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是清朝五位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皇家大乐园，历经一百五十余年的不断经营，工程几乎无一日中断，遂集明清园林建筑之大成，更包含西洋建筑，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颗灿烂明珠，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有名的大型宫殿式御园。
中国传统帝王在儒家的影响之下，正式宫殿的设计都要按照周礼的规格，虽望之俨然，庄严隆重，合乎礼教，住在里面却不一定舒适自在，自然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源，别建离宫，寻求舒适自在，满足享乐的欲望，于是汉有上林苑，唐有大明宫，宋有艮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也在北京一带建筑皇家园林。到明清时代，建筑跟庭园设计，经过数千年之演进，已臻成熟，甚至完美的境界。清朝皇帝即在此雄厚的基础上，挟其开国后丰厚的国力，在北京西郊营建了一系列的皇家园林，而圆明园就是其中最富丽堂皇的一座。
圆明园原是康熙给四皇子雍正的赐园，最初在规模上远逊于康熙本人的畅春园。雍正继统之后，逐渐将圆明园作为清帝的主园，因而开始扩建。清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汉化颇为彻底，无疑是一儒教帝国。雍正之重视礼教，固不在话下。他为了扩建圆明园，有意或无意中表露出为了享乐而有违礼教的顾忌。作为天子，举天下供奉一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作为一位好天子，却不欲过用物力，尽情享受。他登基不久，适逢母丧，特意延迟了正式入居圆明园的时间，可见自知园居是一种享乐，有碍儒家的丧制。
雍正皇帝一旦于1726年农历新正大张旗鼓入园之后，迅将园居作为常居。他显然觉得于心有愧，所以力言圆明园不仅是行乐之地，也是行政之所，并下诏在园内处理国政。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立即在园中建起正大光明殿、勤政殿等官署，办起公来。朝中将相大臣亦络绎于途，来往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惟当风雪严寒时，可免老臣朝见，不必为皇帝的园居付出过多的代价。雍正为了警惕自己，在园中的勤政殿里，高悬“无逸”两大字以自勉。雍正确实是一位勤奋的皇帝，似未因园居的快乐而妨碍公务。也许就他而言，可以在享乐与礼教之间得到一些平衡。
自此，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居之所，也因而成为活动频繁的一个中枢。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颇多与圆明园有关。诸如礼部于乾隆三年六月，知会指名官员于初十五日五鼓时分“赴圆明园内阁朝房齐集以便带领引见”；户部于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圆明园该部朝房集议河南省、田主、佃户交收租息事；乾隆于四十六年、五十五年分别驻跸圆明园，主持殿试事宜，又于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朝鲜等使节，以及在京一品文武大臣与外省提督等。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乾隆于1738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如何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喜爱圆明园之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难以自禁。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四十年，长春园已经建成。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天人交战。营建之欲终于战胜了简省民力之德，圆明园也就在乾隆时代成为万园之园。大清于乾隆晚年虽已由盛而衰，但圆明园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地持续，这是明显地糜费国库民财。
