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撰写论文，我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读书，不让自己陷入恐惧或崇拜。伯克捍卫过英国君主制，因此父亲会说他是暴政的代理人，他不会允许家里有这样一本书。信任自己，去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感到一阵激动。读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作品时，我也感受到类似的兴奋，尤其是在我放弃他们的结论而支持伯克的观点，或者是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

写完这篇论文后，我把它发给了斯坦伯格教授。两天后，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他隔着桌子盯着我，一言不发。我等着他开口说这篇论文是一场灾难，是一种无知的思想的产物，说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结论太多。

“我在剑桥教了三十年书，”他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对侮辱我有备而来，但我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回答。

斯坦伯格教授一定对这篇文章作了更多的评论，但我什么也没听到。我脑海中充满了一个痛苦的需求：离开那个房间。那一刻，我不在剑桥大学的钟塔里。我重返十七岁，坐在一辆红色吉普车里，而我爱的男孩刚刚碰了我的手。我落荒而逃。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我不记得是怎么离开钟塔的，也不记得那个下午是怎么度过的。那天晚上有一个正式的晚宴。大礼堂被烛光照亮，很美，但我感到开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着正装，只穿了黑衬衫和黑裤子，我以为在昏暗的烛光下人们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的朋友劳拉姗姗来迟。她解释说她的父母来看望她，带她去了法国。她刚回来。她穿了一条深紫色的百褶裙，裙摆在她膝盖上方几英寸处。一时之间，我觉得这条裙子很淫荡，直到她说这是她父亲在巴黎给她买的。父亲送的礼物不可能淫荡。在我看来，父亲送的礼物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自己的女儿不是妓女。我在这种不协调的矛盾中挣扎纠结淫荡的裙子，送给心爱女儿的礼物直到晚餐结束，盘子都被撤走。

下一次跟导师会面，斯坦伯格教授说，如果我申请研究生院，无论选择哪所大学，他都会确保我被录取。“你去过哈佛吗？”他说，“或者你更喜欢剑桥？”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剑桥毕业生，大步穿过古老的走廊时，长袍沙沙作响。接下来的画面是我蜷缩在卫生间，手臂拧向背后，头伸进马桶。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毕业生的画面，但我办不到。我无法只去想象那个身穿黑袍的女孩的画面，而对另一个女孩视而不见。学者与妓女，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一个是谎言。

“我不能去，”我说，“我付不起学费。”

“让我去操心费用的问题吧。”斯坦伯格教授说。

八月下旬，我们在剑桥的最后一个晚上，大礼堂里举行了一场告别晚宴。我从未见过桌上摆着那么多刀叉和高脚杯；在烛光的映照下，墙上的油画光影错落。我既感觉暴露在优雅的环境中，又感觉自己仿若无形。其他学生经过时，我盯着他们，看着每一条丝质连衣裙、每一只浓妆艳抹的眼睛。它们的美丽让我迷醉。

吃饭时，我一边听着朋友们愉快地聊天，一边盼望回到自己的房间独处。斯坦伯格教授坐在高桌旁。每一次我瞥到他，就会感到一种古老的本能在起作用，让我肌肉绷紧，随时准备逃跑。

甜点一上，我就离开了大礼堂。从那些精致美丽的人和事物中逃离出来是一种解脱我允许自己不可爱，但不是给人当绿叶。克里博士见我离开，也跟了上来。

外面一片漆黑。草坪是黑的，天空更黑。白垩色的光柱从地面升起，照亮了教堂，让它在夜空的映衬下，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

“你给斯坦伯格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里博士说，与我并肩而行，“希望他给你留下了一些印象。”

我不明白。

“这边走，”他说着，转向教堂，“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跟在他身后，注意到自己的脚步是无声的，意识到我的帆布鞋不像其他女孩穿的高跟鞋那样优雅地在石头上发出嗒嗒的敲击声。

克里博士说他一直在观察我。“你表现得像是在假扮别人。好像你觉得你的生活全靠伪装。”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

“你从没有想过，”他说，“你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待在这里。”他等待我做出解释。

“我更喜欢给别人上菜，”我说，“而不是吃菜。”

克里博士笑了。“你应该相信斯坦伯格教授。如果他说你是一个学者我听他说你是块‘纯金’那么你就是。”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说，“一切都闪闪发光。”

“你千万别这样想，”克里博士提高声音说，“你不是愚人金[19]，只在特定的光线下才发光。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只是错觉。金子一直是金子。”

我想相信他，接受他的话，重塑自我，但我从来没有那样的信心。无论我把回忆埋得多深，无论我如何紧闭双眼对抗它们，当我想到自己，脑海中浮现的形象是那个女孩，在卫生间、在停车场的那个女孩。

我不能告诉克里博士关于那个女孩的故事。我不能告诉他，我不能回到剑桥，是因为在这里，我人生中的每一个暴力和堕落时刻更为凸显。在杨百翰大学，我几乎可以忘记，让过去的留在过去。但这里的反差太大，眼前的世界过于梦幻。比起石头尖顶，记忆更加真实，更加可信。

对我来说，我假装自己不属于剑桥还有其他与阶级和地位有关的原因：因为我很穷，从小就很穷。因为我可以站在教堂屋顶的风中而不倾斜。这就是那个不属于剑桥的人：这次她是屋顶工人，不是那个妓女。那天下午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可以上学，可以买新衣服，但我始终是塔拉·韦斯特弗。我做过的工作没有一个剑桥学生会去做。不管怎么打扮，我们始终不同。衣服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令人作呕，仅凭衣服无法掩盖。

