的，而且是修改定稿以后才走的。我时常觉得《随想录》就是巴金对自己思想和生活最好的修改。所以我要说：

“巴金很好地走了。”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

关键词：日常生活

如果关于我的写作应该有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词就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貌似平淡和琐碎，其实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而且包罗万象。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比方说，今天很多中国人喜欢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留念，这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这样的举动不仅包含了奥林匹克，也包含了当代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因为鸟巢和水立方已经是今天中国的象征。同时，这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举动也勾起了我遥远的隐私。“文革”时期我正值少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小镇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前往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留影，这几乎是我少年时代最为强烈的情感和最为冲动的欲望，可是这样的愿望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过于奢侈，我只能在小镇的照相馆里，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布景前拍下一张照片，仿佛我真的到过天安门广场了，遗憾的是照片上的天安门广场空空荡荡，只有独自一人的我，这是在布景前照相的唯一瑕疵。当今天很多中国人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时，我与一些同龄的朋友们说起自己这张旧照，才知道他们也都有一张站在天安门广场布景前的照片。我们感慨不已，沉浸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〇〇九年四月九日

荒诞是什么

我写下过荒诞的小说，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荒诞派作家，因为我也写下了不荒诞的小说。荒诞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源远流长，已经是最为重要的叙述品质之一了。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传统来看，荒诞的叙述也是因人因地因文化而异，比如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作品，他们的荒诞十分抽象，这和当时的西方各路思潮风起云涌有关，他们的荒诞是贵族式的思考，是饱暖思荒诞。

卡夫卡的荒诞是饥饿式的，是穷人的荒诞，而且和他生活的布拉格紧密相关，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充满了社会的荒诞性，就是今天的布拉格仍然如此。

有个朋友去参加布拉格的文学节，回来后向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个小偷是大模大样走进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当着文学节工作人员的面，逐个拉开抽屉寻找什么，然后拿着手提包走了。傍晚的时候，文学节主席回来后找不到手提包，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人拿走的，以为是他派来取包的，他才知道被偷走了。手提包里是关于文学节的全部材料，这位主席很焦急，虽然钱包在身上，可是这些材料对他很重要。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偷回来了，生气地指责文学节主席，为什么手提包里面没有钱。文学节主席看到小偷双手空空，问他手提包呢？小偷说扔掉了。文学节主席和几个外国作家诗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几个警察正坐在楼上打牌，文学节主席用捷克语与警察说了一通话，然后告诉那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说是警察要打完牌才下来处理。他们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一个警察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先是给小偷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后给文学节主席做笔录，再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做笔录，他们是证人。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几位外国作家诗人不会说捷克语，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警察说不行，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认识，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翻译，等翻译赶到，把所有证人的笔录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离开警察局时，苦笑地说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我的朋友讲完后说：“所以那个地方会出卡夫卡。”

还有马尔克斯的荒诞，那是拉美政治动荡和生活离奇的见证，今天那里仍然如此，前天晚上我的巴西译者修安琪向我讲述了现在巴西的种种现实。她说自己去一个朋友家，距离自己家只有一百米，如果天黑后，她要叫一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回去，否则就会遇到抢劫。她说平时口袋里都要放上救命钱，遇到抢劫时递给劫匪。她的丈夫有一天晚饭后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散步，天还没黑，所以没带上救命钱，结果几个劫匪用枪顶着他的脑门，让他交钱出来，他说没带钱，一个劫匪就用枪狠狠地砸向他的左耳，把他的左耳砸聋了。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巴西著名的球星卡洛斯，夏天休赛期回到巴西，开着他的跑车兜风，手机响了，是巴西一个有上亿人收听的足球广播的主持人打来的，主持人要问卡洛斯几个问题，卡洛斯说让他先把车停好再回答，等他停好车准备回答问题时，一把枪顶住他的脑门了，他急忙对主持人说先让他把钱付了再回答问题。差不多有几千万人听到了这个直播，可是没有人觉得奇怪。

美国的黑色幽默也是荒诞，是海勒他们那个时代的见证。我要说的是，荒诞的叙述在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那里表达出来时，是完全不同的。用卡夫卡式的荒诞去要求贝克特是不合理的，同样用贝克特式的荒诞去要求马尔克斯也是不合理的。这里浮现出来了一个重要的阅读问题，就是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文学作品是错误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那就是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里内心迅速地丰富饱满起来。因为文学从来都是未完成的，荒诞的叙述品质也是未完成的，过去的作家已经写下了形形色色的荒诞作品，今后的作家还会写下与前者不同的林林总总的荒诞作品。文学的叙述就像是人的骨髓一样，需要不断造出新鲜的血液，才能让生命不断前行，假如文学的各类叙述品质已经完成了固定了，那么文学的白血病时代也就来临了。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日