嘉庆皇帝集中财力兴修绮春园，并将其纳入圆明园，形成圆明三园的格局。道光虽以俭省著称，却肯在圆明园上花钱，兴建了好几座大戏院；至于维修与小工程，更从未间断过。咸丰登基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军费浩大，根本无力再事扩建，即使维持现状，也感罪过。圆明园原是供清帝游乐而建，但咸丰园居，竟成为话柄，传出种种荒淫无道的传闻。其实，从档案资料可知，有一次咸丰于赴天坛祭祀的前夜，在园中曾痛哭失声；然则咸丰天人交战的压力，由于国势的衰微，较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人往往认为，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或夏宫；其实非也，而是清帝每年居住最久之地，自雍正起已是另一处听政之所。住在圆明园显然要比住在严肃的紫禁城里舒服得多，除了祭祀和礼仪之需必须回紫禁城，以及到承德狩猎、赴曲阜祭孔外，皇上大都是园居。以1775年为例，乾隆在园中一共居住了168天，居紫禁城105天，居承德66天，居曲阜44天。长久住在美观舒适的圆明园，日久自然生情，其情更表之于御制诗文，乾隆尤其是多产的诗人，对圆明园的四季景色，多有吟咏。此园无疑是清帝最珍惜钟爱、最引以为傲的一个大乐园。
中文版引言(2)
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Elgin,18111863）决定焚毁圆明园，主要原因就是知道清帝宝贝圆明园之深，故要焚之而使其痛。咸丰得报，果然痛心疾首，不久以三十岁之英年，客死热河。圆明园之毁对清廷的打击固不止于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圆明园的怀念，均情见乎辞，甚至不顾众议，表达重新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更掺杂了强烈的国仇家恨情绪。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修园，要比在盛世修园，更难被传统的道德观所接受。何况财力已经枯竭，根本无力修园。然而年轻的同治皇帝，在个人的期待跟母后的压力下，居然一意孤行，流露对圆明园无可排解的怀念之情，以及想要恢复旧时御园难以克制的欲望。
同治皇帝竟以儒家的孝道为名，作为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他的父皇咸丰因圆明园之毁含恨而死，并于弥留时将圆明园同道堂的印章相赠，以示不忘。他的母后慈禧早年在圆明园得到宠幸，且在园中生下同治，自然对于恢复御园旧时的风光，最为殷切。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库空虚，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启齿。直到1867年，圆明园被焚已经七年，才由一位言官出面，主张募款修园，结果所得有限，风评不佳，同治及时谴责并处罚了这一位言官，以维护其体恤物力的形象。不过，他修园的强烈欲望只被礼教的大帽子暂时罩住而已，到了1873年，再也按捺不住。他于同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强调，他之所以要修园，是为了尽孝，绝非为个人享乐。他说两宫太后抚育他长大成人，理应修复御园，使她们颐养天年。他也知道财政困难，所以并不要求重修整个圆明园，只要求修复部分，以应两位太后所需。话说得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传统礼教，于是内务府于二日后即开始作业。主要工程包括清夏斋、承恩堂、天地一家春等，都在万春园内，确为太后颐养所需。但关键仍是钱从哪里来？国库空虚，自会引发御史们的反弹。然而同治自以为理直气壮，欲强渡关山，更希望于1875年母后慈禧四十岁生日时完工。这种讨好母亲的孝心与强烈愿望，使年轻的皇帝大有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态势。他向内务府施压，向王公大臣募款，结果所得仍然有限，远不敷工程所需。但在皇帝的大力催促下，工程不得不展开；不过，开工不久，往往就因钱财不继而停工。同治原要修复3000个单位，后来虽然减到1420个，银钱仍然远远不够。
同治皇帝不顾一切修园，最后导致亲贵大佬们的一再干预。例如文祥于1874年4月2日呼吁停工，但皇上执意甚坚，置若罔闻，更亲赴工地，引起严重的安全顾虑，使恭亲王及帝师李鸿藻不得不积极出马劝阻，但5月9日的面见，毫无效果，同治于5月24日又秘密到工地视察，并在双鹤斋野餐。同治之毫不在意，令皇室震惊。同时，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李宗羲于1874年7月13日也上奏劝阻，力言圆明园即使修成，因洋人威胁未除，仍不安全，应效法汉文帝和宋仁宗于外患未除之前誓不修园的故事。此奏折明显蕴涵道德谴责的意味，并且促使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于7月20日要求同治立即停工。李文田过去虽曾捐款修园，此时则响应总督之言，直率地说，园工若继续，势将竭泽而渔，并举近日灾变不断，天象示警，不可不慎为说。然而这些以传统“礼教”来规劝同治皇帝，毫无效果。
