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难料,我料到了他们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却没想到会是那么的艰难。我想过了,就算回去之后会听见、看见更多让人揪心的事情,也要坦然面对。如果可能,我还想帮帮他们。毕竟,他们是叔叔的儿女,也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置之不理。”
“好。那就告诉孩子们,我们准备回大陆探亲。”
这一年的10月初,韩婉婷与狄尔森在念卿的陪同下,带着为多年未见的亲人们准备的几大箱礼物,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回国探亲的旅程。此时,离他们离开大陆,已经过去了整整36年。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经过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飞行,美航的飞机终于在黄昏时分抵达了上海。走出机舱的时候,上了年纪的韩婉婷与狄尔森脸上都难免挂上了疲色。不过,这种疲惫之色很快就被激动、紧张与期待的神色所取代。
念卿推着几大箱行李,慢慢的跟在两位老人的身后走着。他不停的用眼睛,用心灵,用耳朵在打量着这座现在看来完全陌生的城市,不禁也有些茫然,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字眼来形容此刻的心情。
他是狄氏夫妇的三个孩子中唯一对上海、对大陆有着深刻记忆的最长者,当年跟着韩婉婷离开上海时,他已经11岁,思平只有3岁,而思安那时尚未出生。所以,这次狄氏夫妇回国探亲时,他主动提出要陪同而来。
不仅仅因为两位老人年事已高,需要有人陪护以免出什么意外,更因为当他自己也活到了人到中年的年纪时,记忆深处的许多回忆开始占据他的梦境,开始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故乡,想起了早逝的祖父与父亲,更让他开始思考一件藏在心中很久,很重要的事情带他的孩子们回中国来,看一看他们的家乡,看一看他们的根。
韩婉婷的眼睛在众多来接机的人群中四处寻找着记忆中那张已经有些模糊的面孔。叔叔的小女儿婉云比她小十岁,那年她去台湾的时候,婉云已经在念大学。如今算来,也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妇了。
突然,在人群中,她看见了一块高高竖起的牌子,白底黑字的牌子上用极为工整的繁体汉字与英文又大又清晰写着自己的名字。她立刻激动起来,拉着丈夫快步向着那块牌子走去,来到近前时,却发现拿着牌子的人,是一个面孔陌生的年轻人。上前一问才知道,这个带着黑框眼镜,看起来老实憨厚的年轻人是堂妹婉云的儿子齐睿思。
婉云因为听说堂姐要回国探亲,很是激动,为了让家里看起来不要太寒酸,一连多日都在收拾和准备。不料太过劳累,加上有了些年纪,反而因此病倒了。本来是要来接机的,可体力不支,儿子放心不下,将母亲托付给了邻居照顾,自己则带着连夜做好的牌子前来接机。
听完外甥的一番述说,韩婉婷很是担心,连忙招呼丈夫与念卿,出了航站楼,叫上出租车,与外甥一同赶往堂妹家探望。本应欢欢喜喜的探亲,此时竟意外的变成了探病,这让韩婉婷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出租车飞快的奔驰在上海的街头,街道两边的街景让当年从上海出走的三个人都沉默不语。几十年未曾亲近过的土地,记忆中难以忘怀的故乡,行走在街上的人与车,如今真实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时,竟有一种无论如何都回不去的伤感。虽然很多旧物还在,往年的街景依旧,可看起来却再没有当年的味道。
婉云住的地方离虹桥机场有段不近的距离,在上海北区一条她从未听说过的小路上。这个区域她以前听说过,当年国共两军在上海激战的时候,许多战况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一大片的土地上,那条路应该就是在那个区域之中。不过,按照当年上海的地域划分,这里人口杂乱,房屋大多简陋低矮,并不是十分好的居住地区。她看着越来越拥挤的街道与低矮的住所,心中没来由的升起一股压抑之情,叔叔一家会从霞飞路上的大房子里搬到这种地方,想来也是迫于无奈。
开车去堂妹家的一路上,健谈的出租车司机倒比她那位老实八交的外甥更像一个东道主,十分热情的在尽地主之谊,一边开车一边向他们介绍着上海的今昔与发展趋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口上海国语,听着却也十分亲切有趣。
车子停在了一条狭窄小路上,路边就是一条又长又窄的弄堂入口处。他们一行四人陆续从出租车上下来后,狄氏夫妇与念卿与众不同的打扮与卓然的气质,立刻引起了周围人们的好奇。在人们探头探脑的张望与窃窃私语的议论声中,狄氏夫妇与念卿在外甥的带领下,走进弄堂深处,停在了一间低矮简陋的平房前。
外甥睿思轻轻的敲门,半天不见有人来应,便自己掏出钥匙开了门。房门一打开,从里面传出了一股阴湿发霉的味道,昏暗的光线与狭窄的空间让门外站着的三人不由得心里发酸。这间房子从外观看,应该是另行搭建出来的砖房,只用最简单的水泥涂了一层外墙。层高很低,像狄尔森一米八七的身高不得不低头才能走进房门。
