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一脸为难之色。

孙处长犹豫一下，看向孟均漱开口说：“可是站长，去年全城大搜捕，我们抓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挖出一点有关‘花匠’的线索。”

“孙处长这意思是，做不了？”孟均漱眯起眼睛打量着他，盯得孙处长脊背发凉。他冷笑一声，忽然抬高了音量，“没有线索，就去找！否则我要你们这些人有何用？”

说着，将手中的纪要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一屋子的人被吓了一跳，孟均漱平时轻易不发这么大的火。

徐应明抬眼看了他一眼，然后端起杯子，抿了口水，淡淡地说：“站长消消气。”

“东北开打，济南失守，用不了多久共军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孟均漱目光扫过会议桌两旁坐着的这些人，见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盯着桌面上的文件笔记本，气不打一处来，“你们是指望着共军到了钱塘江边，再去找花匠的线索吗？”

这一次徐应明倒也没有说话，她手指转动着钢笔，却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辽沈战役打响的第四天，解放军同时向济南发起进攻，打得国民党方面头昏脑胀，一时之间顾不上两头。慌乱之下，蒋介石只得放开早已被解放军占去大半土地的东北暂时不管，集中精力亲自指挥济南作战。

然而，讽刺的是，国防部作战厅虽手握莫晓南提供的“情报”，却又不敢完全相信实际上，早在作战图递交给谭主任的那一天，南京的军事专家们便仔细研究过这一份情报，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没有问题。然而作战厅却固执地认为，共军方面既已悉知作战方案泄露，必定会有所调整，不可全信；可另一方面，他们又诡异般地“相信”这一份情报，仿佛这样一来，即便作战失利，也是提供情报者的责任而不用自己承担。

在这样一种既依赖又犹疑的心理下，上面的作战指令迟迟不决。直到九月二十四日，仅仅八天时间，济南解放。

而另一边，东北的局势亦“岌岌可危”。卫司令被连夜电召返京开会，以期能够稳住战况。

徐应明不留痕迹地瞟了眼腕上的手表，这个时间，他的专机应当已经抵达南京。如果运气好的话，身在三厅的莫晓南应当有机会拿到国民党军在东北下一步动向的情报。

解放东北亦指日可待。

徐应明低下头，微微扬了扬嘴角，向后靠在椅子上，再抬起头时，又恢复了平时那一副阴郁的神情。

“站长说的没错，”她接过话来，“南京那边很重视这个‘花匠’。不管是谁，有了他的线索，都要第一时间上报。明白了吗？”

“冯处长先前不是往共党的根据地派过几个内线吗？”周先良手肘支在桌子上，撑着脑袋，偏过头去看冯处长，“怎么，他们就没有一点关于这个‘花匠’的消息？”

冯处长重重地叹了口气，摇摇头，无奈地说：“行动处去年是派了一组人员，可到了那边，没多久便被揪了出来，最长的也没撑过三个月。”

“冯处长这选的人素质不行啊。”

“那共党的根据地就跟铁桶一样，密不透风。”冯处长有些烦躁地甩了甩头，说，“咱们派过去的兄弟可都是精英，甚至还有一个是日伪时期在沦陷区潜伏过的。共党那边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不管是谁，到了那边，就没有不暴露的。”

闻言，其他人的神色不禁有些沮丧。

冯处长这话虽说是有些涨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嫌疑，可他们心中也不得不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于是不再说话。

一时之间，会议室里安静得有些诡异。

大家向站长投去目光，只见孟均漱眉头紧皱沉思着，脸色却变得愈发阴沉起来，目光凌厉。

“我们站里，有内鬼。”他终于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内线的消息，应当也是这个人透露给共党那边的。”

徐应明的心一下沉到了谷底。

61 调查

孟均漱一散会就吩咐邹副官备车，说自己要去一趟蒲场巷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

邹副官照做，却有些意外，问他：“站长怎么突然想起要去浙大？”

“方才在会议室，我忽然想起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孟均漱解释说。两个人一前一后钻进停在保密局院子里的汽车，邹副官将车子启动，发动机发出均匀的嗡嗡声。

孟均漱将目光从车窗外收回，声音不禁有些懊恼：“曾克伦当初是说，新民路的省立图书馆是共党的一个联络点？”

“是有这么回事。”邹副官一边开着车，一边回应说，他微微侧过头去，目光却仍旧注意着汽车前方，“他不是没见过‘花匠’吗？”

“他是没见过，”孟均漱闭上眼，手指揉着眉心，“但是你想想，时常出入图书馆还不被人怀疑的，都是什么人？读书人，知识分子，这就是‘花匠’的伪装身份！”

汽车沿着三元坊主干道一路向北，兴业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牌子从车窗外一晃而过。

“您的意思是，‘花匠’的掩护身份很有可能是浙江大学的教职工？”邹副官问。

“他这个级别的共党，不会是个年轻人。不是学生，那就是教员了。”

“可省立图书馆的周围除了浙江大学之外，还有四所中学，”邹副官有些不确定地说，“有没有可能是在这几所学校里？”

孟均漱靠在后座里，从后视镜中看向邹副官。

“共党找掩护身份有他们的一套逻辑，”他说，“要清闲的、自由的，这样才有更多时间进行他们自己的活动。哪怕是做教员，大学里一个星期就上几个钟头的课，不比中学教员轻松得多？所以，不是不查，是先从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开始查起。”

“明白了。”邹副官笑着说，“站长英明。”

因是政府来人，孟均漱和邹副官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教务长的办公室。教务长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拄着一支手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笑呵呵地看向来人。

他客气地将两位客人请到沙发上，然后自己也在一旁坐下来，摘下眼镜，轻轻擦拭后又重新戴上，抬起眼对他们说：“不知二位长官此番前来，所为何事？”

孟均漱神色毫无波澜，也没有要说话的意思。邹副官见状，开口替他表明来意。

“我们站长想要查看 1941 年以后，所有入职贵校的教职人员。”邹副官身体向前倾了倾，盯着教务长说，“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教务长愣了愣，干笑两声：“这位长官，不是我不肯配合，你们这一开口就要七年的档案，我可拿不出来。”

邹副官眯起眼睛：“是拿不出来，还是根本就不愿给？”

“长官，您这可就是为难人了。这六七年的档案，得有多少人啊？”教务长仍然笑呵呵的，邹副官却听明白了他话语中的拒绝之意，“更何况，您也知道，抗战期间学校大部分人员牵至后方，遗失了多少档案资料，这根本就无从查起嘛。”

孟均漱低头轻笑一声，再抬起眼，看向教务长的目光不带有一丝温度。

“教务长这是打算包庇那些异党分子了？”他不再绕弯子，直言道，“还是说，对总统府的政令有意见？”

“孟站长何必给我扣这么一顶帽子？”教务长摆了摆手，说，“政治是政治，学校是学校，你们这些军政人员，不要总是把这二者混为一谈。大学就是做学问的地方，什么主义什么政治，那都是出了学校的事情。在这里，谁也别想给我搞这些东西，共产党不行，你们保密局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