同治可以不受规劝，但无法漠视财源之不继，往往发生工已开而钱未到位的窘境。虽有一些私人捐献，但沧海一粟，无济于事。如1874年的5月里，捐得三十万两，然所需则高达数千万两；二三十万两已见竭泽而渔之弊，令许多官宦之家，不胜负荷。更有甚者，重建圆明园除钱以外，尚需有钱也难以买到的巨型木材，同治曾向两湖、闽浙、四川一带的地方官，索取巨木三千，但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总督王文韶均无以为报，因两湖沿江木材，早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砍伐殆尽，故李瀚章奏称，唯有到贵州山区原始森林中去采伐。深入山区固已不易，运输至京，难上加难，根本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塞责而已。其他各省也无木可献。绞尽脑汁搜寻巨木，终于导致一件丑闻，奸商李光昭以捐献木材为名，到处招摇撞骗，牵涉到内务府。军机处要求直隶总督李鸿章彻查此事，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李光昭利用皇帝求材心切，谎称有巨木可献，以骗取特权，同时还骗了外国商人。审判结果，李光昭于1874年9月28日被判死刑。不过在审判过程之中，好几位内务府大臣涉案，清廷于窘迫之下，不得不驱逐陪李光昭到华南去招摇撞骗的长龄，以及将内务府大臣贵宝、崇纶交部严加惩处。这是一件因修园而引发的大案，不仅于道德有愧，而且犯了刑法。
然而，丑闻之起，毕竟是由于皇帝一心一意要求修园的缘故。于是反对将大笔银子花在园工上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大员，有更多的口舌；要求停工以爱民的呼声，更强而有力地挑战同治修园的孝心。在此情况之下，恭亲王伙同其他三亲王，文祥、宝两军机大臣，以及沈桂芬、李鸿藻两军机，奏请立即停工。要点有三：户部财力已尽，根本无法筹付内务府估计的一千万两到两千万两的修园费；内外反对园工的声音，不容忽视；修复紫禁城旁的三海，既可省钱又能奉养太后。并立即求见。同治皇帝在强大的压力下，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固难再伸，孝顺皇太后的借口，也难再自圆其说，可谓一败涂地。此一君臣相会，十分紧张，同治于气愤之余，冲动地要把皇位让给恭亲王，害得诸王痛哭流涕，吓得文祥跪地昏厥。修园的欲望终于被现实所击溃，同治帝终于1874年9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下，完全打消修园的念头，不得不诏令无限期停修，残破的圆明园从此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至八国联军之役再遭巨创之后，圆明园更加日渐毁损消逝，以至于成为废墟，昔日繁华，仅成追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圆明园之衰亡，主要由于外力入侵而遭摧毁，与历史上其他名园的没落，殊不能一概而论。唯有圆明园的一个叫清漪园的属园，修复为颐和园，留存至今。
中文版引言(3)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清廷痛心疾首，给咸丰皇帝、恭亲王、慈禧、同治等直接“受害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此种掺杂了羞辱、愤恨、不舍等复杂的记忆，固不限于皇室成员。英法联军入侵都城，焚烧园林，必然会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痛苦印象。京城的士大夫亲见夷兵如入无人之境，到处烧杀抢掠，强暴妇女，悲惨万状。他们目击了代表西方文明的英法联军如何蹂躏自己的乡土，而整个惨剧中最具体的印象，莫过于火烧圆明园。后来做到湖南巡抚的陈宝箴适在京师酒楼，亲眼见到西边火光浓烟，不禁痛哭失声，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对圆明园消逝的伤感，以及痛苦的记忆，恐怕绝不下于清朝皇家。事缘自圆明园焚毁那一刻起，中国士人并不认为此园仅仅是满族皇帝的私产，与己无干，实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灿烂的象征，而竟遭西方帝国主义铁蹄入侵，无情摧残，而引以为耻。当时的英法联军，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是要刻意羞辱“野蛮的中国人”。参与此役的英国格兰特（HopeGrant）将军即以狠狠“打击了中国的骄傲”为得意，要中国人知道，“绝非欧洲人的敌手”。外国人大都无法理解中国何以要利用圆明园作爱国主义宣传，甚至加以嘲笑或谴责。然而中国人受挫之余，自然会产生同仇敌忾之情，并将此痛苦的记忆由晚清士人延续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将毁园作为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的宣泄点，并表现出重建圆明园以雪耻图强的强烈欲望。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积极建设，也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欲使之成为中国人集体的耻辱记忆。公元2000年8月，北京市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定了圆明园公园整体保护的格局与框架。其范围横跨圆明园东西路，南北向则自清华西路到规划公路五环，面积达458.9公顷。也许作为凭吊之用的所谓“遗址公园”，更具悲情之美感；若一旦整体修复，似旧物而实非旧物，反而会磨灭历史记忆；如果手艺难以达到原有的精美，则更会有画虎不成的丑恶感。
