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增订版）

作者：余华

简介：

?? 源名：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增订版）

?? 开坑：2024-06-13 13:41:03

??? 标签：文学经典,诗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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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本书是余华35年（1989-2024）杂文精选集。

他走遍世界，以亦庄亦谐的笔锋将观察到的社会、时事、文化等现象一一记录剖析，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洞见社会固有病灶，由外而内深刻反省。在与世界的碰撞交锋中，呈现出一个变迁中的中国。

除此之外，还用其特有的幽默记录了自己平日看球、旅行、养娃的点滴趣事。

正如余华所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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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他人的疼痛也是我的疼痛

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为了一名牙医。由于我是医院里最年轻的，除了拔牙，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就是每年的夏天戴着草帽背着药箱，游走在小镇的工厂和幼儿园之间，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

过去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仍然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免费给人民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和针筒，由于物质上的贫乏，针头和针筒只能反复使用，消毒也是极其简陋，将用过的针头和针筒清洗干净后，分别用纱布包好，放进几个铝制饭盒，再放进一口大锅，里面灌上水，放在煤球炉的炉火上面，像是蒸馒头似的蒸上两个小时。

因为针头反复使用，差不多每个针头上都有倒钩，打防疫针时扎进胳膊，拔出来时就会钩出一小粒肉来。我第一天做这样的工作，先去了工厂，工人们卷起袖管排好队，挨个上来伸出胳膊让我扎针，又挨个被针头钩出一小粒带血的肉。工人们可以忍受疼痛，他们咬紧牙关，最多也就是呻吟两声。我没有在意他们的疼痛，心想所有的针头都是有倒钩的，而且这些倒钩以前就有了，工人们每年都要接受有倒钩的防疫针，应该习惯了。可是第二天到了幼儿园，给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打防疫针时，情景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哭成一片，由于皮肉的娇嫩，钩出来的肉粒也比工人的肉粒大，出血也多。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所有的孩子都是放声大哭，而且还没有打防疫针孩子的哭声，比打了防疫针孩子的哭声还要响亮。我当时的感受是：孩子们眼睛见到的疼痛更甚于自身经历的疼痛，这是因为对疼痛的恐惧比疼痛还要可怕。

我震惊了，而且手足无措。那天回到医院以后，我没有马上清洗和消毒，找来一块磨刀石，将所有针头上的倒钩都磨平又磨尖后，再清洗和消毒。这些旧针头使用了多年，已经金属疲劳，磨平后用上两三次又出现倒钩了，于是磨平针头上的倒钩成为了我经常性的工作，我在此后的日子里看着这些针头的长度逐渐变短。那个夏天我都是在天黑后才下班回家，因为长时间水的浸泡和在磨刀石上面的磨擦，我的手指泛白起泡。

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回首此事，心里十分内疚，孩子们哭成一片的疼痛，才让我意识到工人们的疼痛。为什么我不能在孩子们的哭声之前就感受到工人们的疼痛呢？如果我在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之前，先将有倒钩的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再钩出自己带血的肉粒，那么我就会在孩子们疼痛的哭声之前，在工人们疼痛的呻吟之前，就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

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而且在我多年来的写作中如影随行。当他人的疼痛成为我自己的疼痛，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写作。我心想，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写下他人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他人的疼痛，也是我的疼痛。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我们的鲁迅

二〇〇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死胡同，身体一动不动。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老式的圆形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继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刹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里，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形镜片后面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

我在奥斯陆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悉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形柱子。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旁边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这一切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过这家餐馆。每次我都会驻足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黑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我发现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早晨我经过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

“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份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易卜生”在挪威不只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于是，我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时，讲起了我和鲁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语文课本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我想，鲁迅应该是过去那个时代里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需要对此前的旧社会进行无情的鞭挞，于是鲁迅那些极具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成为了鞭子。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其证据就是来自于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作品中一个疯子“吃人”的呓语被当时的政治需求演绎成了真实的社会现状。语文课本里鲁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了揭露旧社会罪恶的范本。

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至关重要，让其名声在后来的新社会里享受到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响力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时代达到了顶峰，仅次于毛泽东。那时候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出现在街头的大字报上，都会在毛泽东的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人民群众的批判文章里要用鲁迅的话，地富反坏右交待自己罪行的材料里也要用鲁迅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政治口头禅。

有趣的是，“文革”时期“先生”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阶级敌人。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再是那位生前饱受争议的作家，他曾经遭受到的疾风暴雨般的攻击早已烟消云散，仿佛雨过天晴一样，这时候的“鲁迅”光辉灿烂了。“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因此，我小学和中学的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

在我的“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我成长的经历里除了革命和贫穷，就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争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我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早晨和傍晚，因为那时候的太阳看上去最大。我认为是中午，因为中午的时候最热。我们两个人不知疲惫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后，我们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听完了我们两方的理由后，马上站到了他的立场上。这个当时还没有发育的女孩一边踢着毽子一边说：

“太阳当然是早晨和傍晚离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败，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

“你再敢说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对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们两个又去找了其他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赞成我的，始终难分胜负。我们之间的争论长达一年时间，小镇上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们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连他们都开始厌烦了，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争吵地走向他们，他们就会吼叫：

“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