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她就特别注意打扮自己，化妆品买了一大堆，都是高档的，一天到晚对着镜子把各种早霜晚霜往脸上抹，在眼角揉了又揉。每天脸上的作业要做两次，没半个钟头完不了。我说：“董柳你把镜子照穿了，你也回不到十八岁去。”她说：“知道你们男人总惦记着十八岁，哼！”又说：“我化妆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你别自作多情。”一个星期三次，她把黄瓜皮贴得满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一个多小时，又买了什么霜一天两次抹在胸前，后来干脆弄了一种中药塞在乳罩里面。我说：“干什么呢？我也没说你不好。”她说：“我不信你的，你们男人谁不知道？电视上说做女人挺好，挺好，都是被你们男人逼出来的。”
快到春节了，我为怎么去见马厅长犯了愁。和董柳去吧，马厅长把那点不高兴摆出来，我也下不了台，今天我还有必要去看那个脸色？和厅里几个人去吧，那又太公式化了，成了场面上的交待，也对不起马厅长，毕竟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啊！我对董柳说：“你今年去不去看沈姨？”她说：“去，不去她在心里不会骂我白眼狼？”我说：“人在人情在，下了台还要别人真心记着自己，那不现实，我退休了我不敢抱这个幻想。”她说：“你不去反正我是要去的，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人的事，我听沈姨怨几句也是应该的，我就打算受一点委屈。”她这一说倒鼓起了我的勇气，我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反正也不会把我的帽子摘掉，怕什么。
春节那天我和董柳带一波去了。董柳要买古汉养生精，又要买红桃K。我说：“人家学中医的，你买点水果还实在些。”就买了一箱进口苹果，把别人送的好酒提了两瓶。去之前我给卞翔打了个电话，问问马厅长近来的情况，知道他最近不怎么出门。这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马厅长情绪消沉，我就是罪魁祸首了。
沈姨开了门似乎吃了一惊，说：“池……池厅长来了。”我拱手说：“还是叫我大为。我今年拜年这是第一家，我也只拜这一家。”马厅长坐在那里淡淡地说：“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好拜的？”董柳马上说：“今天是我们全家来拜年，过两天他们厅里还要来的。”一波拜了年就去找渺渺讨论下期考初中的事去了。马厅长说：“听说池厅长你的工作搞得不错？哈哈。”这话真不好听，可我得听着。董柳说：“他那一点东西都是马厅长调教出来的。”马厅长说：“我那样教了谁吗？”沈姨碰一碰马厅长，说：“老马在家里窝久了，脾气也变坏了。”马厅长说：“我变了吗？我天天在写东西，这半年多我清闲了，不操那些闲心了，一本书也快写完了。要是我这么多年都不操那份闲心，我十本书都写出来了。”我说：“谁不知道马厅长是全才？左右开弓，行政科研都是一把好手！”马厅长说：“你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哈哈！”他这一说，我像被剥开了一样，心里真有些不好意思。马厅长说：“我们这些人都被历史淘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江就这么东去。”我想着今天真来得窝囊，听了这么一串不阳不阴的话。马厅长说：“我闲着无事，胡乱诌了一个对子，哈哈哈！”说着一指墙上。我抬头望去，写的是：
老矣衰矣可以休矣烟云淡矣天下小矣其乐也融融矣
优哉游哉岂不快哉冷暖知哉岁月逝哉又岂有惶惶哉
我晃着头念了出来，又念了一遍，心想，牢骚不小！嘿嘿。我说：“对得工，对得工，字也成了体，谁知道马厅长还有这么一手。”心想着他再不阴不阳地说话，我也来几句不阴不阳的顶一顶，别搞错了，今天已不是当年了。马厅长说：“小池啊，听说你这一段狠狠地烧了几把火？”我说：“我还敢放火，那不是烧自己吗？事情它自己燃起来了，还有人闹着要干这个事干那个事讨说法呢，我其实是个消防队员，嘿嘿。”他笑了说：“干得不错，不错，烧三把火也是应该的。谁不想烧几把火？不冲天烧几把，谁知道有新人来了？哈哈哈，哈！”我说：“事情倒也做了几件，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想搞秋后算账的人平下去了。我也不能把他们铐起来，不给点甜的怎么行？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是不是？嘿嘿，嘿嘿。”沈姨抓了机会插进来说：“过年不谈工作。你家一波今年也进初中吧，大为？”我感激地望她一眼，马厅长正用文火慢慢烤我，我虽然用不着怕，但总不舒服。这时渺渺跑过来笑嘻嘻地说：“一波哥哥他乱唱歌，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翻跟头。”董柳说：“他一张嘴从小就不安分。”又说：“看着渺渺一年年地快长成大姑娘了。”渺渺脸一红，跑开了。我说：“沈姨，厅里本来规定了厅级干部退休按离休待遇，群众要上告，我们就只好改了。我们有个内部掌握的条例，只有马厅长一个人还是按老政策办，医疗费百分之百报销，我跟计财处打了招呼，沈姨您就别跟别人说了。”马厅长说：“为我一个人定这么一条政策，我不要，不要！”沈姨用力扯了他一下，他就不做声了。我说：“我今天先透个信，过几天我们来拜年，丘立原会正式通知的。”沈姨说：“谢谢，谢谢。”她毕竟明白事情就是事情，今天争口硬气说不要，那以后想要也没法转弯了。现得才是赢家，她明白这个道理。
九十
任志强带了董卉来拜年，问我安泰药业的情况。我猜他是想在我这里摸摸底，搞点内部消息，然后去买这只股票。我说：“上市都两年多了，也没有起色。具体的事都是程铁军在管，可股民有意见都冲着我来。中成药竞争太激烈，汇仁肾宝花上亿元做广告，我们也做不起。”他说他去年炒股亏了十多万，垂头丧气的样子。董卉说：“姐夫你有什么消息透点给他，他炒股就好像有鬼跟在后面，是个倒霉鬼，抛一只涨一只，买一只套一只。”我说：“别的我不知道，安泰药业你暂时别买，不值。”任志强说：“董事长都说不值，那我就把这个念头放下了。什么时候有重组之类的消息，一定要透给我，让我也翻一翻老本，我不会外传的。”我说：“你以为这个董事长好当？每年开股东大会，我在台上就是批判对象，‘文革’时批那些牛鬼蛇神是什么滋味，我都领教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任志强的手机响了，接了电话他说：“有个朋友请我吃饭，姐夫也去吧？”我马上说：“要是每个人请我我都去，我起码要劈成八块才够。”那些年，谁请我吃饭，我都有受宠若惊之感，人家能记得起我！可现在我已经吃得疲倦了，没有精神去应酬。我说：“到宾馆去吃海鲜，我还不如在家里吃点妈炒的酸菜呢。”他说：“要是随随便便一张脸，我怎么敢拉姐夫去？姐夫是谁？这是李智打来的电话。”李智我知道，是全市有名的私企老板，在开发软件。我说：“你什么时候跟李智混熟了，伴着他可以发点财。”他说：“姐夫就给我一点面子去了吧，我已经答应了他。”他说着露出乞求的表情，这让我体会到了一种精神优势。与人交往时的这种优势感，实在是太珍贵了，哪怕是对亲戚，也不可能平白无故地赢得这种感觉。想当年无论谁请我吃饭我都心存感激，可今天对方要不是个人物我根本就不会去，这中间的距离，就是人生的滋味所在啊。如果我再上一层楼，谁跟我吃过饭说过话有过交往，都可以成为他引为骄傲的资本和谈资，逢人便告，那滋味就更有滋味了。这进步的魅力实在不可抗拒啊！
