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弄得自己遍体鳞伤，毁了自己半辈子的人生，千辛万苦得到的证据，就只是这样？

我看着眼前这两位端正的执法者，他们跟其他公权机关的人一样，照本办事，态度中规中矩，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说话更是滴水不漏，面对小柔的案子，完全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没有一点惊讶、愤慨，或者不适的神态和语气。

也对，每天面对那么多非自然死亡的是非恩怨、天灾人祸，他们早就习惯了。法律是准绳，法律不是人情。

能按照程序做好笔录，没有半点懈怠，对你的疑问认真回答，人家已经尽到了责任，你不能要求他们能体会到你的痛苦，这是无理取闹，也不现实。

我回到奶奶在城乡结合区的那栋老房子，这里已经闲置很久，好在拾掇一下还能住。

我从小棚子里拿出一把铁锹，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挖出一样东西，是小柔的骨灰。我从殡仪馆的骨灰寄存处把小柔带回来的时候，就把她埋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这栋房子一直没有租给别人，就算是当初无处可去的夏荷，我都没让她住进来。

因为我的妹妹，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亲人，她埋在这里。

我用衣袖擦掉骨灰坛上的灰尘，有风吹过来，卷起我身边的树叶，满地萧瑟。

四年了，这样的情景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梦中。我总是听到小柔在这棵老槐树下叫我姐姐，总是想起当年她等我回来的样子，暖暖的阳光照在她身上，她脸上总是挂着我最喜欢的笑容，干净得好像深海，温暖得好像天边的夕阳。

我打开骨灰坛，把一个U盘放了进去，在去警察局之前，我将所有的证据都做了备份。可是这样还不够，我需要一个人在我发生意外的时候，把这个证据找出来，公之于众。可是，我看着手机上的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芳芳，Ben……这些曾经与我相遇相知的朋友，都不过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老百姓，我自己已经惹得一身湿，还能把他们也拉下去？

夏荷？她是说过，愿意为我赴汤蹈火。可是她孤身一人在美国已经够可怜了，难道我还真的能让她一个小女人为我两肋插刀、死而后已？就算我狠心麻烦她，那么胆小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距离还这么远，这么大的事，她怎么扛得住？想想都不妥。

韩棠？这倒是一个能人，看在夏荷的面子上，他会帮我吗？

不会！他这个人，小事不计较，大事却从来不糊涂，哪怕是夏荷去求他，他也不会为了我去得罪文家。

我们算是有点交情，经过上次的事，他对我的印象或许也有点改变，但绝不会凌驾在文昭之上。我知道，大多时候，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玩弄感情、招人厌恶的Bitch（坏女人）。估计我前脚拜托他，后脚他就会通知文昭，把我埋的证据给挖出来。

如果我拉夏荷入局，又如何？拖累了他的女神前妻，韩棠为了保住夏荷，大约会弃军保帅，只怕不用文家人出手，他自己就会解决了我。

我忽然发现，自己打的是一场必输无疑的战争。没钱，没势，没身份，没地位，没人脉，没后援，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一条命，一双手，一张嘴。我轻轻擦了擦这个白色的骨灰坛，对它说：“小柔，没想到在外面走了一圈，遇到那么多人，我最后还是只有你们。除了你和奶奶，我一无所有。”

我一夜失眠，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渐渐睡去，结果一早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我打开门，揉了揉眼睛，看到几个穿着警服的男人站在院门前，其中一个问道：“你是叶楠？”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我是……”

“好，那跟我们走一趟吧。”

“是不是我妹妹的案子有消息了？”

“你妹妹？什么你妹妹？是有人报警，你涉嫌故意伤人，这张是拘传证，你先签个字，然后按个指印。”

我瞬间明白了什么，我不想走，小柔的事还没有一个结果，可是看眼前几位警察的架势，我不可能不跟他们走。

文昭的伤有多重我心里清楚，我们那点“情侣纠纷”还够不上刑事案，可能要接受治安处罚。

想到这一层，我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在那张纸上签了字，按了指印。

那个警察把拘传证收好，自言自语说：“找你可真不容易，居然躲在这儿，多亏受害人家属提供了线索。”

