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爱珍把已故的老太太曾经住的那间靠街的房子重新改建，开了一爿丧葬铺，售卖寿衣香烛，也做一条龙，辛苦劳累一点，但是赚头不错。
1977 年，虹嫣考进了市重点高中，听说回城政策即将落实，再过不久，远在云南的常青也要回家来。
生活眼看在朝好的方向前进，谁知就在回城政策落实的前一年，滕常青在云南碰到山体滑坡，再也回不来了。
党爱珍成天以泪洗面，却也无济于事。
过了两年，虹嫣考上复旦大学哲学系，街道特意做了横幅，家里摆了几桌酒席，党爱珍却时不时还总抹着眼泪念叨常青。
1982 年深秋，来了一个年轻人，满手拎着橘子金瓜之类的土特产，眉宇间有几分像当年的老陈。
攀谈下来，方才知道是老陈的大儿子家海。
家海跟滕华良说起多年以前老陈去世，他也不再种橘子，卖了船，转替村里看管鱼塘，他这回是出来采买鱼饲料，路过这里，想起来父亲的旧识，就顺道过来拜访一下。
他还说起弟弟家山读到初二就不读了，跟了个师傅烧流水席，师傅去世之后，只好又回家务农。
滕华良顾念跟老陈的旧情，主动提出让家山出来，跟着他进厂，再怎么总归要比留在乡下务农好。
隔年开春，虚岁刚满 15 的陈家山正式上门来拜师傅，除了那双漆黑的眼睛，虹嫣已经完全认不出来当年那个帮着父亲一起装橘子的小男孩。
那日他穿一件土布上衣，底下是拿他哥哥裤子改的旧军裤，脚上一双半旧不新解放鞋，左手提只活鸡，右手拎了一篮土鸡蛋，理个短到几乎能看得见头皮的寸头，黑瘦，严肃而拘谨。
他先喊滕华良滕伯伯，被旁人一谑，连忙改口喊师傅，一张面孔红透半边。
接下来是党爱珍，他学乖了，毕恭毕敬地喊师母，这回算是喊对了。
再到最后，就轮到她，虹嫣对着闹哄哄的一屋子人，突然心生厌烦，跟他眼光刚刚对在一起，还没等到他开口就敷衍着点点头，坐回角落里继续看书。
城里人活鸡处理不来，他二话不说拎着鸡出去，到屋后水龙头底下，很快拔完毛，剁成块，清清爽爽地盛在盆里端进来。
就这样，家山留下来，他平常住在厂工宿舍，不上工的时候，师傅家里跑得很勤。
家山年纪小，话不多，也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干活很卖力。
他在电镀厂做事五年多，从没人叫他家山，甚至没有几个人喊得出他本名，都是带着几分亲切喊他“小长兴”。
那几年，家里只要什么东西坏了，或者有什么事情需要人帮忙，党爱珍脱口出来的就是：要么明天让小长兴过来看看。
虹嫣读到大学三年级，神经衰弱的毛病越发严重，吃医院里配的药也不见好，不得不休学回家静养。
她平常总呆在房间里，偶尔被党爱珍拖出房门，就在客堂角落的南窗边坐着，拿着本书晒太阳。
她跟家山照面的机会不多，跟他说过的话，全部加起来估计也不会超过十句。
唯一一次不算交集的交集，是某一年过年，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回家去，一大清早就过来，帮忙大扫除，采买东西，杀鸡杀鱼。
下午，别的人都闲下来喝茶聊天，他一个人在厨房间里，拿了个铁勺做蛋饺。
那天家里来了一堆亲戚，虹嫣被党爱珍从房间里叫出来，无处可躲，只好跑到厨房间，立在他边上看着。
结果他不知道怎么，倒失手把一锅蛋饺都做坏了。
虹嫣的病大前年有点好转，经别人介绍，认识了卫生院的赤脚医生吕骏，稳扎稳打谈了一年半，结果临到快结婚，为了一句话闹翻分手，弄得很不开心，吕家人逢人一提起虹嫣就比手势指指脑袋，再给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意思是她有“神经病”。
党爱珍领了人闹上门去，吕家人从此闭了嘴，但于事无补，不管怎么样，虹嫣的名声已彻底败坏。
她靠药物度日，根本没办法踏出家门，甚至有人一本正经规劝党爱珍滕华良夫妻，说实在不行就把虹嫣送进宛平南路 600 号，有病总归不能一直拖。
噩梦般的日子延续了一年多。
一直到某一个傍晚，陈家山拎着大包小包上门来，红着面孔说明来意。
虹嫣心里也知道，他明显是提前跟滕华良商量好了。
然而，不管说没说好，事到如今，好像她也没有什么能选择的余地。
总而言之，她知道他要一个落脚地。而她，是急迫要靠岸。说不上来到底谁是谁的浮木。
第3章
火车不紧不慢地朝前开。
到杭州，大约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两个人面对面坐，虹嫣边上坐着一个埋头看报纸的中年人，家山边上的是一个老妇人，带着个六七岁大的小姑娘。
人多，或多或少冲淡了尴尬，彼此反而都放松下来。
家山看着窗外，年轻的面孔浸在晨光里，显出几分藏不住的期待和欢欣。
虹嫣便问：“你是第一次坐火车？”
他回转头来看她，像有些不好意思，笑一下点点头：“是的。你呢？”
虹嫣说：“我是第二次。”
家山问：“那你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
她说：“75 年。”想了想又补充：“去北京。”
车窗外景物反复更替，左不过是大片的田埂，树林，马路，湖水，虹嫣看久了，头有点发昏，于是收回视线，静靠在座椅上。
每经过一个地方，那个老妇人就点着车窗外面告诉小姑娘，囡囡，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囡囡，现在又到什么地方了。
上海南，松江，金山，嘉兴……
家山出神地望着窗外，也跟着一起听。
虹嫣冷不生地轻唤一声：“陈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