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从道终于后悔了。

他不曾背叛党国，可他所信仰的那个党国却弃他而去。

沈志荪对他说，当年的话依然作数。如果你愿意，我们随时都欢迎你的加入。

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天他很早便回到家中。他知道那是他能够陪伴女儿的最后一个晚上。

当《松花江上》的旋律轻轻响起时，徐从道正站在二楼的楼梯旁边，默默地望着埋头在沙发扶手上无声哭泣的女儿，眉目之间是无尽的哀伤。

十二

窗外东方既白。徐从道站起身，从架子上取下自己的公文包。

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然后转身，决然向着死亡一步步走去。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上午八时五十三分，一趟京沪专列在途径苏州之时发生爆炸，三十余命日伪高级官员当场死亡。

而与此同时，另有一名我中国特工牺牲。

代号，青松。

生时无人知，死后亦无名。

后记

敲下“正文完”三个字时，我正在长沙的酒店里。窗外闷雷声不断，连续几日暴晒高温的长沙城终于迎来了一场久违的雨。

这里是徐应明初出特训班实习的地方，也是朱砚平和孟均漱的故乡。就在二百多公里外的临澧，徐应明系统地接受了特种技术和军事训练，正式地走上了这样一条秘密战斗的道路。可以说，此时此地完成整部小说的收尾工作，对于我来说，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事。

《第 7 号无名档案》是我的第一部谍战小说，也我人生中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从 2024 年 9 月初发表的两章开篇开始，经过半年的重新构思，再到 12 月恢复更新，申签，过签，最终在七七事变 88 周年的这一天写完了大结局。它陪伴我从 19 岁迈进了二字开头的门槛，也终于让我在今天解锁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小说作者。

我曾无数次幻想过真正完结后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是开心，还是不舍？其实都有。在短暂的兴奋过后，心里竟是有些怅然若失，甚至悲伤难受。尤其是当我昨晚方才从衡阳回到长沙，想起白天在纪念馆里看到的当年衡阳保卫战中那血与火的四十七天，那些牺牲在炮火中的年轻生命，还有整座城市的断壁残垣，更是阵阵地心痛。

我对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秘密战线的兴趣还要追溯到 21 年。那时谍战剧《叛逆者》刚刚播出，晚自习的时候，我把手机藏在桌斗里，小心翼翼地躲过年级主任的巡查，偷偷刷着官博发出的剧情片段，就这样“看”完了一整部剧。从此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起来。

后来，我不再满足于看谍战剧，看小说，看史料，我更想自己亲自动笔写一部谍战小说。它可以不完美，也不求所有人都会喜欢，但是它一定是要我想表达的故事。

最初灵感片段的来源不是女主，也不是男主，而是周家姐弟和胡文怡三个人：当身为复兴社特务处情报处长的周先良得知自己的亲弟弟是地下党时，她毫不手软地将人逮捕关押。在她的认知里，是胡文怡这个“左倾分子”影响了她的弟弟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于是，她便想出来那个阴谋，设计诬陷胡文怡，企图让周先礼失望进而转变信仰。

可是同时，在我的设定里，周先良又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这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写好了自然会很出彩，然而却不适合作为主角人物加以创作。

相比之下，胡文怡简直太“正”了，她是一切美好的化身，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可同时也太难写了。如果是一个老练的小说作者，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作方向，然而我对于自己的笔力有自知之明，我害怕自己无法驾驭这样一个完美人设，害怕会将她写成一个缺乏吸引力的扁平“符号”。

所以，我的女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有一天在读施原老师的《国殇 4：国民党对日抗战谍战纪实》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1938 年以后陷于‘孤岛’的交大电信新毕业生，没有被汪伪拉下水的。”

我的脑海中很快便浮现出了女主人设的构想：一个成熟谨慎、阴郁压抑的年轻女孩，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的无线电专业。她不太爱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却行动大于言语；她极其厌恶侵略者，却也不喜做无谓的牺牲。

简而言之，她有一套自己的认知和行为逻辑。

敲定女主徐应明后，便需要以她为中心，将其余重要人物联系起来。她可以和胡文怡、周先礼是同学、朋友；可以和周先良是工作关系，那么她的家人呢，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徐从道的形象气质，最初的灵感来源是《巨流河》中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当然，如果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也会发现其实这两个人几乎完全不同。除了“东北人、cc 系和留洋先进知识分子”这三个点有所参考，其余无论是性格还是人生轨迹，皆无一处相似。

