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还有其他账单要付，于是我决定卖掉我唯一值钱的东西我的马，巴德。我打电话给肖恩，问马能卖多少钱。肖恩说杂种马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像爷爷那样，把它当成狗粮马去拍卖。我想象巴德被放进绞肉机的情景，然后说：“先去找个买主吧。”几个星期后，肖恩寄给我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我打电话给肖恩，问他把巴德卖给了谁，他含糊不清地说卖给了一个从图埃勒过来的家伙。

那个学期我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我的心思被更多迫切的问题占据，比如银行账户的确切余额，欠了谁多少钱，我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能卖上一二十美元。我提交作业，复习备考，但我做这些不是因为对课程真感兴趣，而是出于恐惧平均成绩稍有下滑，我便会失去奖学金。

十二月，在最后一次发工资后，我的账户仅剩六十美元。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我迫切需要钱。我听说商场附近有一家诊所，卖血能拿到钱。诊所听上去像是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但我找了个理由，只要他们是把东西抽出来而不是注射进去，就没关系。护士花了二十分钟扎我的静脉，然后说静脉太细了。

我用最后的三十美元买了一箱汽油，开车回家过圣诞节。圣诞节早上，爸爸送给我一支步枪我没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不知道它是哪种步枪。我问肖恩是否愿意从我手里买下它，但爸爸把它收了起来，说替我保管。

那就这样吧。没剩什么可卖的东西，没有儿时的朋友，也没有圣诞礼物。该退学找份工作了。我只能接受现实。我的哥哥托尼是长途货车司机，住在拉斯维加斯，于是圣诞节那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可以去他那里住几个月，在街对面的汉堡店打工。

我挂上电话，穿过走廊，正后悔没问托尼借钱去拉斯维加斯，这时一个粗哑的声音叫住了我：“嘿，小妹，你来一下。”

肖恩的卧室很脏。脏衣服散落在地板上，我能看见一把手枪的枪托从一堆脏T恤下露出来。书架被一箱箱弹药和一堆堆路易·拉穆尔[13]的平装小说塞得满满的。肖恩蜷腿坐在床上，双肩耸起。他似乎保持那个姿势有一段时间了，凝视着肮脏的环境。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抬起右臂朝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但他只是把手伸进口袋。他拿出钱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张崭新的一百美元钞票。

“圣诞快乐，”他说，“你不会像我一样浪费这些钱的。”

我相信那一百美元是上帝的神迹。我应该留在学校。我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付了房租。然后，因为我知道二月份还是付不起房租，于是又找了一份家政保洁工作，每周三天向北开车二十分钟，到德雷珀的豪宅做清洁。

我和主教仍在每个星期日见面。罗宾告诉他这学期我没买课本。“这太荒唐了，”他说，“申请助学金！你很穷！助学金就是为这个存在的！”

我的反对超越了理性，是发自肺腑的。

“我赚的钱很多，”主教说，“交了很多税。把它当成我的钱好了。”他已经把申请表打印好了，交给了我。“考虑考虑。你要学会接受帮助，哪怕是来自政府的帮助。”

我拿了表格。罗宾替我把它们填好。我拒绝上交。

“先把书面材料准备好，”她说，“再看看感觉如何。”

我还需要父母的纳税申报单。我甚至不确定父母是否报税，但即便他们报税，爸爸要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它们，他也不会给我的。我编了十几个假理由解释为什么我需要它们，但没有一个可信。我猜想申报单被收在厨房的灰色大文件柜里。然后我决定将它们偷出来。

午夜前我出发去了爱达荷州，希望能在凌晨三点左右到达，那时家里会一片寂静。到达山顶时，我悄悄把车开上车道，每当轮胎下的碎石发出一丝响动，我就畏缩。我轻轻地推开车门，蹑手蹑脚地穿过草地，从后门溜了进去，无声无息地穿过屋子，伸手摸索着走向文件柜。

我刚走了几步，就听到熟悉的咔嗒一声。

“别开枪！”我喊道，“是我！”

“谁？”

我打开电灯开关，看见肖恩坐在房间另一头，拿手枪指着我。他放下手枪。“我以为你是……别人。”

“显然。”我说。

我们尴尬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废料场后，我向母亲编了一个理由说杨百翰大学需要她的纳税申报单。她知道我在撒谎我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爸爸意外回到家问她为什么复印申报单时，她回答说是为了备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着复印件回到杨百翰大学。离开前肖恩没和我说一句话。他没问我为什么在凌晨三点偷偷溜进自己家，我也没问他半夜三更坐在那里拿着子弹上膛的手枪，是在等谁。

表格在我的书桌上放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罗宾陪我一起去了邮局，亲眼看着我把它们交给工作人员。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一星期，也许是两星期。回信寄到时，我正在德雷珀打扫房子，所以罗宾把信放在我的床上，并留了张纸条，说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我撕开信封，一张支票落到了床上。四千美元。我感到了贪婪，接着为我的贪婪而害怕。上面有一个联系电话，我拨打了号码。

