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娘时不时地会到县城里住几天，享受享受儿子的别墅，吃点好东西，在这个问题上，王一鸣承认，二虎是孝顺的。为父母做的事情比自己多得多。

到二虎家里，王一鸣才知道弟弟这几年家里变化太大了。别的不说，光是院子里那喝过的空酒瓶，就可以看出他的消费档次。那些酒瓶，不是五粮液，就是茅台，少说也有几百个空瓶子，虽然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几个是假的，但这个消费水平，在县城里已经是生活在金字塔顶尖的人了。二虎抽的烟，最差的也是红塔山什么的，大中华也经常不断，一年下来，没有个十几万，是过不上这样的生活的。

王一鸣看弟弟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心里是喜忧参半。这个结果，是自己当初促成的，没有自己打招呼，他二虎不可能过到今天这个地步。而现在这个结果，确实充满了风险，万一哪一天，二虎犯了事，成了腐败分子，阶下囚，自己也是始作俑者，是自己害了弟弟，让他走上了这样的道路的。

但屋子里陪着的有县委书记和县长，王一鸣不便说什么，晚上他用手机专门和二虎通了电话。

王一鸣提醒自己的弟弟，说：“二虎，你现在不一样了，不是我当初艰苦朴素的弟弟了，你变得爱摆阔气了，连吃的喝的，都这么讲究了，你的工资没到这个水平，你这样下去，我真担心你，要是把持不住，早晚非出事不可。”

二虎说：“哥，没事，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在我们县城里，你不这样，人家都笑你傻，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看我们县的书记和县长，哪一个干上三五年不是千万富翁，他们说白了，都是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谋福利。当官发财才正常，当官了不发财，谁也不会干。大家约定俗成，都是这个样子的，谁也不告谁。你看我们县，这么多年了，有一个县委书记和县长进监狱的吗？他们都是那样廉洁吗？谁不收礼啊！逢年过节，光礼金就可以收个几百万。全县哪一个乡镇、局委的一把手，不给他们送礼啊，除非你不想干了。多了三五万，少了也得一两万，几十家单位，一年下来，多少钱，你算算就清楚了。所以个个查起来，都是贪污犯。和他们比，我这根本算不上号。你放心吧，我就是吃点喝点，挥霍点，基本上没敢往腰包里装多少，够不着犯法的。”

王一鸣说：“人各有志，我也不劝你了，我也管不了你了，但我提醒你，不能忘本，咱是农村娃子出身，你占点小便宜就算了，大的贪污受贿可别干，到时候一旦出事了，谁也保不住你，你还得自己受罪，何苦呢！”

二虎说：“哥，我知道了，我会记住你的提醒的，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放下电话，王一鸣感慨万千，看来权力这个东西，真是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多么老实、诚恳的孩子，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仅仅几年，就蜕变成这个样子了，看来，社会风气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回到北京，王一鸣心里老是想起老家那些下岗职工的镜头，想起熊小强的生活。他为这个没人管没人问，在主流媒体上销声匿迹的庞大群体，担心、焦虑、自责，好像他们的下岗，是自己促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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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62）

确实，在出台的政策中，王一鸣所在的S部，也是主要部门之一。当时，全中国的主流媒体，都在灌输一个观点，改革开放，需要一部分人作出牺牲，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的经济学家竟然鼓动说：“要牺牲一代工人阶级，没有3000万到5000万的工人下岗，就无法推进改革进程。”

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才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下岗职工，在为国家作了多年贡献之后，一夜之间，就被当成了垃圾，被扫地出门。他们成了这个国家里没人管没人问的群体，他们独自在社会上打拼，拖着自己的衰老的身躯，没有工资，没有保障，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得了病就只能死在街头或者家里，这样的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上亿人啊，这是一个多么庞大凄惨的人群啊！曾经的工人阶级老大哥，我们竟然这样对待他们，向他们开刀。

改革改革，一个曾经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如今变成了恐怖的代名词。多少人在改革的名义下，成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男人靠出卖劳动力，女人靠出卖肉体，才挣得一口饭吃。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尊严、健康，才能够苟延残喘。不公平，简直是太不公平了。

什么改革，实际上都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这一次改革中，有权的和有钱的，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本，堂而皇之地打着改革的名义，实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像赵经天，一年的收入就是几百万，这还是合法的，非法的灰色收入，更是不知道有多少。这些还都不算，国家的钱，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还可以打着职务消费的名义用公款报销，要不说现在最大的款就是公款了。而普通职工，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几万元。和这些高管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是抢劫，公然地利用权力抢劫，抢劫国家几十年积累的公共财富，从而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造就了中国的亿万富翁。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分化，普通劳动者又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官员和厂长经理们，则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

王一鸣扪心自省，觉得自己就是这场饕餮盛宴的参与者，得利者，自己的月薪过万，在北京虽然不算什么，但自己这样的高官，都有职务消费，是吃喝嫖赌都可以报销的人，你想花钱，为你埋单的人排起了长队。住的房子虽然不是别墅，但国家给的部长楼，也都是200个平方的，在北京，已经算是豪宅了。自己的家人，像弟弟二虎，从一个穷教师，到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官虽然不大，但位置关键，每天都有人去家里送礼，一年下来，灰色收入不知道有多少，他们也是落了好处的，总之，都属于既得利益者。

想来想去，王一鸣却有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毕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些年，还没有完全消磨掉他的锐气，对弱势群体，他有着天然的感情。本来嘛，没有当年赵老爷子的提携，他王一鸣还是王一鸣，说不定现在还是个小职员，被别人呼来喝去，能当个处长，已经是了不起了。什么时候，他都没有忘记，自己就是个农家子弟，没有考上大学的话，那走南闯北的农民工队伍里，就有自己这个人。虽然现在自己成了高官了，成了既得利益者了，但他的良知还在，本性难改。用赵老爷子的话讲，就是他这个人，还是有些良心的，没有忘本。

结果在那年的全国人大会上，王一鸣憋不住了。当时王一鸣虽然调到北京，当了副部长了，但他的人大代表的身份还在，他还属于老家清江省里的全国人大代表。

那天上午，根据会议议程，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要参加清江省代表团的讨论。根据通知，大家早早地就吃完早饭，收拾停当，在会议开始前，换上最整洁的衣服，特别是那些少数民族的同志，把自己的民族服装都穿在身上，女同志们一个一个，打扮得像是要参加服装表演似的。他们知道，中央电视台和省里的电视台，肯定要录像，到时候全国人民都会看到这个镜头，这是每一个人露脸的大好机会。

前一天，省委书记老吕就特别交代过了，所有的人到时候都不能乱讲话，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要统一口径，要多讲成绩，少谈缺点，要让中央领导同志高兴，让他对我们清江省留下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是省里的一把手，他说了算。

当然，他这些话主要是对着省里的同志说的，那些人都在他手下干活，他说免掉谁的官，谁立马完蛋，他是省里的一把手，说一不二。但对于王一鸣，他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王一鸣才不用看着他的脸色说话，他是中组部管的副部长，老吕这样的话，传达到他的耳朵里，只能是激起他更大的不快，或者说是反感。

从心里讲，王一鸣也不喜欢这个老吕，讲话假大空，官话套话一大堆，看似滔滔不绝，但仔细一过滤，没有几句是讲到点子上的，比着赵老书记，那水平差得简直不是一点点，王一鸣也怀疑，这组织上是怎么用人的，怎么把这样一个人物，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