就在唯一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的房间里,硬是被正正好好的塞进了两张单人床,一张饭桌、一个大衣橱和一个五斗橱,严丝合缝的程度简直令人惊叹。房间中所剩无几的空间里,角落里,到处堆满了高等数学方面的书籍,让这间实在破旧的房子看起来多了一点书卷气。
陡然增加的三个人与几个大行李箱,已经让这个狭小的家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外甥睿思显然并没有显得多少局促不安,也并没有为家中的简陋而感到任何的自卑,他很是淡定的将家中的饭桌移到了门外,又从邻居家借了几张凳子过来给三位客人坐,自己为客人倒了茶水之后,则不声不响的在房外头的水龙头边洗菜做饭起来。
婉云不在家,睿思说她可能去公共厕所上厕所了。韩婉婷想到堂妹年轻时那样优越的生活环境,想到她这一家人的境遇,再看如今落魄如此,禁不住悲从中来。她捧着簇新的茶杯,环视着这间小屋,屋中央墙壁上挂着的一幅黑框相片,相片中,是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的,正在对着众人微笑的堂叔。
堂叔那张酷似韩士诚的面容让韩婉婷想起了前几年去世的父亲,鼻子一酸,眼泪倒落了下来。她用手帕轻轻的拭去眼角的泪水,伤心道: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年我们走的时候,叔叔还笑着对我说,不管什么样的政权,都需要教育。他还希望在新政权的执政下,能够破除过去许多教育上的弊端。他是有心要好好的改革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人才的呀!怎么到头来会是这样的结局!若不是他真的绝望了,是绝对不会想到自杀这条不归路的啊!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当年和我们一起去台湾了!我真后悔啊,我真的好后悔啊!”
“妈,别这样自责了,错不在你,毕竟谁也不会想到后来大陆的发展会是那个样子。再说,这也是叔公当年自己做出的决定。别难过了,免得等会姨妈见了又要伤心了。”
念卿正好言劝着,这时有一个苍老而带着悲凉的声音从他们的身后传来:
“我已经没有心,也不会再害怕伤心了。”
众人忙回头望去,就见睿思扶着一个头发花白了的老妇站在门口。韩婉婷一下子从凳子上站了起来,看着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还有她脸上那种被太多痛苦浸润过之后露出的漠然表情,仿佛前尘往事全都一股脑的涌上了心头,让她再也忍不住满心的酸楚,向着堂妹伸出了双臂,踉跄着跑向她。
说自己早已没有了心的堂妹,在见到堂姐向自己跑来的那一霎那,顿时泪如雨下。久别重逢的堂姐妹,就这样在一个低矮而又逼仄的棚户区里抱头痛哭。
她们的身后身边,站着的所有人都沉默着,动容着。就连闻声而出来看热闹的邻居们也被这样一幕所震撼,远远的看着她们,久久的说不出话来。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人的心总是向往温暖与真诚的。在经过了那场前所未有的十年浩劫之后的人们,也许更能明白这种真心的意义,也能听懂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中所蕴含着的悲情。
作者有话要说:
☆、第二百零七章
上海国际饭店 19层大套房
只开着几盏柔光灯的大客厅里,韩婉婷与堂妹婉云坐在沙发的一隅,两人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姐妹之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也有落不尽的泪。婉云诉说的那些事情让狄尔森与念卿都禁不住红了眼眶,唯有作为所有事件的当事人与经历者的齐睿思,面无表情的坐在母亲的身边,仿佛胸膛里的那颗心已经死去,早已默然的接受了所有的事实,只有他紧紧握起的双拳与眼睛里最后那点耀目的光彩在无声的诉说着他内心的愤怒与不甘。
当年,韩婉婷的叔叔韩士英留在了大陆,在一所大学担任校长。原本平静而温馨的教学生活在1956年后开始变得日益艰难。到了1958年,韩士英被打成右,派,与家人隔离审查。1966年,文,革开始,已经被送去劳动教养的韩士英年事已高,在受尽了红卫兵小将们的折磨后,不堪忍受,跳楼而死。
韩士英自杀后,成了彻底的“现行反革,命”,韩家人被从原本居住的家中赶走,赶到了市北这间简陋而破旧的小屋中勉强度日。韩士英的夫人气急交加,在丈夫死后不久也因病去世,家中只剩下了女儿婉云。
堂妹婉云早年曾在美国念书,这成为了她在文革中的最大罪名。她被迫中断了原来的英语教学,被造反派派去清扫厕所,每天还要接受造反派们的人身攻击与打骂。妹夫齐耀如也是美国留学归国的高材生,因性格倔强,不愿接受造反派们无端的打骂与莫须有的罪名,与之据理力争的时候,被红卫兵小将们殴打致死。
原本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只在几年间便变得支离破碎,一家五口,转瞬间只留下了婉云与独子两人。为了活下去,为了争最后一口气,堂妹婉云不得不强压下满腹的愤恨与悲伤,带着儿子睿思忍辱偷生。
