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远方汉朝人眼中的罗马
哈哈，偶们大汉是很好学滴~~~大汉对罗马滴了解多于罗马对大汉滴了解哟~~~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经在那里的宫廷中看到过魔术师（当时叫“眩人”）的表演。主人向他介绍说，魔术师来自西部的条支和犁靬。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个情况，于是武帝派遣使者前往条支和犁靬，但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并没交代使者们是否到达了那里；出使大概没有成功，因为直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对犁靬的情况都没有提及。
而出使安息的使者有了收获。安息国王听说汉武帝对条支大鸟卵和犁靬眩人感兴趣，特地把宫廷里的鸵鸟蛋和几位犁靬魔术师作为礼物献给汉武帝。魔术师随同使者一起来到长安，并给汉武帝当场表演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的把戏，汉武帝非常高兴，重赏安息使者，并把犁轩魔术师留在宫里。由于汉武帝的爱好，魔术很快在中国风行起来，而这几位魔术师，却再也未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是中国史书中第一次记载来中国的罗马人。
当时汉朝繁荣兴旺，正是中华民族最具开拓进取心的时代。东汉统治西域后，班超曾立志西进，探索世界的边缘在日落处的神秘国度。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副使甘英受派遣由西域出发，向西方探险，此行的目的地是大秦罗马帝国。
甘英一路跋山涉水，横穿中亚，经过安息来到条支。走到了陆地尽头，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望无边的大海。我们可以推断，他面临的大海就是地中海。安息的水手对甘英说，这个海极为宽广，如果顺风，船只3个月才能到达对岸，风向不对则要两年，所以渡海者要带上3年的干粮。行于海上，特别容易让人思恋故乡，航行也很危险，常常面临死亡的威胁。甘英在陆路上是一位顽强勇敢的探险家，当他面对浩瀚的大海时，信心却动摇了。最终，他掉转马头，踏上回国的路程。甘英的一念之差，使东西方的直接交流推迟了1000多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如果甘英渡过地中海，到达罗马城，世界文明史就有了另一种可能。
甘英西行出使，最后功亏一篑，历史学家将责任归究于安息人，说他们害怕汉朝与罗马产生联系，使安息丧失丝绸转手贸易的丰厚利润，所以借水手的话来吓唬甘英。但事实上，当时汉朝人确实不善于航海，对大海怀有一种特殊的畏惧。无论如何，甘英是汉朝向西方旅行走得最远的英雄。他归来后，汉朝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又比张骞时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班超对大秦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难道在此之前，除了几位犁轩魔术师外，还有罗马人到过中国吗?一位叫德孝骞的法国学者经过对《汉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
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西侵康居。应中亚各国求助，汉朝派将军陈汤、甘延寿率一支远征军讨伐郅支单于。陈汤到达匈奴单于驻地时，碰到了从未见过的怪事：单于修建了坚固的城堡，100多名步兵在城门口布成鱼鳞阵，抵御汉军。这与匈奴人传统的骑兵野战完全不同。城堡并不能阻挡擅长攻城步战的汉军，他们四面纵火，顶着盾牌攻城，最后杀死单于，俘虏了他1000多名部下凯旋。
这位法国学者指出，匈奴和中亚国家在军事技术上相当落后，修筑坚固的城堡，步兵摆成鱼鳞方阵，完全是罗马人的作战特征。帮助匈奴与汉朝军队作战的很可能是公元前53年卡尔莱战役中的罗马战俘，这10000多人有的留在安息，有的被转卖或流亡到中亚，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在康居充当了匈奴雇佣军。
根据古罗马文书，罗马对中国的认识还处在“赛里斯”神话阶段，当然不会有派人出使中国的记载。但《后汉书》却明确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一位罗马使者到达洛阳，“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件事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安敦”就是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庇乌（AntoninLePieux）。这位罗马使者从日南（今越南）入境，大概没有走丝绸之路，而是乘船从印度洋而来。文书上没有记载他的旅行路线，甚至没记下他的名字，只记下他进贡的礼品。这位自信的使者可能认为他献给汉朝皇帝的都是无价之宝，但在洛阳宫廷里，这些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普通物品。欧洲人的第一次东方外交似乎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关注。
使者还带来了罗马皇帝希望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这位使者向汉朝皇帝详细介绍了罗马的情况，加上甘英出使带回的情报，中国人对罗马的认识清晰多了，排除了以前那些神话传说。《后汉书·西域传》中介绍大秦国的一段叙述，相当精彩准确：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有的学者认为，“犁鞬”就是亚历山大城的译音。
“（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这段文字描述了罗马城都用白灰涂屋顶，罗马男人都理短发（中国人剃发是一种刑罚），穿有刺绣图案的服装，宫殿和餐具多用玻璃。可见当时汉人还不了解大理石与玻璃的区别。
《后汉书》还记载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
看来，汉朝人已经较为清楚地了解到罗马的议会和执政官选举制度，并以欣赏的口吻提到它。令汉朝人难以理解的是，国王被废黜为什么不怨，因为在汉朝，皇权是一日都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安敦使节来中国时正值桓帝在位，外戚、宦官轮流弄权，汉朝政治乌烟瘴气，正直的士人不是被杀，就是入狱，东汉王朝已经走向末路。东西方的权力观念如此不同，汉朝人只能把罗马人的轮流执政理解为道德的高尚。他们不知道，在恺撒之后，个人专制在罗马就很难行得通了。
在东西方世界开始互相寻找的时候，中国人更多地接触了罗马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交流机会。如果中国人继续保持张骞和班超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把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罗马城，一定会大大促进世界的文明进程。但中国人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几十年后，由于东汉朝廷的黑暗和腐败，导致了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300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丝绸之路开闭无常，东西方陆路交通往来进入了低潮期。此后，直至繁荣昌盛的中国唐朝，丝绸之路才重新贯通，成为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
汉朝家具
小蔡上京咯，见的都是公卿贵族哟~~~贴点有身份人滴~生活资料。