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一九八〇年，“文革”刚刚过去，很多被禁止的外国小说重新出版，但是数量有限，我拿到《罪与罚》的时候，只有两天阅读的时间，然后接力棒似的交给下一位朋友。

我夜以继日地读完了《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像是轰炸机一样向我的思绪和情感扔下了一堆炸弹，把二十岁的我炸得晕头转向。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太强烈了，小说一开始就进入了叙述的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结束。这是什么样的阅读感受？打个比方，正常的心跳应该是每分钟六十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的心跳变成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这一百二十次的每分钟心跳不是一会儿就过去了，而是持续了两天。谢天谢地，我有一颗大心脏，我活过来了。

我当时太年轻，承受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强度的叙述轰炸，此后几年里我不敢再读他的作品。可是那种持续不断的阅读高潮又在时刻诱惑着我，让我既盼望陀式叙述高潮又恐惧陀式叙述高潮。那段时间我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时都觉得味道清淡，如同是尝过海洛因之后再去吸食大麻，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没感觉？

这时候茨威格走过来了，对我说：“嗨，小子，尝尝我的速效强心丸。”

我一口气读了他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的叙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套路，上来就给我叙述的高潮，而且持续到最后。他向我扔了一堆手榴弹，我每分钟的心跳在八十次到九十次之间，茨威格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激动，同时又没有生命危险。那段时间我阅读了翻译成中文的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他的速效强心药很适合我当时的身心和口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威格是截然不同的两位作家，但是他们的叙述都是我称之为的强力叙述。为什么我说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看他们的作品篇幅就知道了，那是大衣和衬衣的区别。更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是社会中的人，茨威格描写的是人群中的人。我当时之所以害怕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对茨威格倍感亲切，可能是茨威格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叙述中那些社会里黑压压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情景。茨威格十分纯粹地描写了人的境遇和人生的不可知，让我时时感同身受。当我度过了茨威格的阅读过程之后（另一方面我在社会上也摸爬滚打了几年），再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的心跳不再是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了，差不多可以控制在八十次到九十次之间。

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茨威格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更高的台阶。我当时年轻无知，直接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结果发现自己有恐高症。我灰溜溜地爬了下来，刚好是茨威格的台阶。我在习惯茨威格之后，再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时，发现自己的恐高症已经治愈。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大仲马的两部巨著

要我为读者推荐几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国的大仲马，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插图本的《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前者六十三万字，定价三十元；后者一百万字，定价四十元，价廉物美。《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是大仲马的伟大作品，我是二十来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它们的，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当时我不吃不喝不睡，几乎是疯狂地读完了这两部巨著，然后大病初愈似的有气无力了一个月。

这是我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书，去年我儿子十一岁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了，我首先为他选择的就是《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我儿子读完大仲马的这两部巨著后，满脸惊讶地告诉我：原来还有比《哈利·波特》更好的小说。今年八月在上海时，李小林告诉我，她十岁的时候，巴金最先让她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是大仲马的这两部小说。

很多人对大仲马议论纷纷，他的作品引人入胜，于是就有人把他说成了通俗小说作家。难道让人读不下去的作品才是文学吗？其实大仲马的故事是简单的，让读者激动昂扬的是他叙述时的磅礴气势，还有他刻画细部时的精确和迷人的张力。

克林顿还在当美国总统时，有一次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白宫做客，在座的作家还有富恩特斯和斯泰伦。酒足饭饱之后，克林顿想知道在座的每位作家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答是《基度山伯爵》。为什么？马尔克斯说《基度山伯爵》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最伟大的小说。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年轻水手被打入伊夫城堡的地牢，十五年以后出来时居然懂得了物理、数学、高级金融、天文学、三种死的语言和七种活的语言。

我一直以为进入外国经典文学最好是先从大仲马开始，阅读的耐心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大仲马太吸引人了，应该从他开始，然后是狄更斯他们，然后就进入了比森林还要茂密宽广的文学世界，这时候的读者已经有耐心去应付形形色色的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让我意识到，大仲马的这两部巨著不仅仅是阅读经典文学的入门之书，也是一个读者垂暮之年阅读经典文学的闭门之书。

二〇〇五年九月七日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来自东西方的两位作家，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六年分别让我兴奋不已。虽然不久以后我发现他们的缺陷和他们的光辉一样明显。然而当我此刻再度回想他们时，犹如在阴天里回想阳光灿烂的情景。