“我有一个疑问，”我对接电话的女人说，“这是张四千美元的支票，但我只需要一千四百美元。”

电话那头默不作声。

“喂？喂？”

“我直说了吧，”女人说，“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钱太多了？你想让我做什么？”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另寄一张支票给我吗？我只要一千四百美元就够了。做根管治疗用。”

“听着，亲爱的，”她说，“你拿到这么多，那是因为你有资格。要不要兑现，你自己决定。”

我做了根管治疗，买了课本，付了房租，还剩下不少钱。主教说我该犒劳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说不行，我必须把钱存起来。他告诉我，这些钱我可以花。“记住，”他说，“你明年可以申请同样金额的助学金。”于是我买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它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

现在回想起来，偷报税单的那天是否意味着我首次为了离家回到巴克峰。那天晚上，我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了父亲的家。这是一种心理语言的转变，是我对家乡的放弃。

我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别的学生问我来自哪里时，我答道：“我来自爱达荷州。”尽管多年来我曾多次重复这句话，但说出它从未让我感到坦然自在。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

迷途的骑士

我的银行账户里有一千美元。光是想想就觉得奇怪，更别提说出来了。一千美元，额外的，而且是我不迫切需要的。我花了几星期才接受这个事实，这时我才开始体会到金钱的最大优势：考虑金钱以外的事情的能力。

教授们突然清晰地进入视野，好像在获得助学金之前，我一直透过模糊的镜头看着他们。我开始看懂课本了，并发现自己读了更多的书，远超必读书目的要求。

正是在此状态下，我第一次听说“双相情感障碍”这个术语。在基础心理学的课堂上，教授从头顶的屏幕上大声读出该病的症状：抑郁、狂躁、偏执、欣快、夸大妄想、被害妄想。我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听着。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我在笔记上写道，教授描述的正是他的症状。

下课铃响前的几分钟，一个学生问，精神障碍在分离主义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想到一些著名的冲突，比如得克萨斯州的韦科事件，以及爱达荷州的鲁比山事件。”他说。

爱达荷州并没有很多出名的东西，所以我想我应该听说过“鲁比山”。他说这是一场冲突。我在记忆中努力搜寻，试图忆起自己是否听过这个词。这个名称似曾相识。接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画面，微弱且扭曲，好像信号从源头中断了一样。我闭上眼睛，画面变得生动起来。我身在我们的房子里，蜷缩在桦木橱柜的后面。母亲跪在我身边，呼吸缓慢，满是疲惫。她舔了舔嘴唇，说她口渴了，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她就起身伸手去够水龙头。我感受到枪炮的震动，听到自己的喊叫。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倒在地板上。我将她的胳膊移到一边，抱起婴儿。

下课铃声响了。座席空了。我去了机房，在键盘前犹豫了片刻预感到自己可能会对将要了解的信息感到后悔然后在浏览器输入“鲁比山”。根据维基百科，鲁比山是兰迪·韦弗与包括美国联邦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多家联邦机构致命对峙的地点。

兰迪·韦弗这个名字很耳熟，读到它时，我听见这个名字从父亲的嘴边滑落。接着，这个在我的想象里存在了十三年的故事又开始在脑海中重演：一个男孩被枪杀，然后是他父亲，之后是他母亲。政府为了掩盖所作所为，杀害了他们全家，包括父母和孩子。

我略过背景故事，滚动到第一次开枪事件。联邦特工包围了韦弗家的小木屋。这次仅仅是监视任务，韦弗一家人并不知情，直到一条狗开始吠叫。兰迪十四岁的儿子萨米以为狗觉察到有野生动物出没，于是冲进了树林。特工们击中了狗，持枪的萨米开了火。由此引发的冲突造成一名联邦特工和萨米两人死亡。萨米当时正在撤退，朝山上的小木屋跑去，背部被子弹击中。

我继续阅读。第二天，兰迪·韦弗试图去查看儿子的尸体，也被击中背部。尸体被放在棚子里，兰迪打开门闩时，一名狙击手瞄准了他的脊椎，但没打中。他的妻子薇姬朝门口走去帮助丈夫，狙击手再次开火。子弹击中了她的头部，她当场死亡，怀里还抱着十个月大的女儿。这一家人和母亲的尸体一起在小木屋里躲了九天，直到最后谈判代表结束了这场对峙，兰迪·韦弗被捕。

最后这句话我读了好几遍，才恍然大悟。难道兰迪·韦弗还活着？爸爸知道吗？

我继续读下去。全国人民为此义愤填膺。几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文章，抨击政府对生命的无情漠视。司法部启动了调查，参议院也举行了听证会。双方都建议对交战规则进行改革，特别是在使用致命武力方面。

韦弗一家提出赔偿两亿美元的非正常死亡诉讼，但最后政府给薇姬的三个女儿每人一百万美元，他们达成了庭外和解。兰迪·韦弗获得了十万美元赔偿，除两项与出庭有关的指控外，其他所有指控均被撤销。兰迪·韦弗受到各大新闻机构采访，甚至与女儿合作出了一本书。现在他靠在枪支展览上演讲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