秦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一个大统一的时期，文化、经济繁荣，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沟通了中国与西亚、欧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床、榻、几、案的组合格局，漆木家具完全取代了青铜器而占据主导地位。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主要供人坐、卧、寝，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到了汉代，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待客、游戏、读书和睡眠，乃至朝会、办公都在床上进行。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的“主记史”和“主薄”各坐一榻，两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榻面铺有席垫。另外，在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的汉墓画像石上，有一人独坐于榻上，而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也有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四腿，长0.875米、宽0.72米、高0.19米，腿足截断面是矩尺形，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面上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床榻兴起盛行，对其进行装饰也悄然升温。《释名》载：“帐，张也，张旋于床上”。可见，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冬设幔帐避寒，夏施蚊帐避蝇。
汉朝人许慎在《说文》中称床为“安身之几坐也”，明确说是座具。还有一种称为“匡床”，又叫“独坐座”，显而易见是单人的座具。汉代刘熙《释名·床篇》云：“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座具，又是卧具。西汉后期，又出现了“榻”这个名称，是专指座具的。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和陕西绥德汉墓石刻中，皆有坐榻的图像。《释名》说：“长狭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通俗文》说：“三尺五曰榻，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后汉书》中记东郡太宁“冬日坐羊皮，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买盐鼓食之”。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期仅供坐用，后演化变成可坐可躺。
秦汉时期仍保持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因此几、案、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几、案外形不一，上面大多涂有黑漆或红漆，并绘制出各种精美的花纹，少数还在表面施有浮雕。它们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盘、尊、壶风格大体一致。汉代的案比先秦的长些。有的还做成重叠的二层案，好放更多的器物。食案则多做方、圆二形（陈平《中国居住文化》，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3页）。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汉代的小坐具是枰，它比较矮，枰面为方形，四周不起沿。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足间呈壶门形，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释名?释床帐》：“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枰上只可坐一人，所以也称独坐。《埤苍》：“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释床帐》也说：“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图71）。不过枰除板制的外，也有石制的。河北邢台陈村西汉刘迁墓、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土过石枰，后者还装有铜足。
比枰大些的坐具为榻。《释床帐》：“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这里说榻狭而卑，是和床对比而言。服虔《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初学记》卷二十五）以今制折合，则榻约长84厘米，床约长192厘米。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有“汉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刻铭，长87.5厘米，与《通俗文》所记长3.5汉尺之数字极为接近。这种长度的塌当然不能卧，只能坐，如《高士传》说管宁“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塌上当膝处皆穿”（《太平御览》卷七○六）。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世说新语?方正篇》刘注引《语林》：“（杜）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排调篇》：“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引见，坐之独榻上。”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但与汉制应无大异。二人共坐者，则称合榻。《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合榻对饮。”《诸葛融传》：“合榻促坐。”汉画像石上出现过二人坐一榻的图象，应即合榻。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汉代似乎还未出现（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还用于待客，如《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用于见吏，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三个小吏模样的人，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2期）。宴饮时，榻更为常设，或主人自坐，或与宾客共坐。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图72）中，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中间设食案，榻上还施以幧帐，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另外，还有一种特小之榻，配以榻登，用于登大床。《释名》：“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239页）