任志强见我不表态，赔着笑说：“姐夫，就给我这点面子吧，我已经拍过胸脯了，怎么下台？真叫我把头扎到尿桶里？”我对李智也有点好奇心，心里打算去了，嘴里说：“李智他是什么人物，动不动就要请我？”他马上说：“是我答应的，我以前吹过牛皮，说我们挂着亲，他今天提到了，我就一口应了。姐夫要是不去，怕他笑我呢，姐夫也不至于让我吃别人的笑吧？”我说：“到外面去吃海鲜还不如在家里吃碗剁辣椒饭。”他一听马上说：“董卉你在家里陪着姐姐妈妈，我陪姐夫去应酬一下。”
任志强开着车，出了大院说：“到阿波罗宾馆去。”又说：“今天保证不让你吃什么海鲜，俗！我们吃点山上的东西。”我想一想说：“停车，停车。”他说：“几分钟就到了。”我说：“你不停车我下了车就自己打的回去了。”他只好找地方停了车，我说：“李智他找我到底有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偶然提到，我就应了。”我右手一个指头凌空画一圈说：“我到底也是念了几句书的人，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还绕来绕去？”他们今天是画了个圈套等着我，第一步就是要把我弄到酒桌边去。任志强打电话没提阿波罗宾馆，他出了门就往阿波罗跑，这不是安排好的？我也不说出他的破绽在哪里，只说：“你不把事情告诉我，我就走回去了。”他急了说：“真的没有事，就是偶然提起来的。”我说：“那你说我病了，到省里拜年去了。”说着把车门推开。他一把抓住我说：“姐夫，李智找你是有点事，求我都求好几次了。我牛皮吹出去了，又抹不下面子，就答应了。”我说：“说事情。”他说：“事的确有点事，是什么事他也没说。”我说：“那我还是下车。”推开车门下去了。他从另一边跳出来，追上来拉住我说：“事的确有点事，大概是关于安泰药业的，再怎么我就不知道了，把我砍了我也不知道了。”我犹豫一下说：“你就说我到省里拜年去了，我真的要去走走，过了这几天再去，别人就会有想法了，你把他排在什么位置？这是敏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他跺脚说：“那我就为难了，人家菜都订好了。”又说：“李智也就是个李智，他也不能把谁吞了吧，你怕什么。”我一听来了精神，说：“你也不用激我，怕我是不怕的，我怕什么？他还想打我的主意不成，把我拉下水不成？我要下水早就下水了，还等今天？”我又走到车旁，任志强替我开了门，双手虚托在我的身后，等我坐好了，才关了车门，把车开走。
快到阿波罗宾馆，任志强打了手机叫李智在门口等。下了车李智从台阶上跑下来，女秘书在后面跟着。李智跟我握手，我故意漫不经心，手掌刚碰到就松开了。李智本来用了很大的力，也只好松开，脸上平静如水说：“今天能请到池厅长，这是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面子。”说着双手比划了一下。我说：“你李智李老板看人还看少了吗？上次电视里还看到文副省长视察你们惠利软件呢。”
进了阿波罗宾馆，里面确实气派。大厅有三四层楼高，四面墙都有浮雕，迎面是古代人物孔子屈原李白等，左边是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帕提农神庙，右边是傣族泼水节。一盏大吊灯有十多米长，成倒圆锥形垂了下来。李智介绍说：“这是亚洲最大的吊灯，二百多万。”我说：“请客到这里来干什么，屁股一落座，几百块就没了。”任志强说：“别的地方请池厅长也不方便。”女秘书说：“这是我们李总比了好几家才选定的。”我说：“当年讲讲排场还有点意思，现在讲它也就那么回事了。”其实到哪里我都无所谓，路边小店也行，但必须是我提出来的，只要是对方提出来，就必须有相当的档次。李智说：“池厅长见多了，他什么没见过？”我说：“那我们到一家老百姓的餐馆去？”任志强说：“姐夫你不用怕把李老板吃穷了，他剥削了劳动人民那么多钱，出几滴血也是应该的。”到了餐厅迎宾小姐屈了腿说：“先生好，小姐好！”声音夜莺似的清脆。到包厢入了座，我说：“李总有什么见教，我这里听着。”李智说：“在池厅长面前，谁敢说见教二字？”任志强说：“先喝酒，喝酒。”一拍手服务小姐就拿菜谱来了。李智说：“菜谱上的菜我们都不点。”任志强说：“吃点山上的东西。”就问有猴子，穿山甲没有。我马上说：“那些东西你们下次来吃，我也管不着，今天我在这里不能点。”任志强说：“姐夫为人谨慎，保护动物不碰，谨慎！”李智说：“池厅长有慈爱之心，不忍杀生。”李智说出来的话就是比任志强的好听。我点了菠菜汤，酸菜肉泥和乡里腊肉三样，说：“别的我就不吃了，胃吃伤了，得休息一下。”心想，即使我真不吃，好菜也得点出来，放在桌上做个样子。李智果然是明白人，还是点了佛跳墙等几个高档菜。他又要点茅台酒，我说：“李老板等会儿还有话说，白酒就不喝了吧。”就要了一瓶王朝葡萄酒。举起酒杯，秘书小姐和任志强竭力营造气氛，好像是老朋友十年相逢。但我不冷不热，跟那种气氛保持一点距离，心里想着酒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让人进入虚幻的境界，怪不得有人说酒文化呢。
喝了一会儿酒我说：“李老板不是有点事情要说说？”任志强对秘书小姐说：“他们谈工作了，我们先走一步吧。”两人就走了。我对李智点点头，他说：“听说池厅长的公子非常聪明，快读中学了吧？”我知道他在切入话题，但不知为什么要从这个方面切入，就说：“咱们直奔主题，好不好？毕竟我们都是有一定层次的人了。”我没直接说只有小人物才绕来绕去呢，他明白了这层意思，有点惭愧地笑了一笑。有了心理优势就够了，我也笑了一笑，让他下台。他说：“池厅长快人快语，好！”然后说：“池厅长想不想有不大不小的一笔收入？”我心中跳了一下，嘿嘿一笑说：“要说收入，我当然不能跟李老板你比，不过吃饭还是够了。”他说：“现在谁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英国去深造？家长有责任准备不大不小一笔钱呢。”我打手势说：“你那个不大不小是多少呢？”他举起三根指头。我不知他是说多少，三万呢，还是三十万？我想他不至于对我把三万块钱也说成一笔钱吧，就说：“三十万？我要弄钱，几个三十万我也弄了，我不是标榜自己清廉。”他说：“池厅长面前三十万我敢说是一笔钱吗？三百万。”我轻笑一声说：“现在几十万就能判死刑，你留着我这条命吧。”他说：“池厅长这么谨慎小心的人，我敢叫您冒一丁点风险？有风险我就不开口了。”我说：“没有风险可拿三百万，你李老板是慈善家？”我摇摇头，“我不信。”他说：“赚小钱的人冒风险，赚大钱的人是没有风险的，傻瓜才拿命去搏钱呢。”