文,革十年,这对母子饱尝了人间冷暖,受尽了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苦痛。睿思因为“狗崽子”的身份被同龄人排斥、讥讽与打骂,而婉云在接连失去父母与丈夫之后,缺少庇护,沦为造反派们可以肆意欺侮、谩骂的对象。母子俩相依为命,互相温暖着,支撑着,凭着心底里最后一点信念,好不容易才挨过了那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年。
可文,革结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苦难生活就此终结,因为力量微小,申诉无门,他们被占据的家要不回来,十年中被停发的工资得不到全部解决,甚至连死去亲人的名誉都得不到恢复。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也没有人帮得了他们,他们带着资料去上访,可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一下子解决不过来,排队等着吧。
这一等,就是9年。这9年里,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母子俩,蜗居在夏天热死,冬天冷死的小砖房里,一边等待着上访的回复,一边靠替人做些零活为生。
这就是叔叔韩士英一家从1949年到1985年的岁月轨迹,也是这一家人从人间落到地狱的痛苦人生。且不说真正经历的人们,就是单纯的旁听者,也听得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文,革中,留在大陆没有离开的韩家人几乎没有不遭劫难的,大多数家庭的结局都是家破人亡。当年他们不走,各有各的原因,因故土难离的同时,也相信当年连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都能安然度过,即便换了天下也不过如此。可他们绝不会想到,就是这样的故土难离,就是这样的“不过如此”,最终竟让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含恨离世,魂魄不安。
狄尔森面色沉沉的坐在妻子的身边,听着韩婉云充满悲戚的诉说,心中感伤之余,不由得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曾经口口声声在他面前,信誓旦旦的号称“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全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人他的结拜兄弟,共,产党员周世龙。
他永远忘不了阿龙说那些话时的神情,激越、兴奋,眼睛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芒。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年自己与他订下的约定,他们要看一看,到底谁坚信的主义更好,到底谁才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答案到底谁对谁错,他忽然已经觉得不重要了。因为无论谁赢,那都不是一个好的结局。他只是很想知道阿龙的下落,想亲眼看一看他是否还好好的活着,是否还像当年那样坚定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阿龙还是继续坚持这个看法,那么他想问问阿龙,过去十多年的日子,能算是好日子吗?
念卿听着长辈们的话语,看着眼前这位明明比母亲还小10岁却苍老的几乎像个70岁老太太的老妇,禁不住感慨万千。他不止一次的暗暗庆幸,庆幸阿姨做出的抉择,更庆幸当年他们走得及时。若当年没能来得及赶上爸爸的船,或是黑皮叔叔没能接到他们,又或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一点小差错,小意外,等待着他们的,也许就是姨妈一家的悲惨结局。
尽管在台湾的时候,也曾有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刻,可到底也没有像大陆这样变得如此疯狂与可怕。这片天下,真的是姑丈丢失掉的大陆吗?这里,还曾经是他记忆里那个繁华如锦的上海吗?为什么他会觉得这片土地的上空中,始终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阴霾呢?为什么当他的双脚站立在自己曾经生活过多年的故土上时,感受不到那种欢欣激动的心情呢?
韩婉婷抹着眼泪低声道:
“那年我们在美国,从报纸看到了大陆开始了一场全民的政治运动。本来还不当一回事,直到后来二哥到美国来看我们,从他的口中听说大陆的红卫兵把姑夫家的祖坟都给毁了,连姑妈家父母的坟墓也都被毁于一旦的时候,当时我们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二哥难过的说,听说消息的那天,姑夫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很久很久,姑妈也一个人悄悄的在那里掉眼泪。
我原来以为那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已经算是够骇人的了,没想到……现在想想,他们那些人连活人都能整得这样死去活来的,更何况是那些早已作古的死人。掘坟砸墓的算什么,他们连活人都敢打死了啊!”
狄尔森闻言,忙正色劝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