川端康成拥有两根如同冬天的枯树枝一样的手臂，他挂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种衰败的景象。从作品中看，他似乎一直迷恋少女。直到晚年的写作里，对少女的肌肤他依然有着少男般的憧憬。我曾经看到一部日本出版的川端康成影册，其中有一幅是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面对他的第一排坐着几位身穿和服手持鲜花的日本少女。他还可能喜欢围棋，他的《名人》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小说。

《美的存在与发现》是他自杀前在夏威夷的文学演说，文中对阳光在玻璃杯上移动的描叙精美至极，显示了川端在晚年时感觉依然生机勃勃。文后对日本古典诗词的回顾与他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样，仅仅只是体现了他是一位出众的鉴赏家。而作为小说家来说，这两篇文章缺乏对小说具有洞察力的见解，或许他这样做是企图说明自己作品的渊源，从而转弯抹角地回答还是不久以前对他们（新感觉派）的指责，指责认为他们是模仿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莫朗等。这时候的川端有些虚弱不堪。

一九八二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我最初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然的阅读，导致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的写作，和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六年春天的对川端的忠贞不渝。那段时间我阅读了译为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他的作品我都是购买双份，一份保存起来，另一份放在枕边阅读。后来他的作品集出版时不断重复，但只要一本书中有一个短篇我藏书里没有，购买时我就毫不犹豫。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对川端的迷恋来自我写作之初对作家目光的发现。无数事实拥出经验，在作家目光之前摇晃，这意味着某种形式即将诞生。川端的目光显然是宽阔和悠长的。他在看到一位瘸腿的少女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她与一个因为当兵去中国的青年男子订婚，这是战争给予她的短暂恩赐。未婚夫的战死，使婚约解除，她离开婆家独自行走，后来伫立在一幢新屋即将建立处，新屋暗示着一对新婚夫妇即将搬入居住。两个以上的、可能是截然无关的事实可以同时进入川端的目光，即婚约的解除与新屋的建成。

《雪国》和《温泉旅馆》是川端的杰作，还有《伊豆的舞女》等几个短篇。《古都》对风俗的展示过于铺张，《千只鹤》里有一些惊人的感受，但通篇平平常常。

川端的作品笼罩了我最初三年多的写作。那段时间我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只接受普鲁斯特和曼斯菲尔德等少数几个多愁善感的作家。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六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卡夫卡。我是和一个朋友在杭州逛书店时看到一本《卡夫卡小说选》的。那是最后一本，我的朋友先买了。后来在这个朋友家聊天，说到《战争与和平》，他没有这套书。我说我可以设法搞到一套，同时我提出一个前提，就是要他把《卡夫卡小说选》给我。他的同意使我在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读到了《乡村医生》。那部短篇使我大吃一惊。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乡村医生》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完全可以依据自己心情是否愉快来决定形式是否愉悦。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不久以后我注意到了一种虚伪的形式（参见《虚伪的作品》一文）。这种形式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犹如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自在。只有这样，写作对我来说才如同普鲁斯特所说的：“有益于身心健康。”

以后读到的《饥饿艺术家》《在流放地》等小说，让我感到意义在小说中的魅力。川端康成显然是属于排斥意义的作家。而卡夫卡则恰恰相反，卡夫卡所有作品的出现都源于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和时代格格不入。我在了解到川端康成之后，再试图去了解日本文学，那么就会发现某种共同的标准，所以川端康成的出现没有丝毫偶然的因素。而卡夫卡的出现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文学史上的奇迹。

从相片上看，卡夫卡脸型消瘦，锋利的下巴有些像匕首。那是一个内心异常脆弱过敏的作家。他对自己的隐私保护得非常好。即使他随便在纸片上涂下的素描，一旦被人发现也立即藏好。我看到过一些他的速写画，基本上是一些人物和椅子及写字台的关系。他的速写形式十分孤独，他只采用直线，在一切应该柔和的地方他一律采取坚硬的直线。这暗示了某种思维特征。他显然是善于进行长驱直入的思索的。他的思维异常锋利，可以轻而易举地直达人类的痛处。

《审判》是卡夫卡三部长篇之一，非常出色。然而卡夫卡在对人物K的处理上过于随心所欲，从而多少破坏了他严谨的思想。

川端康成过于沉湎在自然的景色和女人的肌肤的光泽之中。卡夫卡则始终听任他的思想使唤。因此作为小说家来说，他们显然没有福克纳来得完善。

无论是川端康成，还是卡夫卡，他们都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家。他们的感受都是纯粹个人化的，他们感受的惊人之处也在于此。

川端康成在《禽兽》的结尾，写到一个母亲凝视死去的女儿时的感受，他这样写：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

而在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中，医生看到患者的伤口时，感到有些像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