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俩相亲相爱。一人去了花园，另一人必定站在凉台上，望着树林呼唤：“喂，任妮亚！”或是“妈妈，你在哪儿？”她俩经常一起祈祷，两人同样笃信上帝，即使不说话，彼此也能心领神会。她俩对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处熟，喜欢我，只要我两三天不去，她就会打发人来探问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样，她也在观赏我的画稿时连连夸赞，絮絮叨叨地、无所顾忌地告诉我发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给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儿。丽达向来不对人表示亲热，说的都是正经事。她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眼里，她是个神圣而又带几分神秘的人物，诚如水兵们眼里端坐在舰长室里的海军上将。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常常这样说，“不是吗？”

这时下着细雨，我们正谈到了丽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战战兢兢地四下里看看，压低嗓子，怀着鬼胎似的补充说，“这种人白天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知道吗，我开始有点儿不放心。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极端呢？她都快二十四岁啦，早该认真想想自己的终身大事了。老这样为书本和药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中大好年华就要过去了……她该出嫁了。”

任妮亚看书看得脸色发白，头发散乱，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妈妈，一切听凭上帝的旨意。”

说罢，又埋头看起了书。

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大家吃晚饭，又消磨了很长时间。丽达又讲起学校的事和那个一手遮天的拉巴金。这天晚上我离开沃尔恰尼诺夫家时，带走了这漫长而又闲散的一天留下的美好印象，同时又忧伤地意识到：这世上的一切，尽管天长地久，总有它结束的一天。任妮亚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是因为她从早到晚伴我度过了一天，这时我感到，离了她似乎有些寂寞，这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已十分亲切。入夏以来我头一次有了作画的愿望。

“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枯燥，毫无色彩？”我和别洛库罗夫一道回家时，我问他，“我的生活枯燥、沉闷、单调，这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从少年时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备受折磨――嫉妒别人，对自己不满，对事业缺乏信心。我向来贫穷，四处流浪；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爷――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乏味？您为什么从生活中获取那么少的东西？比如说吧，为什么您至今没有爱上丽达或者任妮亚？”

“您忘了我爱着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

他说的是自己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厢房里的柳波芙?伊凡诺夫娜。我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女士在花园里散步。她长得极其丰满，肥胖，举止傲慢，活像一只养肥的母鹅，穿一套俄式衣裙，戴着项链，经常打一把小阳伞。常常都得仆人喊叫她来吃饭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当别墅，从此就在别洛库罗夫家住下，看样子永远不会走了。她比他大十岁，把他管得很严，以至于他每次出门，都要征得她的许可。她经常扯着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这才止住不哭。

我们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坐到沙发上，皱起眉头想起心事，我则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像个堕入情网的人，感受着内心微微的情感波澜。我禁不住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

“丽达只会爱上地方议员，而且像她一样，热心办医院和学校，”我说，“啊，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而且像童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也心甘情愿。还有那个蜜修斯，她是多么可爱呀！”

别洛库罗夫拖长声调，慢腾腾地大谈特谈时代病――悲观主义。他说得振振有词，那种口气就好像我在跟他辩论似的。他就这么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走，这时你的心情远比穿过几百俄里荒凉、单调、干枯的草原还要烦闷。

“问题不在于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我气恼地说，“问题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是说他，一气之下扬长而去。

三

“公爵在玛洛焦莫沃村做客，他向你问候，”丽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他答应在省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在玛洛焦莫沃村设立医务所的问题。不过他又说希望不大。”然后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又忘了，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感兴趣？”我问，耸耸肩膀，“您不屑于知道我的看法，但请您相信，对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玛洛焦莫沃村根本不需要医务所。”

我这一番愤激之言激怒了她。她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问：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掉手套，打开邮差刚送来的报纸。过一会儿，她显然克制住自己，低声说：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务所，她就能活下来。我以为，风景画家先生们对此应有自己的见解吧。”

“我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见解，请您相信，”我回答说，但她用报纸挡住了自己的脸，似乎不愿听我的，“依我看，医务所、学校、图书馆、药房，等等，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于奴役。民众被一条粗大的锁链完全捆住了，而您不去砍断这条锁链，反而给它增加许多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见解。”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嘲讽地一笑。我继续说下去，竭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

“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们从早到晚累弯了腰，力不从心的劳动害得她们病痛不断，她们一辈子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担惊受怕，一辈子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辈子求医问药，未老先衰，面容憔悴，在污秽和臭气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了，又重蹈覆辙。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只为了一块面包，成天担惊受怕。他们的处境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他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灵魂，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和面貌。饥饿、寒冷、肉体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一样堵塞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道路。而精神活动才是人与动物区别所在，才是人值得生存之处。您用医院和学校帮助他们，但您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摆脱束缚，恰恰相反，您却进一步奴役他们，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偏见，您扩大了他们的需求，且不说为了买斑螫膏药和书本，他们就得给地方自治会付钱，就是说，他们得更辛苦地干活才成。”