无可抵挡的汹涌西潮，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国际规范；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正负两面，都在几代中国人面前展露无遗，圆明园的被抢、被烧乃是最活生生的一个阴暗例子，中国人对圆明园的记忆与感情，也必须从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去理解。在园林史上，也许没有别的园林蕴涵如此丰富的记忆与情绪。
汪荣祖
2004年6月25日
写于嘉南平原
自序
我对圆明园这座帝王宫苑产生兴趣是从1981年的夏天开始，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附近游览它的遗址。在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阅读并收集了许多关于圆明园的著作和论文。在1986学年，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VirginiaPolytechnicInstituteandStateUniversity）准许我跟建筑学院的王绰教授一起讲授以圆明园为主题、为荣誉学生开的课程。我从王教授和班上同学的相互讨论里，受益匪浅。在同一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再一次探访圆明园，并且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读到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原始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教授热心地帮我安排，从这些档案中帮我抄录了好几百页的文件，对此我深表谢意。
由于研究这座帝王宫苑的兴趣不断增长，促使我以此主题写一本书。在多年的准备的日子里，王教授一再给予我很多帮助。尤其在他的指引之下，建筑学研究生郁欣白先生为这本书绘画了很多既生动又专业的圆明园景观图。我要对他们两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在钱钟书教授（19101998）的北京寓所，先后四次得见这位近代中国词锋犀利的伟大学者。每一次他在许多主题当中，就清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宫苑作出幽默和博学的评论时，都让我有五体投地的感觉。我将永远珍惜与这位最受人钦佩的学人曾经共度的时光。
我要感谢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ofNewSouthWales）历史学院的沙培德教授（PeterZarrow）（译者案：现已改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在1997年花了他宝贵的时间帮我阅读这本书的初稿。他很热心地给我许多重要的建议和更多的鼓励。我并希望能对两位匿名的评阅人所提供的批评和建议，表达我的谢意。在修正书稿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的韩书瑞教授（SusanNaquin）与我虽不相识，但她热心地从天津发出电子邮件，回答我的查问，并且为我把查问转达给人在巴黎的维珍纳·蒂瑞丝（RegineThiriez）博士，因而能够及时读到她有关圆明园焚毁的新书：《洋鬼子的镜头》（BarbarianLens），作为有益的参考。中兴大学的孙若怡博士在1998年那年，慷慨地送我一份她刚完成的博士论文影印本，内容是有关圆明园内的欧式建筑部分，及时给我相当有用的资料去提升我手稿的若干内容。
在1998年的春天，应熊秉真博士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向她的同人和来自北台湾各县市的学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我有关圆明园的研究。一个小时的报告和讨论，让我获益良多。我的讲演后来写成一篇文章，刊登在由熊博士合编的一本论文集里。
我也要感谢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HawaiiPress）的执行编辑派翠西亚·柯士比（PatriciaCrosby）对于出版我这本书的热忱。总编辑池田万纱子（MasakoIkeda）和文字编辑罗比恩·史云思（RobynSweesy）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在安排和编辑工作上的专业态度，让我感到十分幸运能与他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最后，我要感激我的妻子陆善仪帮助我为这本书绘制一些有用的图像和地图。
导论(1)