至于男主，他是我的一众主要角色里最后确定的人物。实际上，在男主人设的设计中，我也确实遇到了不少的困难。首先最要紧的问题就是，男主朱砚平应该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和徐应明的关系是同志还是敌人？还有，两个人要不要有感情线？当然，最后我还是决定剑走偏锋，将男主的人设定位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特务”，一个曾经有过理想却在日复一日的争权夺利中迷失了自己的悲剧人物。但是这样一来，也给我的小说情节创作上了难度，毕竟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要写出男女主既合作又暗中交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物设定确定好后，便是大纲设计和小说基调的整体把握。我深知创作一本谍战小说的难度，我也希望自己写出来的是能够符合历史逻辑、整体风格贴合民国风貌的一部作品这也是在申签时我对编辑老师的承诺。

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搜罗民国时期的旧地图旧报纸，前往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旧址实地考察。甚至，考虑到女主的专业，我还特别去考了业余无线电台操作证虽然最后无奈发现这好像和我想象的有些出入。

但是不管怎样，我都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让《第 7 号无名档案》这个故事更加真实，也更加“落地”。

老实说，这样的“身临其境”确实有效。小说里所出现的大多数历史地点，我都曾亲自前往：重庆的驻渝办、龙门浩、歌乐山中美所；南京的梅园新村；上海的大桥大楼、虹口公园……有时候看着这些文字，想起曾经所见的今日之景，竟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之感，仿佛那些人、那些事，就近在眼前。

然而我最为遗憾的一事，则是未能来得及去一趟杭州。那时已经是四五月份，虽说有法定的清明五一节假日，可对于我们辅修人来说，不仅平常上七休零没有周末，就连清明五一也要上课，实在是来不及跨越几千公里再去一趟杭州。而更加棘手的是，民国时期的谍战相关历史资料，我能接触到的有关杭州的研究内容，实际上是远远少于上海和重庆的。因此，在最后这一部分，我能感觉到有一些情节设计是“飘浮”而不够“落地”的。即使我已经尽了全力，依旧不可否认此为本书之一大遗憾。

至于小说人物，在创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地将他们塑造地丰满立体，也尽可能地呈现出差异化的命运结局。于是我们看见有人牺牲，有人叛变，有人信仰坍塌，有人背负污名，有人起义投向光明，也有人终其一生困于心魔，走向毁灭……

如果要问，谍报人员的归途是什么？

是殊途同归，还是渐行渐远？

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女主，徐应明不同于传统谍战作品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她阴郁、理智，在故事的一开始，甚至是冷漠而不择手段的。她可以为了掩护身份毒杀松平左惠子，也主张大规模的暗杀行动以挑起租界矛盾。

徐应明的性格与她的成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她的世界里，父亲是人们口中喊打喊杀的“汉奸”，学校里被那些进步同学孤立，只有胡文怡是真正愿意了解自己，看到自己内心的人。徐应明不是没有尝试过反抗，但是一切却是没有结果的徐从道不会因为女儿的几句话就回头，身边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展现出更多的善意。

渐渐地，徐应明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她不再以自己的真实面目示人，也不会轻易表露出自己的想法。她带上了伪装的面具，而这也是她对于自己的保护。也只有在面对胡文怡、黄汝琼这些亲近之人时，才会展现出内心柔软的一面。

但是徐应明并没有停止“反抗”，只是变得更加地谨慎，更加地隐蔽了。她清晰地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学生力量的有限，因而不愿对敌人包括那些恶意正面对抗。

特训班的训练和军统特工生涯让徐应明变得更加的淡漠。在这个时候，她的心里只有对侵略者的恨意，她会不择手段地打击日本人，却不顾及其他。直到回到前线上海，当与故人重逢，亲眼目睹了抗战的残酷时，徐应明也在被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徐应明的底色是有些拧巴的，她敏感，内耗，也会言不由衷，但是她有足够的理智和清晰的目标，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会因此耽误行动。只是事后，她却很难达成自己内心的自洽无论是面对胡文怡的不辞而别，还是间接将徐从道推向死亡。

决定背弃军统，加入共产党，是徐应明这一生中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实际上，此时的她尚未做好完全的准备。决心脱离军统只是因为，在她眼里，这个系统已经彻底无救了：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自己的同胞。徐应明意识到，自己从前的想法有多么可笑，不是学来本事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抗敌，她身处在这样一个体制中，便要受控于它的规则。

这是反叛，也是报复。

一九四二年初的徐应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不完善。她是在后来的一次次接触与合作中，深化了对于我党精神和理念的认识的，她的信仰也在一次次的行动中愈发坚定。

徐应明渐渐变得不再冷漠，我们也更多地在小说行文中看到她内心情感的流露。从前在军统的时候，朱砚平教给她要对别人够狠，周先良教会她要对自己狠，可是沈志荪却告诉她，真正的特工是心怀大爱的。

毕竟，谍战也好，斗争也罢，这些都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将侵略者赶出我中华国土，是让四万万同胞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