他说了自己的设想。他的想法是由惠利软件入主安泰药业，使安泰药业经重组变成一家高科技的上市公司，最后改名为惠利软件。安泰药业股票现在的市价是六元左右，他在消息公布之前悄悄吸纳安泰药业的股票，把筹码吸够了，然后逐步公布消息，大幅拉升，最终的目标是四十元以上，跟托普软件等几家搞软件的上市公司股票的价位相近。利润就从这巨大的差价中产生。
我听了心中直跳，这可是几亿元的赌博啊！我不动声色地说：“安泰药业是我一手搞出来的，就像我儿子一样，有困难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翻身的。你说我舍得把自己的儿子卖掉吗？”他不慌不忙地说：“搞中成药的上市公司，哪一家不是在亏损边缘挣扎？要是那么容易翻身，别人早就翻了。您说是自己的儿子吧，我也特别特别能理解，可是您想过没有，您今天是董事长，再过几个月到七月一日证券法就要实施了，您当厅长是国家公务员，按证券法是不能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到时候一个小股东写一封信，您就有麻烦了。”他在引诱我，又在威胁，可他说的又句句实在。我说：“到时候你去开个户买五手安泰药业，然后以股东的名义把我告到证监会去。”他立即拱手说：“我李智决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总会有人做吧？没人写信，证券法它也是法律。”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到过，既然无人提出就拖下来了。我说：“就不能让我辞掉厅长一心一意去盘好安泰药业？”他看看我说：“那不可能吧，不可能。厅长毕竟是厅长啊！”
他有备而来，把我都分析透了。我要为儿子着想，我不愿犯法，我不能继续兼任安泰药业的董事长，这些他都想到了。他见我不做声，说：“我们替您到证券公司存入一百万，用谁的名义您去考虑。到时候这一百万就是四五百万了，您把股票抛了，一百万还给我，您想想您做了违法的事吗？规定厅级干部不能炒股，没人规定他的岳母娘也不能炒吧？”我说：“李老板你的算盘拨得太精了。也许我得了几百万，你得了多少？到时候惠利软件成了上市公司，全国都知道了，这广告效应的价值又是多少？我成了百万富翁，你成了亿万富翁！”他笑了说：“到时候拉升是我的事，那还要成本的。这不是您赚我的钱，也不是我赚您的钱，而是我们合起来赚别人的钱，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再说，”他顿了一顿，“我最多就是多等几个月，到时候新的领导还是会跟我们打交道的。”他在威胁我，可话说得实在，我在董事长的位子上最多只有半年了。对他的提议我还真不能一口回绝，就说：“再过几天你给我打电话。”
回家后我没有把事情告诉董柳。送一波去美国读大学已经成了她的既定目标，有机会弄一笔钱，她是不会放过的。我犹豫着，但似乎也没有特别多的犹豫的理由。我需要钱，我不必冒违法的风险，我在董事长这个位子上坐不久了。我没有想到灰色地带宽阔到这种程度，简直是一望无际。坐在这个位子上，对人的考验实在是太残酷了，只需动一个念头就可以得到上百万几百万的钱，在这种时候要求一个人心如止水，这可能吗？人毕竟不是神啊！如果我下决心做这件事，没有人能够阻挡我，我可以不动声色地安排一切。这使我深切地感到，这个位子不是为凡人而是为圣人安排的，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凡人，永远不可能，决不可能。这几年的几次拒贿，我为自己虚构了一种人性的神话，我是刀枪不入的。可现在能在灰色地带有所收获，大收获，我为什么要拒绝？又有谁在灰色地带摔了跤呢？没有。我明白了自己，钱，我还是爱的，只是不愿冒犯法的风险罢了。我是人，我不是神，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不必为一个神话把自己禁锢起来。我感到身体中有一个无法准确指出的部位在源源地释放能量，推动着自己向前走去，我已经不由自主。
九十一
两天后我把事情告诉了董柳，她听了很兴奋，也有点紧张，毕竟刺激是太强烈了。她说：“这样的机会一辈子也就能碰到那么一次。”我说：“太便宜李智那小子了，他这么一弄可能要搞几千万到荷包里。”董柳说：“你要怎么样都随你，反正我一波留学的钱你要准备好。连丁小槐都说要送强强去美国读大学，我一波比强强差还是一波他爸爸比强强他爸爸差？”我说：“安泰药业是我一手搞起来的，就像我第二个儿子，被李智那小子夺了权去，我心里不服气。”董柳说：“这个儿子不争气，你老抱着他干什么？”我说：“我们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的，上市时又没有圈进来一笔钱，拿什么去争气？我们每股还有一分钱两分钱的利润，有的公司上市圈了几亿，两年就化成了水，成了亏损股，那些董事长讲起话来还雄赳赳吃了伟哥似的。”董柳说：“安泰药业落到别人手中去，那是早晚的事，在你手中不落，在别人手中也保不住。你的董事长还有半年，到时候李智就不找你谈了。嘴边的东西你不吃，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吃。”董柳的话撞在我的心上。安泰药业的经营难有起色，又丧失了配股的资格，被重组是早晚的事，重组过程中也必然有一些要被掩盖着的秘密。事情与其让别人来做，还不如在我手中就做了。我不再犹豫，抓起电话就拨了李智的手机号码。刚拨完我又把话筒放了，我怎么能主动找他？那样我就失身份了，没了主动权。刚放下话筒李智的电话来了，约我出去谈谈。他没提刚才那个电话，提了我也不会承认。但我想他凭直觉可能猜到了一点什么，这让我感到了屈辱。
第二次见面李智把操作的详细计划讲了，我想来想去，简直就是天衣无缝。他准备从银行贷款八千万吸纳安泰药业，股价拉上去以后公布重组的消息，趁利好把股票抛掉。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如此暴富，却又合理合法。当然这是黑幕，但却是合法的。他当时就要在董柳的股票账户上存入一百万，我说：“这个不急。”他很急这一点，只要钱存进去了，我就没有退路了。但我还得好好想一想，看能不能把我这边的事做得天衣无缝。我说：“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任志强也不能知道。”他说：“他想促成这件事，自己也在中间做点老鼠仓。”我说：“我们以后不能这样见面了，被别人看到了也是个缝隙，要谈什么到没人的地方去谈。你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给你，都到公用电话去打，将来电信局也查不到什么，那才让人安心。”这次见面他对我仍是恭恭敬敬，但我想着他心里一定在笑。
我把事情仔细想了一遍，唯一的漏洞就是那一百万。万一事情穿了帮，有人要调查那一百万从哪里来的，我怎么说？我想宁可不发那么大的财，也不用李智的钱，自己有多少就做多少算了。董柳有四十多万，从里面打个滚出来，也该有两百万了，够了。人不能太贪啊，把事情做过了头是要付出代价的。人的肠子即使长到了几十公尺也不能长到几百公尺啊。我要董柳回老家去，把她父亲的身份证拿来，春节后一开市就去开户，存钱，买股票。