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它的兴起，跟康熙大帝（在位期间16621722）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崛起是并行的。圆明园总共耗了一个半世纪无休止的营造，成为一座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从未有过最雄伟的帝王宫苑，可说是伟大中华帝国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这座巨大的庭园在来华传教法国神甫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17021768）的眼里，可真是“人间天堂”（aparadiseonearth）。
“圆明”这两个字在字义上是“圆融和普照”，意味着完美和至善，但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佛语。引用著名的唐代僧人玄奘（公元600664）所说的，赡部洲中释种净饭王第一夫人，今产太子悦豫之甚，因为他将是大彻大悟之人，当证“圆明一切智”。康熙和雍正两帝喜爱佛学，是众人皆知的。康熙被誉为“佛心天子”，而雍正也称自己为“圆明居士”，因此，康熙选择这个富有佛学意涵的名词作为宫苑的名字，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另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的是，圆明园和大清帝国同享光荣与屈辱，圆明园的摧毁跟大清帝国的衰败是分不开的。正确地说，由于大清帝国在19世纪的式微，让这座帝王宫苑得不到保护而陨落。
这座受佛光“普照”的帝王宫苑，不管是否真能得到佛祖的庇佑，就像在天际坠落的流星，突然在地球上消失。但这座失落宫苑的历史记忆仍然存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继续以夹杂着缅怀和悲伤的深切情怀，来检视这个悲剧。在长达一个世纪中国屈辱的辛酸记忆当中，圆明园被外国军队焚毁，特别令屈辱者感到伤痛。
虽然一再有人建议要恢复圆明园昔日的风光，以洗刷过去的屈辱，但一直无法做到。要重建这座失落宫苑的雄心壮志之所以从未能实现，除了需要巨额经费之外，也因为昔日的园艺技巧，多已失传，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它旧日的风貌。这个园子可是清朝在极盛时，花了一个多世纪时间的经营，才宣告完成。如果说圆明园代表一个强大帝国的骄傲，那么帝国衰弱之后，还要来修复这座伟大的宫苑，就像要恢复帝国一样地不可能。近年为了旅游观光而在原址重建的几座新建筑，无论在设计上还是手艺上，都显示出瑕疵，让人对正在失传的技巧更感到忧心忡忡，恐怕用来创造这座壮丽宫苑的熟练工艺，可能就此已消失于天壤间。
由于恢复这座“失乐园”的希望至微，我们大概只能从过去的记忆当中来欣赏它的壮丽和风光了。但即使是回忆，也正在快速消失之中，尤其是有关圆明园的英文文献。马隆（CarollMalone）在1934年出版的HistoryofthePekingSummerPalacesUndertheCh読ngDynasty和丹比（HopeDanby）在1950年出版的TheGardenofPerfectBrightness两书之后，还没有严谨的新论著发表，而这两部著作就学术研究而言，难称严谨，因而许多当代西方汉学家未能准确理解这座伟大的帝王宫苑，并不让人惊讶。莫里斯·亚当（MauriceAdam）在其1936年出版的著作L誒euverArchitecturaledesAnciensJesuitesauXVIIISi廲le（TheArchitecturalWorksoftheOldJesuitsintheEighteenthCentury），曾误将圆明园视做“18世纪耶稣会教士的建筑”，而近年法国学者皮拉索里特·梭史提梵斯（Perazzoli-t誗erstevens）在1988年出版有关圆明园的论著，仍然把“西洋楼”误作圆明园。史景迁（JonathanSpence）在他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居然也说：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式夏宫。事实上，由耶稣会传教士设计的所谓西洋楼之欧式宫殿，仅仅是圆明园内很小的一部分；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也不恰当，因为自雍正（在位期间17231735）以来，清朝皇帝都没有特别把这座宫苑当做避暑之处。其实，圆明园是前后五朝皇帝，分别是雍正、乾隆（在位期间17361795）、嘉庆（在位期间17961820）、道光（在位期间18211850）和咸丰（在位期间18511861）长年的重要居所，他们在夏天时多半会去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
圆明园在当代中国的知名度一直是相当地高，因为大众一直对外国军队烧毁这座壮丽的帝王宫苑一事耿耿于怀，甚至有点着迷。因此许多现代作家都热衷描写有关圆明园的故事来吸引读者，各种逸闻秘史从不间断地出现在杂志和报纸副刊里。香港导演李翰祥制作《火烧圆明园》这部电影，就曾经被华语世界认为是最好的历史剧之一。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对外开放之后，研究圆明园的中文著作也从1980年开始不断增加。来自不同领域的作者从事各种专业的微观研究，圆明园学会就在1984年12月1日成立，透过收集资料、研究和出版，进行圆明园的维护工作。不过，一直到了今天，仍然没有一个人对这座壮丽的宫苑做全面而透彻的深入研究。
