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去奶奶家吃在我们家属于禁忌食品的玉米片和牛奶，便会让爷爷讲讲他是怎么下山的。他总是说不知道，然后慢慢深吸一口长气像是在酝酿情绪，而不是讲故事从头到尾把整个故事讲一遍。爷爷是个安静的人，沉默寡言。和他一起清理田地共度一个下午，你也从来听不到他连续说十个词。他只会说“是的”“不是那个”“我想是的”。

但如果问他那天是怎么下山的，他会说上十分钟。尽管他只记得自己躺在田野里，眼睛睁不开，火辣辣的太阳把他脸上的血都晒干了。

“但我告诉你，”爷爷会这样说，摘下帽子，用手指摩挲着脑袋上的凹陷，“我躺在杂草丛中时，听到了一些东西。人的声音，他们在交谈。我认出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因为那是你的曾外祖父洛特。他正在告诉别人，说阿尔伯特的儿子遇到麻烦了。说话的人正是洛特，这个我敢百分百肯定。”爷爷的眼睛会一亮，接着说，“可是，洛特已经去世快十年了。”

故事的这一部分让人心生敬意。母亲和奶奶都喜欢讲，但我喜欢听母亲的讲述。她的声音会在适当的地方低下来。那是天使，她会这样说，一滴泪珠滑落到她微笑的嘴角上，是你曾外祖父洛特派来的天使，将你的爷爷送下山来。

凹痕很难看，在他前额留下了一个两英寸深的坑。小时候我看着它，有时会想象一个穿白大褂的高个子医生拿锤子敲打一块金属板。在我的想象中，医生用的是和爸爸盖干草棚屋顶一样的瓦楞铁皮。

但我只是偶尔会看到这些。通常我会看到别的，看到一些证据，证明我的祖先曾走过山顶，守候着，等待着，众天使听候他们的派遣。

我不知道那天爸爸为什么独自在山上。

汽车粉碎机来了。我猜他是想将最后一个汽油箱取出来，但我无法想象，他为何没等抽干汽油就点燃了割炬。我不知道他干了多少活，割断了多少根铁箍，直到割炬的火花迸入了油箱。但是我知道，油箱爆炸时，爸爸正站在车旁，身体紧靠着车架。

他穿着长袖衬衫，戴着皮手套和焊接防护罩。他的脸和手指在爆炸中首当其冲。爆炸产生的热量让防护罩像塑料勺一样熔化了。他的下半张脸液化了：火先吞噬了塑料，接着是皮肤，然后是肌肉。手指也一样皮手套根本抵挡不住吞噬一切的地狱之火火舌舔过他的肩膀和胸膛。当他从燃烧的残骸中爬出来时，我猜他看起来更像一具尸体，而不是一个活人。

在我看来，他能活动已经不可思议，更不必说拖着身体穿过田野和沟渠，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如果有谁需要天使，那就是他了。尽管一切违背常理，他还是做到了和他父亲多年前一样蜷缩在妻子的门外，无法敲门。

那天，我的表妹凯莉在帮母亲干活，将精油装入小瓶。附近还有几个妇女在工作，给干树叶称重，过滤酊剂。凯莉听到后门传来一阵轻微的敲击声，好像有人在用胳膊肘撞门。她打开了后门，但已经不记得门外的情景。“我封锁了这段记忆，”她后来告诉我说，“我不记得自己看到了什么。我只记得当时心想，他没有皮肤。”

父亲被抬到沙发上。急救药物针对休克的顺势疗法被灌进他嘴唇都烧没了的嘴里。和多年前给卢克治疗烧伤一样，母亲给他用半边莲和美黄芩止痛。爸爸被药噎住了。他无法下咽。他吸进了炽热的火焰，内脏也被烧焦了。

母亲想送他去医院，但在急促的呼吸间隙，他低声说宁愿死也不去看医生。那个男人的权威如此之大，让她屈服了。

死皮被轻轻地切掉，他从腰部到头顶被涂上厚厚的药膏和多年前母亲涂在卢克腿上的药膏一样然后包扎好。母亲给他冰块让他含着，希望能给他补充水分，但他的嘴巴和喉咙内部严重烧伤，无法吸收液体，而且没有了嘴唇和肌肉，他含不住冰块。冰块会滑下他的喉咙，让他窒息。