想好后我去中医研究院到程铁军家。一进门我说：“来拜个晚年！”他有点惊慌失措，说：“来了？来了。池厅长来了！来了来了！”坐下闲谈一会儿，我说：“公司去年业绩怎么样？过两个月股东大会，我们俩就要上考场了。”他惶恐地说：“现在还在审计呢。今年加强了监管，会计事务所也不敢掺水了，恐怕难保不亏那么一点点。”我说：“公司的事全靠你，我只是挂个董事长的名。”我说着连连叹气，“股东骂我们都骂几年了，有什么办法没有？”他也连连叹气说：“池厅长，您知道的，我们上市也没圈进来一笔钱，赤手空拳拿什么发展？”我阴了脸沉默着，一只手在桌子上一下一下拍着，像陷入了沉思。拍了几十下，程铁军脸上的汗都淌下来了。把气氛渲染够了，我说：“也的确是难啊，股东要骂几句，那也是应该的，他买了我们的股票，还不是想发点小财？公司上不去，他没有脾气？”程铁军说：“今年，今年，今年我一定……”我说：“有什么实在的措施没有？”他不做声，我说：“也不怪谁，的确也是难。我们的东西是好东西，可没有上亿元来做广告，别人就是不认你。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见把程铁军的信心打下去了，我就不再说什么。
在四月初的股东大会上，全省各地来的散户股民有八十多个，还有七八个是从外省赶来的。董事经理们坐在台上就好像坐在审判席上，台下的小股东大喊大叫，会场闹成了一锅粥。上台发言的散户好像是土改中的农民控诉地主，一个个声泪俱下。一个老太太摇摇晃晃走到台上，瘪着嘴把自己持有安泰药业的细账算了一遍，一边抹着泪，最后举起胳膊喊着：“改组董事会，撤换总经理！”下面的人举起双手跟着喊。程铁军沉着脸坐在那里，大家对他的报告都不满意，觉得没有切实的措施。我看着这群激愤的人，心里想，你们要把股票捏紧，再过两个月你们就要发财了。看着这场面我也感到，安泰药业也实在是难以为继了，在我手中不重组，别人手中也会被重组了去。开完股东大会的当天，我到公共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
过了两天程铁军打电话给我，说有重要事情汇报，放下电话就过来了。一见面他说：“有这么一件事，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把李智找他的事说了。我说：“李智是个体老板，还想吞掉我们？不行！那不是蛇吞象吗？”他也说：“不行！”他还想保住总经理这个位子。我站起来，把手背在后面，来回走了几步，坐下，又站起来，来回走几步，反复几次。程铁军双眼追随着我，头来回摆着，唉声叹气。最后我停了下来，说：“还有什么办法让公司起死回生没有？没有办法，股民怒火冲天，我也不想坐这个位子了，你这个总经理也危险。”他说：“那……”我说：“我们先不作结论，明天把李智请来，我们听他讲讲，听听也掉不了你我三斤肉。”我叫程铁军把李智今天找他的事通知各位董事，请他们明天到公司开碰头会。我说：“你一定要说清楚李智找你是今天，今天，他们得到信息是非常及时的。”
过了几天李智带着自己的会计师和法律顾问等人来了，几个人谈了三个小时。他要入主安泰药业，这是前提，其他的什么都可以谈，几位董事的位子也可以保住。李智走后我们十几个董事监事激烈争辩，有几个人指名道姓地指责程铁军经营不力，导致公司落到被吞并的地步。没人敢说我，但我坐在那里也不好受，我是董事长，而程铁军当总经理也是我点的名。从五点争到八点，打电话叫人送了盒饭来，吃了饭又继续开会。整间房子被烟气笼罩着，人的脸在灯光下都看不真切。到十点钟，墙上的挂钟“咚咚”响了十下，突然，大家都安静了，一起望着我。我缓缓地说：“公司是大家一齐努力搞起来的，争取上市难于上青天，也被我们做到了，到今天要被重组，我心情也很沉重。但谁有办法让公司起死回生没有？没有办法，重组也是一种选择。”我望着那几个反对的人，他们都避开我的目光。我说：“今天谈到这里，大家回去想想，下个星期再谈。”
我知道股票就要涨了，我的事早已做完，连李智也不知我到底做了什么。李智的事我想也做得差不多了，他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叫董柳打个电话给任志强，叫他明天一早就去股市抢点筹码。董柳把话筒递给我说：“他要找你。”任志强说：“姐夫，是不是李智那里有了什么消息？”我说：“他是你的朋友，你不知道？”他说：“市场这么低迷，我怕又给套住了，我的胆都搞虚了。这只股票最近逆市还涨了两块钱，我是不是又追高了？”我说：“电话是我叫董柳给你打的。”他说一声“好”，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上午安泰药业还没什么动静，我知道这是风暴到来之前的宁静，大笔的钱都围绕它在运转，我想象着无穷无尽的百元大钞排着队向前冲去。到了下午，我下班回家打开电视机，知道安泰药业涨停了。董柳兴奋地说：“你的财产今天升值了四五万呢。”我说：“李智升了四五百万都没你兴奋，没见过钱的人就是这样眼皮浅。”安泰药业连涨几天，停住了。我知道它在等我，等进一步的消息，事情进一步，它就会往上蹿一截。我又召开了第二次董事会，这一次就没人再反对重组了。我明白他们都上了这条船，没有退路。至此，事情已经无法逆转。
到五月十日，就是美国的导弹攻击我驻南联盟使馆的第二天，股市突然跳空下挫，安泰药业也大幅掉头往下，形成了一个“导弹缺口”。董柳说：“是不是抛了算了，已经赚了几十万了，保住胜利果实。”我说：“这是李智在洗盘，重组的消息不公开，安泰的行情就不会到头。哪天到头，由我说了算。”几个董事纷纷打电话来问我重组的进展，我知道他们跟着董柳抱着一样的想法，却装作不懂，说：“事情还在进行吧，你们知道多少，我也知道多少。”到了五月下旬，大市扭头向上，安泰药业更是势不可挡，连拉涨停。又过了一个月，股价已经到了四十多块，李智不停地催我公布消息。我知道股价已到最高峰，他要借利好派发了。他获利实在是太大了，不但吞了安泰药业，还用银行的钱发了一笔横财，比起来我只是在尾巴尖上咬了小小的一口。
事后董柳告诉我，这一次赚进了一百多万，近两百万。她说：“我们是从鱼头吃到鱼尾，把行情做足了。”又叹息本钱太小，不然可赚上个几百万，我没有告诉她李智要借给我一百万的事，只是心里也有点后悔，借了现在还回去，神也不知鬼也不觉，有什么风险？这两百万赚得天衣无缝，即使反贪局的人也不能挑出我的毛病。这是位子的魅力，它在市场中找到了表演的舞台，找到了结合点，天衣无缝。想起刘跃进告诉过我，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竟为基建中的五万块钱回扣丢了官又吃了官司，真的是太傻了也太缺乏想象力了。当时胡一兵故作正经地说：“像这样的大傻是应该清除出去，以保持腐败队伍的纯洁性。”现在想来，这真是一句荒诞的妙语。
九十二