“我不想跟您争论，”丽达放下报纸说，“这一套我早听说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不要袖手旁观。的确，我们并不能拯救人类，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所以我们是正确的。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是为周围的人服务，我们正尽力所为。您不喜欢这个，不过一个人做事本来就无法使人人满意。”

“说得对，丽达，你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有丽达在场她总有点儿胆怯，说着说着，眼睛不安地看着她的脸，生怕说出多余的或者不恰当的话。她也从来不与她的意见相左，总是随声附和，“说得对，丽达，你说得对。”

“教农民读书识字、散发充满可怜的说教和民间俗语的书本、设立医务所，这一切既不能消除愚昧，也不能降低死亡率，这正如你们家里的灯光不能照亮窗外的大花园一样。”我说，“您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您干预他们的生活，结果只能使这些人生出新的需求，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

“啊，我的天哪，人总得有所作为！”丽达恼火地说，听她的语气可以知道，她认为我的议论微不足道，她不屑一顾。

“必须让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说，“必须减轻他们的沉重负担，给他们以喘息的时间，使他们不至于一辈子守着灶台、洗衣盆，一辈子困在田野里，让他们也有时间来考虑灵魂和上帝，能够更广泛地发挥他们精神上的才能。一个人真正的使命在于精神活动，在于在精神活动中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让他们感到干那种笨重的牲口般的劳动是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是自己的自由。到了那个时候您将看到，您的那些课本和药房无异于一种嘲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们的只有宗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丽达冷笑道，“难道这可能吗？”

“可能。您可以分担他们的部分劳动。如果我们，全体城乡居民，无一例外地同意分担他们旨在满足全人类物质需要的劳动，那么我们每个人分到的劳动一天可能不超过两三个小时。试想，如果我们，全体富人和穷人，一天只工作三小时，那么其余的都是闲暇的时间。请再设想一下，为了更少地依靠我们的体力，付出更少的劳动，我们发明各种机器来替代体力劳动，并且尽量把我们的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和寒冷，到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们那样，成天为孩子们的健康担惊受怕了。您想一想，我们不看病，不开药房、烟厂和酒厂――结果我们会剩下多少富裕的时间！让我们大家共同把这闲暇的时间献给科学和艺术，就像农民有时全体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全体出动，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对此我深信不疑――真理会很快被揭示出来，人们就可以摆脱那种经常折磨人、压抑人的恐惧感，甚至摆脱死亡本身。”

“可是，您这番高论是自相矛盾的，”丽达说，“您口口声声‘科学’‘科学’，可您又否定识字教育。”

“在人们只能读酒店的招牌、偶尔看到几本读不懂的书本的情况下，识字教育又能怎么样？这样的识字教育早从留里克[61]时代起就延续下来，果戈理笔下的彼得鲁什卡早就会读书认字了。可是农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的不是识字教育，而是广泛地发挥精神才能的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也否定医学。”

“是的。医学只有在把疾病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治疗的情况下，才是必需的。如果要治疗的话，那也不是治病，而是除掉病因，只有消除体力劳动这一主要的病因，就不会有疾病。我不承认有什么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继续道，“一切真正的科学和艺术所追求的不是短暂的、局部的目标，而是永恒的、整体的目标――寻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探索上帝和心灵。如果它们拘泥于当前的需要和迫切问题，拘泥于药房和图书馆，那么它们只能使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沉重。我们有不少医生、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很多，可是没有一位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人们全部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都耗费在满足暂时的、一时的需要上……我们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劳精费神，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人们的生活条件才变得日益舒适，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离真理尚十分遥远，人依旧是最贪婪凶残、最卑鄙龌龊的动物。事物发展的趋势是，人类的大多数将退化，并永远丧失一切生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是有才能，他的作用就越令人奇怪、不可理喻，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不过是供凶残卑鄙的禽兽消遣，有利于维护现行的制度。所以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工作……什么都不需要，让地球毁灭去吧！”

“蜜修斯，你出去。”丽达对妹妹说，显然认为我的言论对这样年轻的姑娘是有害的。

任妮亚不悦地看看姐姐和母亲，走了出去。

“有些人想为自己的冷漠辩解，总是发表这类妙论。”丽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给人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丽达，你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您威胁说不再工作，”丽达接着说，“显然您把自己的工作估计得过高了。我们别争论了，反正我们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您刚才那么鄙薄图书馆和药房――它们即使很不完美，我也认为它们高于世界上所有的风景画。”她说到这里，立即转对母亲，用完全不同的语气说，“公爵自从离开我们家后，人瘦了许多，模样大变了。家里人要把他送到维希[62]去。”

她对母亲谈起公爵的情况，显然是不想跟我说话。她满脸通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她像个近视眼似的，把头低低地凑到桌子跟前，装出看报的样子。我再待下去会使人难堪，便告辞回家。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