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劣币逐良币指的是当金银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发生偏差时，法定价值过低的金属铸币就会退出流通，而法定价值过高的货币则会充斥市场。不过出现这种现象的前提得要“劣币”拥有“法定货币”的身份。而在金属币时代如果没有统一的政权的话，最坚挺的货币必然是最大购买力的象征。

正如时下的大汉帝国以分裂成多个诸侯国，每个诸侯国都有各自的货币以及货币体系。荆国之外的地区根本不会有人傻到用十个五铢钱去换刘备的直十五铢。倘若刘备制造假币，他也不能太过短斤缺两，否则就会露陷。可这样一来对于缺乏铜料的刘备而言却是得不偿失。

所以诸葛亮跟着便一语点穿道，“若天下一统，劣币自能逐良币。然当今天下已成春秋战国之局，诸侯国币制各有不同。齐主更是严令，齐国境内只可通行东莱五铢。故东莱五铢非但不会为劣币所逐，反因其币值坚挺而深受各地百姓爱戴。”

“若是如此，孤便下令禁用东莱五铢！”刘备杀气腾腾地放话道。

可诸葛亮却是连连摇起了头，“君上明鉴，齐国盛产食盐、绸缎、棉纸、烈酒等物，若禁用东莱五铢，如何购得齐货？还请君上三四而行。”

诸葛亮此话一出，刘备刚刚燃起的气焰顿时就被灭得一干二净。其实诸葛亮完全用不着列举如此如此多的“齐货”，光是食盐一物就足以让刘备当场服软。须知食盐乃是人类生活的必须品。而眼下市面上流通的食盐绝大多数产自齐国。东吴和西蜀虽也产盐，但是因其产量低，质量次，完全无法同齐盐相抗衡。故以齐盐所占的市场份额，蔡吉只要稍稍使点手段就足以令其他诸侯国的盐价上下起伏。至于像荆南这种不产盐的地区则完全就是砧板上肉，容不得刘备说个“不”字。

正是仗着有食盐这张王牌，蔡吉方才敢在小钱肆意的汉末，足量铸造东莱五铢稳定市场。而与食盐挂了勾的东莱五铢，也颇有后世石油美元的架势，不仅能作为硬通货在其他地区通用，甚至在荆国这种“劣币地区”，还可以超值购买当地物资。

其实蔡吉的这些个手段对汉朝人而言也并不算新奇。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五霸七雄之一的齐国就以商业维持国力，而足量有信用的齐刀币正是齐国商业控制天下数百年的利器。故而此刻只需诸葛亮稍加点拨，在场文臣谋士立马就明白了蔡吉在玩什么把戏。

这不，诸葛亮的话音才刚落，徐庶便忍不住连连乍舌道，“齐主不愧为女中管子，深得齐法家之精髓。”

糜竺亦跟着倒抽了一口冷气，“如此一来，荆南土产皆贱卖于齐商也！”

“何止土产贱卖。长此以往荆南铜钱怕是皆归于齐也！”习祯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道。

刘备虽不知何为“齐法家”，可眼见众臣一个个都脸色铁青得好似能拧出水来，他自然也能料想得现实情况有多么糟糕。于是乎，刘备当即便将面子问题抛诸脑后，赶紧向诸葛亮征询道，“孔明可有应对良策？”

蔡吉能借鉴后世经验，诸葛亮自然也能以史为镜。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的争霸乃是涵盖了军事、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的全方位竞争。所以对于钱荒的解决之道诸葛亮其实心中早有腹稿。事实上他之所以将矛盾指向东莱五铢，一来是要让刘备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二来也是为了给刘备台阶下。有道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倘若刘备像曹操那样老老实实地沿用汉五铢钱，也就不会让荆南沦为劣币地区，进而被东莱五铢专空子洗劫。

故而此刻面对刘备的问计，诸葛亮成竹在胸地拱手进言道，“君上勿忧。臣以为当务之急，因先重铸五铢钱以安民心，待钱荒平息后，再布告全境对外贸易皆归官府专营，荆南民间严禁通用东莱五铢！”

果然，这一次刘备不再有所异议，而是郑重其事地向诸葛亮托付道，“善！钱荒一事就交由孔明全权负责也。”

且不论诸葛亮接下来会借鉴先秦哪家流派的经验来解决刘备的燃眉之急，至少蔡吉师承齐法家俨然已是天下共识。齐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在齐国形成的法家派系，以齐国国相管仲和晏婴为主要代表人物，主张尊王攘夷、商德保民、以法治国、法教兼重。而蔡吉自穿越以来所推行的以工代赈、宽刑省禁、富国强兵等种种政策，乃至她喊出的“尊王攘夷”口号都与齐法家的理念不谋而合。所以也就无怪乎外界会称蔡吉为“女中管子”了。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蔡吉的诸多政策皆出自齐法家，其治下的青、徐、冀三州很快便掀起了一股子法家热。龙口讲武堂的儒学院更是专门开课着重讲解《管子》、《晏子春秋》等齐法家著作。