银河证券第一年的租金，我拿去还了银行的贷款。后来大家都有意见，为什么不拿来发奖金？事后我心里也有点后悔，前任落下的亏空，我着那个急干什么？上了台也得拿钱买个好口碑才是。第二年的钱拿到手，我跟冯丘几位商量了，决定拿五百万出来发奖金。消息传出去，厅里都轰动了，都说好，好，好！算下来，平均每人有一万多呢。奖金到年终再发，可得先订出一个方案。厅里召集中层干部开了个会，讨论分配方案，大家的一致意见，就是不能搞平均主义。这与我原来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差距缩小一点，不要让群众拿了奖金还骂人。可会上的意见一边倒，我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显得孤立了。丘立原说：“什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观念更新，抛弃平均主义。中央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厅里怎么体现？当然我们富也富不到哪里去，可日子还是要过吧。现在上面反腐倡廉抓得紧，以前各处室还能搞点小动作，现在也不敢了，不然过了线，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犯了法呢。怎么办？大家也只有靠厅里。当然另外有办法的人是例外。”他眼睛不朝我这边看，可我还是强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么。在那一瞬间我就下了决心，早晚得把这个异己分子弄走，甚至弄下来，把自己的人培养起来。冯其乐说：“我们应该用政策来体现贡献的大小，拟一个文件先发下去，把标准定下来，不搞暗箱操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导向渐渐明了，倒使我觉得自己原来的构想是不对的。说到底是政策要向职位倾斜。话可以有很多说法，但不论怎么说，都必须围绕着这个结论来说，结论是既定的，理由可以慢慢找，几条理由总是找得到的。我要到部里出差几天，就指定办公室主任黄松林去草拟这个文件。等我出差回来，黄松林马上拿了草案向我汇报。他把厅里的四百来人分成了九个等级，第一等就是我一个人，五万，冯丘几位是二等，四万一，丁小槐他们是三万，而普通干部是四千五，工人则只有两千八。他说：“这个方案是广泛征求了意见的。”我说：“两千四千的人你征求了没有？他们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呢。”他说：“他们，他们……要按他们的意见，人人都是一万三最好，那不是平均主义吗？”又说：“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厅的分配方案，又向冯副厅长汇报了，才这么定的。”黄松林走了我把这份名单反复看了，觉得他还是动了脑筋的。毕竟我还要靠丁小槐他们做事，不把他们安顿下来，工作就无法开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哪怕我真有办法换一批人上来吧，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知道那些拿两千四千的人白兴奋了一场。他们会骂人，会感到心寒，会骂我是强盗，撕下脸皮来抢钱了。但也只能如此，他们要骂在心里骂几句也是应该的，只要当着我的面乖乖地笑着就行了。我还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坐在这个位子上，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按照实力把各种利害关系摆平，摆平了才能运作下去，我才能坐得住。所以公正并不是我的目标，自从我放弃了重建崇高的努力，放弃了对自己的神话造型之后，就更不是我的目标了。有人要在心里慷慨激昂，骂我是强盗，那也只好由他去。他们不在这个位子上，不知我的难处啊！
晚上我还是到冯其乐家去了，提出把上面的人压下来几千块，把下面的人提上来一千块。我说：“新班子成立才一年多，让别人在心里嘀咕，也许还骂几句，也没什么意思。”他说：“化工厅按这个比例贯彻下去了，风平浪静。”我说：“跳我想也没有人敢跳出来，只是不太好。”他说：“每人加一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每人减几千，那个影响就大了。我们也应该给办事的人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逼他们去犯错误，中国文化还有个养廉的传统呢。养廉养廉，廉是养出来的。”我叹一口气，知道结论是铁定的，围绕这个结论可以有很多论证，反正是这些人自己在论证。好处到了手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七八条理由也是捏出来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会小会上形成一种氛围，让所有人的思维进入已经设计好了的轨道，平均主义要不得！拒绝进入不要紧，有了氛围就不会有人有足够的勇气跳出来了。毕竟大多数人是从众的，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而众人的心理，那样一种气氛，要靠舆论来引导。这时电视里正在放一个关于“勤政廉政”的节目，是山东某县的县长在讲话，说要把群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乐意不乐意当做标准。我指了电视说：“老冯你也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哼哼几声说：“我倒要去看看，那里就不是中国？每人一万三，就同意了，满意了，也乐意了，可能吗？有了一些人的不满意，才会有另一些人的满意。天下就没有人人都满意的事。”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不可能，要群众对他们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让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满意了乐意了才行。我要靠他们做事，口说无凭，非多喂几口不可，我只能如此，道理讲到天上去，也只能如此。
在最后的定稿会上，我坚持把自己的标准降到第二等，大家都不同意。丘立原说：“池厅长咱们实事求是，这是你该得的，理直气壮！”这话从他口里出来，我感到不是什么好话，是要在火上烤我啊！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标，他们都滑脱了。为了几千块钱，我值得？丁小槐也站起来慷慨陈词：“池厅长该不该拿一等？该！这不是位子决定的，而是贡献决定的。”我心里想，又添一把火来烤。最后我说：“大家为我好，就不要为一个人设一个等级了，不要让群众说我们因人设政。”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人再坚持了。尽管因人设政已经成为了一条游戏规则，但我决不能当这个出头鸟，让大家的枪来打。