第一晚，好几次他差点就不行了。他的呼吸会放缓，然后骤停，而我的母亲还有那些为她工作的妇女忙得团团转，调整脉轮，敲击穴位，用尽一切办法让他脆弱的肺恢复空气的进出。

奥黛丽就是那天早上打电话给我的。[6]她告诉我，他的心脏曾在夜里两次停止跳动。即便肺部没有衰竭，心脏也可能会让他没命。不管怎样，奥黛丽确信他挺不过中午了。

我打电话给尼克，告诉他家里有事，我需要回爱达荷州待几天，也不是什么大事。他知道我没有告诉他实情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因为我不信任他，他很受伤但一挂上电话，我便不再考虑他的事了。

我站在那里，手拿车钥匙，握着门把手，犹豫着。链球菌，万一我把它传染给爸爸怎么办？我已经服用青霉素将近三天了。医生说，二十四小时后我就不会传染别人了，但他是个医生，我不相信他。

我等了一天。我服用了处方剂量几倍的青霉素，然后打电话给母亲，问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回家，”她说，声音哽咽，“到明天我觉得链球菌也不重要了。”

我记不得开车时的景色了。我的眼睛几乎无法注意到一片片错落有致的玉米地和土豆田，也看不见松林覆盖的黝黑的群山。我看到的是父亲，他还是一副上次见面时扭曲的表情。我想起朝他高声尖叫时我刺耳的声音。

和凯莉一样，我也不记得第一眼见到父亲时的情景了。我知道那天早上母亲摘下纱布时，发现他的耳朵烧伤严重，皮肤很黏，已经和后面的糖浆状组织粘在了一起。当我走进后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母亲手拿一把黄油刀，正用它把父亲的耳朵从头骨里撬出来。我仍清楚地记得她手握刀子两眼专注的样子，但关于我父亲的样子，我的记忆出现了一个空洞。

房间里气味浓烈烧焦的肉、紫草、毛蕊花和车前草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我看着母亲和奥黛丽给他换剩余的绷带。她们从他的手开始。他的手指黏糊糊的，裹着一层灰白的泥状物，不是熔化的皮肤就是脓。他的手臂没有烧伤，肩膀和背部也没事，但腹部和胸部裹了厚厚一层纱布。她们把纱布拿掉时，我很欣慰地看到里面还有大片粗糙发红的皮肤。那里有几个火山口样的伤口，一定是火苗集中燃烧的地方。它们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就像腐烂的肉，里面全是白色的脓水。

但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他的脸。他还有前额和鼻子，眼睛周围的皮肤和脸颊下半部分还呈健康的粉红色。但是鼻子下面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红红的，支离破碎，下垂着，看起来像一个离蜡烛太近的塑料假面。

三天以来，爸爸滴水未进没吃东西，也没喝水。母亲打电话给犹他州的一家医院，请求他们给她一套静脉注射器。“我需要给他补水，”她说，“没有水，他会死的。”

医生说他马上派直升机过来接病人，但母亲不答应。“那我帮不了你，”医生说，“你这样他会没命的，我可不想为此负责。”

母亲快疯了。最后，绝望中，她给爸爸灌肠，尽力将管子插进去，试图把足够多的液体灌进他的直肠，让他活命。她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不知道那部分身体有没有能吸收水分的器官但那是他全身唯一没有被烧焦的入口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万一他不行了，我就在房间里，可以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身边。夜里我几次醒来，被喘息、四处奔忙和嘀嘀咕咕的动静惊醒：又来了，他停止了呼吸。

黎明前一小时，他又停止了呼吸，我确信这次结束了：他死了，不会再活过来了。我将手放在他身上的一小块绷带上，奥黛丽和母亲在我身边跑来跑去，阵阵吟诵，敲敲打打。房间里一点也不安宁，也许只是我心神不宁。多年来，我和父亲一直冲突不断，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意志的较量。我以为我已经接受这一点，接受了我们那样的关系。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多么期望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冲突，多么坚信将来我们会成为一对和平相处的父女。

我看着他的胸膛，祈祷他能再次呼吸，但他没有。很长时间过去了，我正准备离开，让母亲和姐姐前来告别，这时他咳嗽了一声一声沙哑、粗涩的轻咳，听上去像绉纸被弄皱的声音。接着，像拉撒路[15]复活一样，他的胸部开始起伏。

我对母亲说我得走了。爸爸会活下来，我说。如果他活下来，不能让链球菌再害死他。

母亲的生意陷入停顿。为她工作的妇女不再调制酊剂、给精油装瓶，转而制作桶装药膏母亲专门为父亲调制的一种新配方，由紫草、半边莲和车前草制成。母亲每日两次用药膏涂满爸爸的上半身。我不记得她们是否还用过其他疗法，我对能量疗法也不够了解，无法给出解释。我只知道她们在前两周就用掉了十七加仑的药膏，母亲还订购了大批纱布。