在后世一般人总是认为法家是一个与儒家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可实际上先秦和两汉时代的学者都公认法家有两个体系。其一为春秋时代的齐法家，后世又称“东方法家”。其二为战国时代的秦晋法家，后世又称“西方法家”。虽说两者都是法家，但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则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由此可见，齐法家与儒家在“德治”方面还有互补，笃信“法治”的秦晋法家却是彻底与儒家“德治”对立。事实上汉儒对暴秦与法家的口诛笔伐也主要集中在秦晋法家上，对齐法家则持理解和肯定的态度。像是《过秦论》的作者贾谊就有管商之别，他一方面批判商鞅，“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另一方面贾谊又赞同管仲的理念，认为“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

说到底儒家是个偏向理想主义的学派，其不少理念在现实中是无法贯彻落实的。而在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为解决现实问题。就需要一个理性的工具性学说来进行互补。齐法家既有法家严而少恩、治道实效的一面。又有以人为本的一面。像是管仲就主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正是由于齐法家和儒家在“德治”有互补。方才会出现后世所谓的“阳儒阴法”现象。

因此眼下儒学院教授齐法家非但不会引起儒生的抵触，相反为了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儒生们都对《管子》、《晏子春秋》等齐法家的课程趋之若鹜。毕竟在这个时代普通的寒门子弟能有一套《论语》已是实属不易。便是书香世家也不见得家家都会收藏有《管子》，更别说是被秦始皇列入禁毁名单的《晏子春秋》了。加之明年开春齐国会进行第三次开科取士。不管是揣摩上意也好，研究政策也罢。在众多赶考者眼里讲武堂的齐法家课程都是他们考前冲刺的最佳选择。

不过当下龙口能讲《管子》与《晏子春秋》的学者十分有限，除了崔琰、田丰、郭嘉之外，也就鸿儒蔡邕之女蔡琰能算得上半个。当然蔡吉本人也能开讲《管子》和《晏子春秋》，但是考虑到龙口开科取士在即。出于避嫌她还是决定暂时不亲自授课。只是如此一来讲授《管子》与《晏子春秋》的课程就相对比较稀少了。

十月末的龙口刚下过一场冬雪，薄薄的积雪令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湿滑得好似冰面一般。然而在得知田丰今日会在儒学院开课讲授《管子》后，王祥却是不等天亮便顶着凌烈的寒风。手提灯笼，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路穿过街市赶到儒学院。想要趁早在讲堂中占个好位子。

王祥本以他会是今日到讲堂的第一人，并打算在同窗来之前点起火盆和熏香让冰冷的室内暖和起来。那曾想当他脱鞋着袜迈入讲堂时，却发现不仅堂内温暖如春满室飘香，堂前头排的位置上还坐着两个青年学子。

“吾道是谁，原来是休徵啊！来，来，来，快来此坐。”这位热情招呼王祥入座的学子正是郭嘉之子郭奕。莫看郭奕眼下才不过十六岁出头，却已是在讲武堂求学八年以上的元老级人物。据说讲武堂上下近千名学子，不管熟与不熟郭奕都能叫出对方名字。加上他性格直率，为人坦诚，故而在讲武学子中间颇有些声望。

相比堪称讲武堂名人的郭奕，另一位看着约莫二十三、四岁的蓝衣青年则明显要面生许多。且就在王祥一面拱手作揖，一面在脑中暗暗回想对方的身份之时，就听郭奕热络地替二人互相介绍，“叔达，此乃琅琊士子王休徵，为人最是忠厚赤诚。休徵，此乃河内士子司马叔达，前日刚进讲武堂求学。”

听罢郭奕所言，被称为司马叔达的蓝衣青年当即起身向王祥躬身施礼，“末学晚辈司马孚见过学长。”

王祥见对方看着比他年长一些，赶紧拱手还礼，连连口称，“当不得。余与郎君年纪相仿，岂可受此大礼。”

哪知司马孚却是颇为固执地坚持道，“伯益与休徵皆先余入学，自是余之师长。”

郭奕性子随其父，最是不在乎名教虚礼。只见他大大咧咧地摆了摆手道，“余等同堂听讲，便是同窗，何须在意长幼之分。”

王祥终究是自幼深受儒家名教熏染，不似郭奕这般通脱。且见他礼貌地向司马孚征询道，“在下二十有一，不知郎君贵庚？”