文件发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心寒，议论纷纷甚至群情激愤，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医学会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跳脚骂人的神态。她不会点名，但在骂谁是很清楚的。“让他们买了好东西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带到棺材里去！”反正我听不见，也就算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九月份那几幢宿舍楼快盖好了，基建处拟了一个选房的方案。这件事我没有管，是冯其乐管的，方案出来后交给我签字。我看这个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在台上的几位领导排在前面。有两条是特地为我设计的，正厅级比副厅级高五分，博士毕业的加五分。以前排队选房，厅级不分正副，这次加上了。厅里还有两个处长在读在职博士，但没毕业。我心里排了一下队，按这个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虽然我的工龄没有别人长。冯其乐煞费苦心，但这太明显了，别人要说话的。董柳看了这个方案说：“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谦虚干什么？你是厅长，当仁不让！”的确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别人早就为我精心算计过了。在这个份上的人，是无须自己过问的，说法就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身后跑。我说：“我说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说：“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朝西当西晒，高了难爬楼，低了光线不好。”我说：“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别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个脑袋，倒是只南瓜？”她说：“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来了，别的我培养不出感情。”跟她说不通，我就不说了。有了这么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当西晒又算什么？多爬一层楼，或光线差点又算什么？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绝啊！第二天我跟冯其乐说了，要他把那两条划了。他试探说：“那，那……”我说：“我不敢太过，太过会转到反面去的。”他说：“那我再仔细算一下，至少保证厅里几个人不顶天立地吧。”
名单出来了，《群众卫生报》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生，到厅里来当主编有好几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么官，排在了第一，别人要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当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来，一进门就说：“池厅长还住这样的房子，全省的厅长没有几个！”这话说得不伦不类，我不是马上就要搬了吗？人家都是在显微镜下看我的好，发现那么一点点就大惊小怪地嚷。她又说：“老戴在家里说新班子好，池厅长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还别说排在前面了。”我说：“老戴是主任医师，本就相当厅级，工龄又长。他不排前面谁排前面？厅里尊重知识尊重人材，也不是只挂在嘴上说的。”她说：“感谢领导，感谢领导！有了这个面子，我家老戴没分到都没有意见，本来他就没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边嘀嘀咕咕好一会儿，走了。
选房那天我没到场，是董柳去的。回来她告诉我，还是选到了三楼东头的那一套。我简直不相信，问老戴选的是哪一套？她说是二楼西头。我忽然醒悟了，还有另一只手在安排。我说：“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说了什么？她让了你，还让了厅里几个人，厅里几个人又让了你，这有什么意思！”董柳说：“人家不选那套我有什么办法？人家主动问我，我也没说我一定要哪一套。她问我哪一套最好，我总可以说吧。”我说：“这是一场戏，你就是导演。”她几乎要哭了说：“我没导，我也没演，我说自己最喜欢哪一套也是实事求是，我不会撒谎，我还没学会，要我说违心的话我也说不出！党不是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吗？”
在深秋时分我搬进了新居，房子的装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没管。房子里全部铺的吉象牌地板，家具也全部换过了，电视机换成了日本松下牌的家庭影院。据董柳说，总共花了近二十万块钱，光地板就花了三万多，如果是别人，还要多花几万块钱。有谁在其中帮了忙，我也懒得问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冒出来，求我办件什么事。这已经成了一个法则，只是我不必用自己的东西作为回报罢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来了好几个人帮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走了，房子里变得非常安静。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照着，似乎是一个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树枝光秃秃伸向天空，一丝暖风吹了进来。我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安静不真实，房子不真实，连我自己也不真实。一时间我觉得自己飘在虚幻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一切都与十四年前我来到这个大院时设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没有成为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认识自己，这并不容易。