我对圆明园发生兴趣是从1981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初访位于北京城西的海淀区，参观了圆明园的遗址。在那里我所看到的仅是一片荒野，不禁勾起了我对过去的想象。我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超过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更不用说那无数的建筑和亭台楼阁，早已不见踪影。我从此尽量尝试寻找有关圆明园的文献。由清代学者所编辑的一系列书刊，如于敏中的《日下旧闻考》（1774）和程演生的《圆明园考》（1928），还有关于圆明园著名四十景的诗和图册都非常有价值。另外还有珍贵的西文资料，例如在乾隆朝服务多年并亲眼目睹宫苑的王致诚神甫，和那些抢掠并烧毁这座宫苑的英法军官所写下的见闻。不过，直到1985年我才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收藏中，获悉现存大量有关圆明园的文献资料。我在1986年访问北京期间，就从档案馆里影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不过那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到了1991年，档案馆挑选出大量的档案资料，印制成两大册出版，大大地补充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能得到的文献来源。这两大册档案资料集不单为研究者提供了馆里所收藏的文献样本，而且包含了许多关于圆明园的历史、建筑、管理、重大的政治活动、皇家起居、珍宝、损坏、修缮和损毁等相关文献。这些文献尽管是经过挑选出来的，仍然对我的研究十分有用。得到这些从未被人应用过的资料，再加上旧有的文献，我感到有了足够的信心，开始深入探讨这个题目。我主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在字里行间重现这座已经消逝的宫苑，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圆明园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它的外观是如何在演变？第二，园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它曾经遭遇过什么事？
导论(2)
这本书的研究涵盖了圆明园的三个方面。第一，我要呈现圆明园建筑的外观和内涵，包括建筑物、庭院、桥梁和景点，并且从一些例子来讨论这些组成部分的来龙去脉，它们是如何逐渐地在演变，以及在美学的设计和布局上的意义。圆明园本园部分是在1744年完成的，长春园是在1749年并入圆明园，而由多座小园林组成的绮春园则是在1772年才被并入。因此，我们所知道全盛期的圆明园，实际上是由“圆明三园”所组成。
根据近年的调查，圆明园占地3.4平方公里，或者是5100亩（约合775.5英亩），周边的测量长约10000米，呈长方形，从东到西大约是2415米，从北到南差不多1890米。在这个广大的空间里，曾经营建了16万平方米的人工建筑。许多建筑物都代表了传统中国建筑的精华，并且与周遭的环境相配合。细心的思索和无限的创意随处可见，包括了独特的欧式建筑在内，西式建筑同样和整个庭园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目前仍然保存良好的颐和园（原本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园）、在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少数幸存在中国各地的明清园林，对重塑圆明园的建筑外貌来说，都极有参考的价值。留心每一座园林的独特风格，可为我们提供中国帝王宫苑在视觉上的直观，以及理解文献的基础。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显示整座圆明园的三张巨型地图，和一些个别建筑的原始模型，也是重要的指引。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要描述圆明园的风景和那些人工建筑。
第二，我要检讨圆明园的兴衰，也就是历史叙述大清帝国全盛期所代表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以及预告帝国灭亡和文化衰落的入侵、抢掠和烧毁的悲剧。我也将会检视这座宫苑被焚毁后的遭遇。清朝并没有觉悟到所面临的问题之严重性，以至于想要重建这座已遭焚毁的宫苑。有些建筑物修复了，但并没有完成。后来的义和团运动，给这座已经残破的宫苑另一次重大的打击，而气数已尽的清朝也只好任由这座破落的宫苑，在人为和自然灾害等无情的侵蚀之下，慢慢地荒废。这段庄严和屈辱的故事，将是本书第二部的内容。