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卧。一般为木制。《御览》卷七零六引《后汉书》：“羊茅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也有石制者，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长159厘米，宽100厘米，高18厘米，可容一人卧息。在汉代，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如《风俗通义?愆礼篇》：“南阳张伯大，邓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礼事之。伯卧床上，敬寝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大床常在一侧设屏、背后设扆，合成“屏扆”。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图73）。
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因此，坐久了会感到累，甚至产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的“腓痛、足痹、转筋”等现象。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这种几被称为凭几，其几面较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颇为别致。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有的装四条栅状足，有的只装一条曲足，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图74）。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木质部分已经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其上部装合页，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几足有上下两层，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结构很精巧。在冬季，几上还加铺织物，如《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不得加绨锦。”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策中记有“素长寿绣机巾一”，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可见《西京杂记》所记并不完全准确。汉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块画像石，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几之上（图75）。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在当时十分罕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3页）。
榻上、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急就篇》：“蒲蒻蔺席。”注：“蒻，谓蒲之柔弱者也。蔺草名也，亦莞之类也。蒲蒻可以为荐，蔺草可以为席。”荐，即长卧席。《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以菀蒲为席”，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载：“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谴责中载：“菀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实际上则出土菀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19厘米，宽81厘米，另一件长222厘米，宽82厘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20厘米左右。据《盐铁论?散不足》，先秦时庶人用“单蔺籧篨”。所谓“籧篨”，指粗竹席，汉时同样流行。竹席或成为床笫，其精细的称为簟。《东观汉记》：“殇帝诏有荏弱平簟。”又《西京杂记》：“会稽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为民间样式。其色灰，席纹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编制而成（《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释名》：“貂席，连貂皮以为席也。”又《西京杂记》：“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长一尺余，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尊者必有专席。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朝会时，为了优礼功臣耆儒，常常也设专席。《后汉书?王常传》：“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又《张禹传》：“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东汉时，为了提高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朝会时皆专席而坐，所以京师号为“三独坐”（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页）。
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后汉书·戴凭传》）。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就“坐无完席”了（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椅等家具。然而实际上，汉代虽然无椅，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上置一圆底小罐。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而是“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见《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5期）。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确认（图76）。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形制较原始，但已与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
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论衡?感虚篇》又《是应篇》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所以说“生肉足”。《晋书?顾恺之传》：“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也应是此类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厨顶作屋顶形，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图77）。《广韵?上平声十虞》：“■，帐页，似厨形也。出陆该《字林》。”可知厨形似幄帐，正与上述壁画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七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厨顶仍作屋顶形，还沿袭着这一制度。与厨相比，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的物品，如《楚辞?七谏》：“玉与石其同匮兮。”《汉书?高帝纪》：“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图象（图78），河南灵宝与陕县刘家渠汉墓皆出土过陶匮，这些陶匮宽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匀称协调，直到唐代其造型仍无多大变化。