八年前我刚进入圈子的时候，我给自己戴上了面具，那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过是为了上去做点事而不得不如此罢了，那时我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送到眼前来。戴了面具的我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大山深处三山坳村的一个平民，是揣着几块钱去搞乡村调查的那个学生。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虚假与真实竟换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厅长的位子上我没了面具感，反而是到湖区去慰问灾民时像戴了面具。说到底人不是一个神话，说到底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九十三
这天下班的时候，在办公楼前我看见了小蔡，他站在公布栏前，眼皮往上挑了一下。我知道他可能有什么事要找我，我现在对人的动作神态的观察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了。我正与冯其乐说着话，小蔡没有过来，我想他是想找我单独谈。果然，晚上八点多钟小蔡打了电话来，说有事情找我汇报。我想，哪怕是汇报，也不能你想汇报就汇报，时间得由我来定。我说：“今天晚了，明天上午你到办公室来找我。”他连声说好。话说完了我故意拿着话筒不放，他那边也不敢先放下。持续了有十几秒钟，他在那边怯怯地说：“还有什么指示吗，池厅长？”我没回答就把话筒放下了。哪怕是打个电话吧，也得把层次体现出来，这些形式我不得不讲。
第二天上午总有人找我，快下班的时候小蔡才来了。我猜想他在门口已经观察了多少次，这才找到机会。我没叫他坐，他就站在那里，说：“有些情况想向池厅长汇报一下。”我点点头，他朝门口望了望，门是虚掩着的。我说：“没关系，说吧。”他说：“有人对厅里的领导心怀不满。”这个我心里明白，也不算什么新情况，要是他以为自己汇报了这些就是有功之臣，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凭空来事，我不会认账。他见我没有特别的兴趣，试探着说：“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说：“来都来了，说。”他站在那里有点犹豫，显然我的平静出乎他的意料。我就是要别人无法准确把握我的情绪，自己心里想什么，都被别人洞若观火，那还得了？他说：“昨天下午政治学习，您知道，我们退休办跟办公室是在一个组的。会上就有人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他停住了，等我问是谁，讲了什么话。我偏不问，我不能被他牵着走，他只好说：“龚正开他说，中国人等清官等了几千年，也被误了几千年，这种清官意识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对的，中国几千年才出了一个包公，等不到怎么办？他居然在会上这样说，暗示太明显了。”我说：“你觉得他暗示的是谁呢？”他头上的汗都出来了，抬了手用衣袖擦了一下，说：“这……这非常明显，特别明显，极为明显。”我说：“你坐下说，坐下说。”指了指沙发。他说：“站着也挺好的。”可还是退了一步坐下了，说：“他说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他是在说谁呢？非常明显。”我说：“龚正开他说我没有？”他说：“那他倒不敢，但是，非常明显。当时有人在议论奖金的事，还有人说厅里的改革打了雷就不下雨了，他就说了这个话。非常明显。”我说：“厅里有厅里的难处，大家不太理解，心里有点牢骚，我们也是想得到的。有牢骚就发一发吧，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这么一说，他很意外地望着我，嘴唇微微颤抖，终于说：“那，那他也不能在会上说，我气愤就气愤在这里。”他这话倒讲到点子上了。有人会骂人，这是早就料到了的，可在会上说还提到理论高度，带有全盘否定的意味，这就是个问题了。我鼓励地点点头，小蔡马上就兴奋起来：“这种明目张胆损害领导威信的行为，我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容忍了他，明天后天就会愈演愈烈！那叫领导以后怎么工作？”这话说到我的心坎上了，他们都在动脑筋啊！我说：“黄主任当时说什么了？”他说：“黄主任拿张报纸把自己遮住了，后来就走了。”我说：“好，你去吧，你对厅里工作还是很关心的。”他走到门边，犹豫了一下，又走上来说：“他在会后还说了一句话。”又望着我。我说：“说吧。”他吞吞吐吐好一会儿，我鼓励地点点头，他说：“龚正开他说，一切新例都是老例，对任何人都不能抱有幻想。我觉得这话，非常明显。”我笑了，点点头说：“去吧。”他转过身来点点头，把门慢慢拉开，探出头看了看，一溜烟走了。
他走了我想，小龚倒还是一个有头脑有想法的人，不傻。倒退十年我倒愿跟他交个朋友。可现在是现在，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就由不得我不在这个位子上考虑问题。有想法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想法也得给我把嘴闭紧了，装个哑巴。还在会上说，那还了得！还有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哪来的方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的错！我倒想原谅他算了，他并不坏，还可以说是好人。可原谅了他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不行！这时我感到按自己的情感本能做出的判断和从这个位子作出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前者须服从后者。人们常说某某人一上去就变了，他坐在那个位子上，不变行吗？卫生厅是我的领地，在我的领地上我得说话算数，我能容得别人多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碰到黄主任，问到那天开会的情况，他惶恐地说：“我开始在看报纸，也没听清是谁在说什么，后来就上厕所去了。小龚他是说了几句不应该说的话。”我说：“有人在会上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你应该站出来顶回去，形成健康的氛围，引导舆论的方向。在卫生厅工作，时刻都要记得自己的职责，要讲政治，改革开放更要讲政治。还要讲正气，这里容不得歪风邪气。