泰勒从普渡坐飞机赶来。他接替了母亲的工作，每天早上给爸爸的手指换绷带，刮掉夜里坏死的皮肤和肌肉。神经已经坏死，并不疼。“我刮掉了那么多层，”泰勒告诉我说，“某天早上肯定会刮到骨头。”

爸爸的手指开始扭曲，关节处不自然地向后弯。这是因为肌腱开始萎缩。泰勒试着卷曲爸爸的手指，以拉伸肌腱，防止永久性畸形，但爸爸忍受不了疼痛。

在确信链球菌已经消失后，我又回到了巴克峰。我坐在爸爸的床边，用滴管将几茶匙水滴到他嘴里，喂他吃蔬菜泥，仿佛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很少说话。疼痛使他难以集中注意力；不等他说完一句话，他的脑子就让步了。母亲提议去给他买药，买她能买到的最强劲的止痛药，但他拒绝了。这是上帝的痛苦，他说，他要全部感受到。

不在家时，我搜遍了方圆一百英里内的所有音像店，终于找到了全套的《蜜月期》。我举起它给爸爸看。他眨眨眼示意看到了。我问他是否想看一集。他又眨了眨眼。我将第一盘录像带塞进录像机，坐在他旁边，打量着他那张扭曲的脸，听着他轻柔的呜咽。与此同时，屏幕上的爱丽丝·卡拉门登一次又一次智胜了丈夫。

静候水流

爸爸两个月没下床，除非某个哥哥把他抱下来。他在一个瓶子里撒尿，灌肠还在继续。即使确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我们也不知道他以后能否生活自理。我们只能等待，很快便感受到似乎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等待等着喂他吃饭，等着给他换绷带，等着看我们的父亲能恢复成什么样。

很难想象像爸爸一样骄傲、坚强、健壮的人受到永久损伤。我想知道，假如以后一直靠母亲给他切食物，他会如何适应；假如连锤子都拿不了，他是否还能开心地生活。失去的太多了。

但在悲伤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希望。爸爸一直是强势的人一个自以为洞悉一切问题的真相，对别人说什么毫无兴趣的人。总是我们听他说话，从来没有相反的情况；要是他不说话，就要求大家保持沉默。

爆炸将他从演讲者变成了观察者。因为持续疼痛，再加上喉咙被烧伤，说话对他来说异常困难，所以他只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他躺在那里，紧闭嘴巴，睁大双眼，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

在几个星期内，我的父亲几年前连我的年龄都会猜错五岁以上的父亲了解了我的课程、我的男朋友以及我的暑期兼职工作。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但他在我们给他换绷带时，听着我和奥黛丽的聊天，记在了心里。

“我想听你多聊聊你上的课，”夏末的一天早晨，他粗声粗气地说，“听上去真有意思。”

感觉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肖恩和埃米莉宣布订婚的消息时，爸爸还在卧床。当时全家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肖恩突然说他想还是和埃米莉结婚算了。除了叉子碰到盘子的声音，周围一片安静。母亲问他是不是认真的。他说不是，他觉得在不得不经历这件事前自己还能找到更好的人。埃米莉就坐在他旁边，脸上挂着一丝苦笑。

那天晚上我没睡，不停地检查门上的插销。过去的影响挥之不去，仿佛随时可以推翻现在的一切，仿佛一眨眼，睁开眼睛时，我又会回到十五岁。

第二天早上肖恩表示，他和埃米莉计划骑马五十英里到布卢明顿湖去。我说我也想去，说出这话让我俩都吃了一惊。想着要和肖恩一起在野外度过那么长时间，我倍感焦虑，但我把焦虑放置一旁。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做。

骑马走五十英里漫长得像是走了五百英里，特别是如果你的身体习惯了坐椅子而不是骑马鞍，感觉更是如此。当我们抵达湖边，肖恩和埃米莉敏捷地下了马，开始扎帐篷；我帮不上什么忙，便解开阿波罗的马鞍，闲坐在一棵卧倒的树上。我看着埃米莉搭起我俩共用的帐篷。她又高又瘦，有一头又长又直的金发，金得近乎银色。

我们生了火，围着篝火唱歌。我们还打了牌。之后我们钻进帐篷。黑暗中我醒着，躺在埃米莉身边，听着蟋蟀的叫声。我正在想该如何打开话匣该如何告诉她不该嫁给我哥哥这时她开口了。“我想和你谈谈肖恩，”她说，“我知道他有些问题。”

“他的确有。”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