我不确定克里博士是否对此有所怀疑。但他明白，我执着于衣服，把它们作为我不属于这里、也不能属于这里的象征。临走前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站在教堂旁边，惊讶得一动不动。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他说，“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毕业

项目结束后，我回到杨百翰大学。校园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忘记剑桥，重新回到我在那里的生活本来不难。但斯坦伯格教授决心不让我忘记。他给我寄了一份申请，项目名称为“盖茨剑桥奖学金”[20]，他解释说，这个奖学金有点像“罗德奖学金”[21]，但申请的不是牛津大学，而是剑桥大学。它将为我在剑桥学习提供全额资金，包括学费和食宿费。在我看来这是滑稽之谈，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够资格，但他坚持认为不是这样，所以我申请了。

没过多久，我注意到另一个不同，另一个小小的转变。那天晚上，我和朋友马克在一起，他是学古代语言的。和我以及杨百翰大学几乎每个人一样，马克也是摩门教徒。

“你觉得人们应该学习教会历史吗？”他问。

“是的。”我说。

“如果这让他们不开心怎么办？”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等着他解释。

“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后，就与自己的信仰作斗争，”他说，“我母亲就是这样。我认为她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一点。”

“我也从来没有理解过。”我说。

一阵紧张的沉默。他在等着我说出我的台词：我在为信仰祈祷。的确，我已经为此祈祷过许多许多次了。

也许我们俩都在思考我们的历史，也许只是我一个人在思考。我想起了约瑟夫·史密斯，他有四十多个妻子。杨百翰有五十五个妻子和五十六个孩子。教会在一八九〇年结束了一夫多妻制，但从未放弃这一教义。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主日学校也教导过时机成熟时上帝会恢复一夫多妻制；来世我将成为某个男人的若干妻子之一。我丈夫有几个妻子，将取决于他的义：他活得越尊贵，所娶的妻就越多。

我从未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点。作为一个女孩，我时常想象自己置身天堂，一袭白色长裙，站在一片白雾中，对面是我的丈夫。但是当镜头拉近，我们身后还站着十个女人，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裙。在我的幻想中，我是第一任妻子，但我知道这一点根本无从保证；我可能是长长的妻子链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我记事起，这个画面就一直居于我对天堂想象的核心：我丈夫和他的妻子们。在这道算术题中，存在一种刺痛：在神圣的天国演算中，一个男人可以为无数的女人平衡等式。

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岁时。在摩门教中，十二岁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变成了一个女人。十二岁时，主日学校的课程也开始包括“纯洁”和“贞节”之类的词汇。也是在这个年龄，作为教会任务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我问母亲该选择哪一位祖先，她不假思索地说：“安娜·玛西亚。”我大声说出这个名字，它就像童话故事开头一样从我的舌尖飘过。母亲说我应该铭记安娜·玛西亚，因为她留给我一份礼物：她的声音。

“正是她的声音把我们一家带进了教堂，”母亲说，“她听到摩门教传教士在挪威的街头布道。她祈祷，于是上帝用信仰赐福她，让她知道约瑟夫·史密斯是上帝的先知。她把这告诉了她的父亲，但他听过摩门教的一些故事，不允许她受洗。于是她为他唱歌。她给他唱了一首摩门教赞美诗，名叫‘哦，我的父亲’。她唱完后，她的父亲热泪盈眶。他说，任何拥有如此美妙音乐的宗教必定是上帝的杰作。于是他们一起受洗。”

安娜·玛西亚使她的父母皈依后，一家人感受到上帝的召唤，来到美国，去见先知约瑟夫。他们为这次旅行攒了两年的钱，但最后只够带一半家人出发。安娜·玛西亚留了下来。

旅途漫长而艰辛，他们抵达爱达荷州一处叫虫溪的摩门教徒定居点时，安娜的母亲病了，奄奄一息。她希望临死之前见女儿最后一面。于是安娜的父亲写信给安娜，恳求她带着所有积蓄来美国。安娜已经坠入爱河，即将结婚，但她还是把未婚夫留在挪威，漂洋过海。不等她抵达美国，她母亲就去世了。

此时这家人一贫如洗，没有钱再把安娜送回未婚夫身边，她也就无法履行婚约。安娜成了父亲的经济负担，于是一位主教说服她嫁给一个富农，做他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不能生育，安娜怀孕后，她醋意大发。安娜担心第一个妻子会伤害她的孩子，于是回到她父亲身边，在那里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是边境冬季严寒，只有一个婴儿活了下来。

马克还在等我回答。最后他放弃了，咕哝着说了我该说的话，说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但他知道一夫多妻是上帝的原则。

我表示同意。我说了这些话，然后做好准备迎接一波耻辱头脑中涌现那个形象：我作为众多妻子中的一员，站在一个孤独、没有面孔的男人身后但这形象没有出现。我在脑海中搜索，发现了一个新的信念：我永远不会成为众多妻子中的一员。一个毫不让步的声音宣称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使我浑身发抖。如果这是上帝的命令呢？我问。你不会这么做的，那个声音回答道。我知道它说的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