那些人我不得不提醒他们，他要想一想自己不好好工作，分流下岗了他到哪里去，他还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下次开大会我要重点讲，刹一刹厅里的歪风邪气。你不要因为自己多拿了点奖金就好像欠了谁的，心软口软，腰杆子要挺起来。大家都挺起来，阴风就刮不起来。奖金是厅里的，不是他们的。”黄主任连连说：“只怪我没认真听，只怪我在看报纸，只怪我正好又上厕所去了。下次，下次。”这样我在心里决定了要调动龚正开的工作，这样的人不能在办公室。我绝对不能让下面的人感到他是有一定的主动性有一定的权利的，哪怕是议论的权利也不行，不然很多事我就没法做了。要求对话的渠道？笑话！一对话那几十个问题都要提出来讨论，那怎么可能？有了你的就没了我的，这个话怎么对？还政于民？笑话笑话！早些年我对这种状况不满，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有道理，越想越有道理。你图嘴巴痛快？让你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这样想着我犹豫了一下，调动龚正开的决定违背了我的本性，我池大为不是这样的人。可马上我又对这种犹豫产生了犹豫，我要这么心软，以后谁会怕我？威信一倒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龚正开必须受到警告，付出代价，这才符合我真正的本性。想到这里我深感历史并不荒谬。有些人一生潦倒是必然的，他们只能如此，哪怕他们是人杰是圣者，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历史并不荒谬，甚至荒谬其实并不荒谬，认为历史荒谬是浅薄的。事情只能如此。
这天晚上正好胡一兵来了，我就把小龚的事对他讲了。我说：“我这个人可能不是当官的材料，明明知道该下手的时候，就是下不了手。”他说：“想不到你手下还有几个明白人。要是我，我就把他提拔上来，算个人才！他看事情真看到点子上去了。”我说：“这么说起来那我还得提拔他？提拔了别人也学了起来，我就被动了。”他笑了说：“这样的明白人多了，并不是你厅长之福。这个小伙子是不错的，但事情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我点头说：“好，好。”
这样我指示人事处把龚正开调到中医学会去，让他去跟尹玉娥作个伴。他想不到的事还多呢，既然他说了不要抱任何幻想的话，那就让事情应验了他自己的话吧。说心里话我并没有低看了他，但正因为如此，我得给他一个警示，也给别人一个警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作为池大为我愿意跟他交个朋友，作为池厅长我得让他摔一跤，不是我想要他难堪，而是我不得不让他难堪，我只能如此。我甚至希望他能理解我的难处，池厅长不是池大为，我是一个角色，只能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问题，我实在是没有必要把它当做一个问题犹豫徘徊，让自己为难。也许有一天，我要用他，但先得熬一熬他的性子，少年气盛，不知道事情不得不那么冷漠残酷，不是谁想宽容就可以宽容的，熬几年就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了，信口开河可不是喝蛋汤！
又过了一个月，我把小蔡调到了厅办公室。我并不欣赏他，更不相信他拿着四千二的那个等级会口服心服，以至别人发牢骚了他还要来汇报。这不是君子做的事情。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讲道义讲原则，小人则只讲功利。若有朝一日我倒台了，小蔡的脸会比谁都翻得快，尽管他今天捧我捧得比谁都恭顺细致。翻脸和恭奉其实都是出于同一原因。这样的人，我得警惕。但我还是决定给他一点鼓励，他是个明白人，我身边需要几个明白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些事情单纯地看没有道理，但放到结构中看就有道理了，没有道理就是其中的道理。
九十四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和胡一兵还有刘跃进开了车回家乡去。我坐在胡一兵的车上，大徐开了我的车跟在后面。快到丘山县的时候，胡一兵说：“是不是叫庞县长开车过来迎我们一下？”我说：“算了，摆什么谱？我还没有精力来对付他们呢。”入了县境刘跃进说：“前面就是下元村了，我们当年在那里搞过调查的，是不是拐过去看一下？”就拐上了乡村公路。开了一段路刘跃进说：“停车。”胡一兵就把车停了。刘跃进指着远处一棵树说：“那年我们还在那棵苦楝树下烧野兔吃。”我们走了过去，刘跃进踢着一片杂草说：“就是这里。”我过去把草翻了一下，一点痕迹也没有。胡一兵围着苦楝树找了一圈说：“当年我把树皮削掉一块刻上了名字，找不到了。刘跃进你记错了地方没有？”我帮着去找，在手够不到的地方有一块树皮光滑一些，我仔细看了，隐约还可看出“胡一兵”三个字。我说：“你看那是不是？二十多年了，你还低着头找！”胡一兵踮了脚摸着那一块树皮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有一天我死了，我的名字还活在这棵树上，永垂不朽。”进了下元村，老百姓的房子比当年好些了，别的也没什么变化。很多小孩子围过来看，我们没下车，转了一圈就走了。
晚上我们去看班主任岳老师，他退休在家很多年了。岳老师又老又病，从床上爬起来，抓住我们的手就不肯放了。胡一兵说：“学校里怎么还让你住这么老的房子，我明天跟庞县长说一声，叫他跟侯校长打个招呼。”岳老师说：“要见上帝的人了，一切都无所谓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你们没到我这一天，体会不到啊！我一辈子没有什么能说上口的事，有一点骄傲的本钱就是有你们这些争气的学生，天下支柱，国家栋梁！当了教授了，厅长了，知名企业家了。有学生如此，我一辈子清贫也值了。天下支柱，国家栋梁！”岳老师的激动让人惭愧，他以为我们还认那个真呢。想认真也没办法认真！谁认真谁走投无路寸步难行一生潦倒一败涂地，我也不是没认过真的人啊。送我们出来的时候，岳老师流了泪，我心里也只想哭。
回到宾馆，省卫视频道正在播放“惠利之夜”的文艺晚会，李智正在描绘惠利集团的美好未来。而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卫视台的常青藤杜芸。从全国赶来的明星们一个个在台上出现，有模有样。李智这么有模有样，杜芸也这么有模有样，而岳老师却如此潦倒，我心中被堵着了似的难受。又看到文副省长也出席了晚会，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胡一兵说：“明年最迟后年，看哥们儿我的吧，哥们儿我也会来这么一手，不就是几个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