他转过头，对身边一个年轻的小警察说：“小王，还是给她铐上吧，免得麻烦。”

我被他们带回了警察局，案发辖区不同，不是为小柔立案的那一家。眼前这些人我都没见过，我上一次进警察局是受害人家属，这一次……是犯罪嫌疑人。我坐在审讯室，两名警员向我宣读了我的权利，然后开始对我进行审问。

通过他们的提问和陈述，我知道了，是我们的中国好保姆小红报了警，警察赶到的时候，文昭已经晕倒在地上，如今躺在医院里，头部重伤，人还没醒，保姆小红是唯一的目击证人，她指认那个打人的凶手就是我。

警察经过了现场勘查，找到了那个灯柱，提取了上面的血液和指纹，得到了证人的笔录，用他们的话说，不用等受害人清醒，只要将我的血液和指纹跟现场提取的进行对比，一旦吻合，定我的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劝我不要负隅顽抗，浪费大家的时间，还是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我的心随着他们的审问落到谷底，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听他们的口气，这件事绝对不是治安处罚可以解决，已经被定性为刑事案。因为那个被我打伤的人，伤势严重，所以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可是，这怎么可能？我走的时候，文昭意识清醒，四肢健全，声音洪亮，除了绝望，我看不出他哪里重伤。他又怎么会昏迷不醒，濒临死亡？

我沉默地坐在那儿，剧情转得太快，眼前的一切，跟我手上的手铐一样，太过冰冷，让我找不到真实感。

我看着眼前正义凛然的执法者，问他们：“他伤得重吗？”

其中一个微胖的警察说：“你说谁？”

“就是……你们说，被我打成重伤的那个人，他伤得有多重？会不会死？”他严肃地看着我，义正词严地纠正道：“不是我们说，你别狡猾！那个人现在躺在医院里，脑袋被你开了瓢，缝了十几针，手臂也骨折了，人到现在还没醒，你说严不严重？”

他声音洪亮，目露精光，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狡猾的罪犯，我心里一阵阵发凉。

骨折？怎么可能？他的手臂是被我打了一下，但是绝对达不到骨折的程度。

至于头上的伤，的确可大可小，可究竟是不是重伤，我要承担多大的责任，要等法医的鉴定结果，法律在这方面有严格的标准，不是他们说重伤就是重伤。

我看着他们，最后说：“我要求通知我的朋友，请她帮我代请律师。在律师到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我有这个权利，是不是？”

有人走进来，在那个警察的耳边说了一些什么，他冲那人点点头，然后对我说，“你有这个权利，不过你不能回去，我们一会儿会将你移送到看守所。”

我怔怔地看着他，心突突跳起来，慌乱地说：“不，我不能留下，我外面还有事没做完。你们带我来的时候，没说我不能回去，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那个微胖的警察说：“受害人已经醒了，经他指认，打伤他的人就是你。我们现在要正式拘留你，一会儿给你补办手续。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通知你的朋友，让他们送一些生活用品给你。”

我看到自己放在桌子上的手，它们在发抖，控制不住地发抖。我无法相信，不过两天的时间，四十多个小时，只是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我就这样失去了自由。

当他们把我带离审讯室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两腿发软，像被人抽走了全身的骨头，几乎走不了路，被他们一路拖到外面，忽然想到了什么，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我可不可以申请取保候审？我不能待在那儿。”

“等你的律师来吧，这个需要律师帮你申请，我们说的不算。”

七天之后，我在看守所的会见室，见到了文惠的丈夫，我的辩护律师。

我穿着自己的衣服，只是跟凌靖当初一样，外面套了一件看守所的橙色马甲。我坐在玻璃一边，他坐在另一边。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文昭带着我，文惠带着她的老公，我们四人一起聚餐。他也坐在我的对面，身边伴着美丽知性的妻子。

如今，我是犯罪嫌疑人，他是我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