汉代还未在室内设平暗之类天花，为防止梁尘沾衣，多在床顶上悬承尘。《释名?释床帐》：“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也。”承尘又名帟。《礼记?檀弓》郑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尘。”《周礼?幕人》先郑注：“帟，平帐也。”则承尘原是平张于床上的小幕。东汉时，如成都出土的传经画像砖上所见者，讲学的经师所坐高床上之承尘，已绷在带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棊过渡的趋势了。因此，这时的承尘是室内相对固定的设备，平日不常移动，如《后汉书?雷义传》记雷义拒绝受金，但“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
平悬于室内用以防尘的是承尘，竖立于室内用以挡风的则是屏风。屏风是一件独立的家具，与附属于床的屏扆不同。《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提到屏风，说明战国时已有此物，汉代更为流行（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225页）
《风俗通》：“屏，卿大夫以帷，士以帘，稍有弟以自障蔽也。”《汉书?陈咸传》：“万年尝病，召咸教诫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着，头触屏风。”屏风一般用绢绨为之，《仪礼?觐礼》郑注即言汉代有绨素屏风。屏风上多绘有彩画。如《汉书?叙传》言成帝御座旁有画着商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图的屏风。《东观汉记》也载光武帝御座旁有列女图屏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一木五彩画屏风，长72厘米，高62厘米，是个缩小了的模型，据遣策所记，其原长五尺，高三尺。也有小型屏风，置于床榻之上，汉画中屡有所见。如辽阳汉墓壁画男女主人的榻后部均有屏风，呈折角形（《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有的屏风上还带有镜子，如东汉末年曹操刺杀董卓时，就因为董卓从床后屏风上的镜子中看到曹操正在拔刀而惊醒，所以曹操未能成功。
有时屋中仅置屏风还不足以御风寒或挡蚊蝇，所以又置帷帐。帷本指车门帘，时作“车帏裳”。《后汉书?贾琮传》：“贾琮为冀州刺史。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帏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搴之。”后也用于空内，以自障恶。《史记?董仲舒传》：董仲舒“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又《后汉书?刘玄传》：“更始委政于赵萌，日夜与妇女饮宴**，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能已，令侍中坐帷内与语。”所以《释名》：“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释名》：“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形如覆斗也。”可见帷与帐的区别在于：第一，帷用来分割堂、室，帐则施于床上；第二，帷多单幅横面施帐，而帐则笼罩四面。然而它们的作用都有障翳眼目这一点，所以，床前“帖帖而垂”的帖，因其横面单悬而《释名》称为床前帷。凡是有顶的帷幕也都被称作帐，即使不施于床上也如此。《史记?汲郑列传》：“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此武帐即非床帐，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顶之帐（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0页）。
第一卷 风起蓬莱
第一节 命陨长街
光线昏暗的咖啡馆包房里，一个打扮精致着装干练的年轻女子轻轻地搅动着手中奶茶。其优雅的举止以及淡然的神态与对面坐着的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是一个头发微秃，身材臃肿的中年男子。一身价格不菲的高档西装显示出他平时是个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不过此时的他脸色窘迫，神情恍惚，全面没有了往日趾高气昂的气势。倘若不是他身旁还坐着一个身材高瘦神情冷峻的黑衣男子，眼前的这幅情景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年轻小三与已婚大叔之类的香艳故事。而事实上此三人在包间里的谈话内容可是与婚外情之流相差甚远。
“蔡女士，你在过去两年里从二十名储蓄人的银行账户中盗用了共计五百万元人民币的存款。你承认有这件事吗？”开口问话的是高瘦的黑衣男子。按照他自己的介绍他姓陈，是S市银行总行的法律顾问。而坐在他旁边的秃头男子则是S市J区分行的行长。
“关于那二十个账户的事我已经主动向王行长说明情况了。他没有向你们提起吗？况且我现在已经辞职了，没有义务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吧。”年轻女子抿了口奶茶，似乎是嫌茶不够甜，她又往杯子里加了小半勺糖。
然而坐在她对面的秃头男子可就没她那么淡定了。却见那秃头男子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谩骂道：“蔡子梅！你这个臭女人！妄我那么信任你！你竟敢吞行里的钱！你这是贪污！你这是犯罪！我要报警！”
“王行长，这里是高档场所嗓门别那么大。再说包房的隔音效果也不好，让人听了去指不定会怎么想呢。”被称为蔡子梅的女子不为所动地搁下手中的奶茶，转而又向陈律师微笑道：“王行长可能没同你们解释清楚。那所谓的二十个账户都是用伪造信息开设的假账户。不过每月却总会有大量的现金从这些账户里流动。陈律师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我们可以不可以将这样的现象称之为‘洗钱’呢？”
“臭女人！你……”被点穿老底的王行长霍然起身就要动手，却被一旁的陈律师给阻止了。后者冷冷地注视着蔡子梅等她进一步说下去。
对于律师的镇定蔡子梅并没有感到意外，能到这里来同她谈话的人自然不会是什么局外人。也唯有让对方知晓自己手里掌握着底牌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因此蔡子梅全然不理会暴走的王行长，依旧用不咸不淡的口吻继续说道：“当然据我所知这二十个账户只是诸多假账户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且分属不同的支线。折算下来平均每条支线我只拿走了二、三十万而已。相比那些庞大的资金流这不过是沧海一粟呐。对吧，陈律师？”
“什么沧海一粟！真是无耻！这不是你的钱！你怎么能拿！”王行长站起身涨红着双眼气急败坏道。
“没错，那确实不是我的钱。不过以您的立场在这里大谈法律、道德，您不觉得可笑吗？王行长，您与其在这里指着我，还不如快点想办法平了那些帐。五百万对您来说也算不上什么不可及的大数目吧。”蔡子梅冲着王行长无声地笑了笑说道，“事实上您也不一定需要立即就拿出这五百万填帐。毕竟这些钱分属各路，以您的权利一点一点地做平账目也不是件难事。至于报警之类的，我本人是悉听尊便。姑且不论这些钱的来路，我想新任的总行长会很乐意拔出萝卜带出泥吧。”
“你……你这个臭女人。该不会一开始就做好这样的打算了吧！”王行长颓然地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显然蔡子梅最后一句话彻底点中了他的死穴。
“这倒没有。只不过总行长的到来让我看到了抽身的机会。”蔡子梅老实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