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揪得有些难受，她问：“总部不同意我的请求？”

周先良叹口气，闭上眼，摇摇头：“没有回复。”

徐应明不再说话。半晌，她认命似的轻声开口，声音有些干涩：“先良姐，看在当年的份上，你能不能告诉我，胡文怡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先良的脸上看不出表情，她轻轻转着桌面上的茶杯，直到褐色的茶水飞溅一滴落在桌子上。她抬起头，看着徐应明，说：“你猜的不错，是我下的命令。”

那是一九三六年的夏天。

入伏，晌午。周先良正在办公室里批着文件，窗外的蝉噪声此起彼伏，闹得人一阵躁动。屋内，电风扇吱呀地磨着，递来这炎炎暑热中一丝清凉。

走廊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秘书来不及通报便推门而入。

周先良皱起眉，有些不悦地看向来人：“人都抓回来了？”

秘书点点头，汇报说：“那姓张的没骗人，兄弟们在北站抓到三个共党，其中一个应该就是他的上线。”

周先良放下钢笔，想了想，站起身说：“去看看。”

秘书站着没有动。

“怎么了？”

“处长，”他小心翼翼地提醒，“是您的弟弟，还有胡小姐。”

周先良一怔，显然没有料到竟是这样的结果。她沉着脸踱步到窗前，手指不自觉地扣住窗台上盆栽的枝叶，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秘书在身后低着头，屏气凝息不敢出声。

“现在什么情况？”

“都押在审讯室，庞队长已经在审杨保霖了，”秘书回答说，“周先生和胡小姐……下面的人不敢擅作主张，还请您定夺。”

周先良闭上眼，深吸口气，手下的花枝被猛地折断，发出清脆一声。

“把他们三个分开关押，”周先良命令道，“通知庞宋，我只给他两个小时，不管用什么手段，务必要让杨保霖开口。”

她顿了顿，接着吩咐：“把周先礼给我带上来，我要见见他。”

秘书犹豫了一下，道：“那站长那边？”

“不用管他。”

“是，处长。”

秘书立正行个礼，正准备出去，又听见周先良补充一句：“胡文怡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下手别太狠。留着她，我还有用。”

“明白。”

周先礼很快就被带了进来。除了身上蹭的有些灰土和腕上的手铐，他看起来和平日里并没有什么两样。

他没有想到那些特务口中的长官竟然是自己的亲姐姐周先良从来都是以记者的社会身份示人，即便是家中亲人，对于自己的工作也从未透露过半个字。

周先良自然看清楚了他眼中的震惊与厌恶，冷笑一声，回到椅子上坐下来，脸上是周先礼从未见过的冷漠。

在片刻的沉默后，周先良盯着他开口问道：“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周先礼别过头去，不看她。

周先良却笑了起来：“看来你是打定主意要和你的那些同志们一同赴死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们年轻人总是喜欢将死亡美化成一件极其浪漫的事情，觉得闹一闹革命，流点血，然后悲壮地死去，是不是听起来特别诱人？”周先良收敛起笑容，走近他，盯着他的眼睛，声音幽幽的，“可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吗？你见过死亡吗？”

周先礼下意识地反驳：“我们和你们这种伪君子，不一样。”

她顿了顿，直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你终于承认了。”

“我没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周先礼说，“你既然敢抓我，便是已经拿到了确凿证据。只是我真的想不到，从小教导我要御侮图强，振兴中华的姐姐，竟然也和那些人……”

“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周先良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她有些失望地摇摇头，说，“先礼，姐姐希望你能迷途知返。”

她回到桌子边，拿起纸笔：“我不为难你，把这个声明签了，我放你们走。”

周先礼只是看着她，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落在周先良的眼里，却仿佛是在嘲讽一般。

“我不会签的，”周先礼轻声开口，“姐姐，你了解我。”

“周先礼，你非要一条路走到黑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一条路走到黑，我只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变得更好！”周先礼的情绪有些激动，“你不是不知道，日本人想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可是你们又做了什么？《何梅协定》，你们直接就把主权卖给了日本人！”

“咔哒”周先良上了膛的枪口已经堵在了周先礼的额头。

“你们这些学生知道些什么！”她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胡文怡？”

“没有谁告诉我，”周先礼失望地摇着头，“显而易见，可惜你们却看不明白。”

“很好。”周先良又笑了起来，看起来疯狂得有些瘆人，“我会满足你们的心愿的。”

周先礼被关进了禁闭室。

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和浑身是伤的胡文怡被放出来。周先良站在办公室的窗户边上，默默地看着两个人渐渐消失的背影，她知道，有些事情，一旦做了，便再也回不去了。

可她不能眼见着自己唯一的亲人走上歧途。

就在胡文怡和周先礼被捕的当天下午，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和天津的联络站，总共有三个出了事。杨保霖出卖了同志，却没能如愿活着走出上海站的大楼。

周先良笑盈盈对他说：“不好意思杨先生，你的功劳，恐怕要记在别人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