司马孚答道，“余需长几岁，已二十有五。”

“余最年幼，二位兄长请受小弟一拜。”言罢郭奕豁然起身，冲着司马孚与王祥有木有样地拱手一揖。

郭奕此举在无形间拉近了三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在相视一笑过后，三人各自落座。此时王祥想起郭奕的父亲郭嘉对法家颇有心得，不由好奇地问道，“伯益。令尊乃世之奇才，通晓鲁儒齐法，汝何以也不辞辛苦，一早便在此占座？”

面对王祥的疑问，就见郭奕伸出四根手指详解道，“齐法家重术、势、法、教。家父善术、势；田尚书善法、势；崔尚书善势、教；蔡侍中善教。难得今日田尚书亲自开堂授课，余又岂能错过？”

眼见郭奕与王祥侃侃而谈。新来的司马孚忍不住脱口打探道。“据闻齐主得管子治国定邦之真传，不知擅长何项？”

提起自家君上，郭奕的脸上顿时洋溢起了自豪的笑容。“吾家君上有女中管子之称，自是术、势、法、教皆精通。”

郭奕一席话令司马孚不禁心痒难耐地感叹道，“若能得齐主指点一二，余不虚此生也！”

王祥亦跟着感同身受地点起了头。话说自打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并劝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汉朝的士人便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社稷为立身准则。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在西汉前期，循吏的命运还算不错，即使有时难免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大抵最终还能受到赞许。可到了东汉末期，朝政**。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一些循吏不仅终生不受重用，甚至还饱受迫害。当君主开始视臣子如土芥，循吏所秉承的儒家道统自然也就不再为人所重视。待到董卓废帝，群雄并起，皇权威仪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士人开始视儒家名教为无物，进而疏离大统一政权。

在此背景下何晏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固然能引起诸多年轻士子的共鸣，可光凭经学、玄学和谶纬终究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社会、经历、政治问题。反观蔡吉以一介女流之身，凭齐法成就一方霸业。故而在王祥看来众学子从四面八方赶来龙口求学，不单单是出于备考科举谋求一官半职的需要，更是为了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探寻出一条真正实用的救亡图存之路。

实施证明，有相似想法的远不止王祥一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赶来讲堂听课的学子那是愈来愈多。待到田丰到场，偌大个讲堂俨然已被挤得满满当当，甚至还有没占到位子的学子干脆就站在堂外听讲。面对讲堂内外热切的学子，田丰倒是显得颇为淡然。正如郭奕所说田丰善法、势，他今日开讲的内容便是《管子》中有关法治的“任法篇”。

在任法篇中管仲在开篇就直言，“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即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

对比汉末桓、灵二帝独断专行、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诸般劣迹，八百多年前管仲的告诫可谓振聋发聩，令在场的众学子一个个屏气凝神侧耳倾听，不敢发出任何异响。一时间座无虚席的讲堂内外竟静得只剩下了田丰的讲课声。

《管子*任法》中的内容可不仅限于劝谏君主“以法治国”、“亲君子，远小人”之类的宽泛之言。其中还涉及到具体要如何操作，或者更为直白点说就是如何“牧民”。众所周知法家强调绝对服从，凡异议者“尽诛”。相比提出“水则载舟，亦能覆舟”的儒家，“以法治国”的法家其实更为独断专行。

所以当田丰讲解到“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这段内容时，底下立马就有学子提出了异议。

“若主令误谬，亦当遵主令而行之乎？”

提问的学子正是坐在王祥身边的司马孚。由于司马孚才刚进讲武堂，故绝大多数学子都不认识他。但他却一语道出了绝大多数学子心**同的疑问。照《管子*任法》的说法，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虽遭到挫折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虽然取得功利，也要处死罪。是为了防止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可在现实中不说明君难求，便是真遇上明君也需要大臣时常从旁劝谏纠正君主的错误。哪有不允许大臣发表诤言的道理。

不过司马孚的当众质问并没有惹恼田丰。事实上田丰本身就是位诤臣，他当年就是因为“刚而犯上”被袁绍下狱，进而险些丧命。但另一方面司马孚的问题也确实不容易回答，毕竟涉及君主的威严，一个回答不好，田丰可能又要刚而犯上。

且就在众学子伸长了脖子等待田丰给出答案之时，忽听堂外有一女子朗声说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若主令谬误，臣下自当以诤言力争！”

众人闻声纷纷回头，此时就见身穿一袭素色齐胸襦裙的蔡吉正在蔡琰等人簇拥下自中庭缓步走来。当众学子意识到刚才那段话乃是出自齐主之口，整个现场顿时就沸腾了起来。一时间“君上！”“君上！”“是君上来也！”的欢呼声中充斥了讲堂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