第三，我会探索圆明园这个曾经是清帝五个世代的居处，其中各方面的人文活动。皇帝及其亲属、侍从、大小官员、太监、侍卫、僧侣，以及所谓园户，在园内各方面的现实生活，诸如游览、接见宾客、处理政务和写作诗文等。更重要的是，由于清帝长年驻跸圆明园，这座宫苑实际上已成为帝国的中枢。
雍正皇帝最先在园内建造一座跟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一模一样的正殿。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些清朝的天子比较喜欢住在愉悦的园林环境里，紫禁城内的宫殿，显得太严肃了。五世清帝把圆明园当做他们长住的居所，自然极为重视此园。随着时日的增长，圆明园里聚集了极为丰厚的财富，包括珠宝、文物和书籍。七部几乎包罗所有中国典籍的《四库全书》之一，就放置在圆明园里。另外，在几百幢建筑物和楼阁之内，都藏有书籍和工艺品、奢侈的家具和昂贵的装潢。毫无疑问，如果圆明园能保存到今天的话，它将会是全世界最伟大和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不过，随着圆明园的毁坏，许多昔日在园里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就像逝去的风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虽然如此，由于近年档案资料的开放，让我能够取得一些证据去重塑过去曾在圆明园里的人文活动之一鳞半爪，包括清帝的日常起居、管理的组织和功能，以及犯罪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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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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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占据这个地区内一个最好的地点，整体布局的安排特别地和谐。在这座帝王宫苑里的众多假山，大概是刻意根据堪舆学的理论而建造。四十景的彩绘十分清楚地各自展现每个不同景点中的人工建筑物，里面耸立的山脉叫做青龙，跟称做白虎的较低山脊会聚在一起。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景点以风水的用语来表现兴隆的象征。
第一章缘始
在讨论圆明园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最雄伟的园林兴起之前，首先让我们概述一下中国传统的园林艺术。园林设计和营造建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生活在美丽而风貌不同的特殊山水之中，使中国在过去三千年来发展出具有特色的园林美学。一般来说，中国艺术家，无论是诗人、画家，或园林设计者，都效法自然，并推崇那种全然天人和谐的感觉。
众所周知，中国的诗与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现代的学者经常引用苏东坡（10361101）赞扬唐代艺术家兼诗人王维的作品时所得出的评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诗与画都有各自的标准和形式，但两者共有一个广受欢迎的主题，就是强调山水之美，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微妙情感。这种密切的关联性也存在于诗和庭园之间，著名的中国园林专家陈从周就把理想的园林视做优美的诗词。
同样的关联性也存在于山水画和园林设计之间。举例来说，中国画家和园林设计者都遵循一个引人联想的基本法则：呈现漂浮的远山、远树，以及悬于天际的船只。在中国园林史中，有不少园林的设计就是依据著名的山水画来建造的。当代建筑学家彭一刚就正确地指出，中国绘画为中国园林的建筑风格定了调。
当然，中国的山水画家除了深深地被田野的宽广辽阔触发灵感之外，也极受水墨山水画和诗词所呈现之自然美的影响。可以说，绘画和诗词两者为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概念化提供了特别优美的意境。园林跟诗词和绘画一样，是艺术、抒情和风景的一部分，许多庭园设计者本身也是够格的画家和诗人，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为园林环境注入一种建构形式，这种建构形式自然流露出画与诗的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够水准的传统中国园林会被认为好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中国园林虽由人工建造，但整体景观构成表现出像自然界一样地自然。既然园林建筑跟周围风景和谐一致是中国园林设计的必要条件，把人为建筑添置在风景中就需要巧夺天工，将建筑与自然交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