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奶奶说，“等他发现你不见了，我们早就走了。”她把我的碗放进水槽，凝神看着窗外。

奶奶性情强势急躁，咄咄逼人，坚持己见。看她一眼意味着退后一步。她把头发染成黑色，这令她原本严厉的面容更加突出，尤其是眉毛。每天早上她都把眉毛画成粗重的拱形。她将眉毛画得太长，使她的脸看起来拉长了；画得也太高，让她脸上的其余部分都蒙上了厌倦的表情，近乎嘲讽。

“你应该去上学。”她说。

“爸爸会不会让你把我送回来？”我说。

“你爸爸不能命令我做一件该死的事。”奶奶站着，摆好架势，“如果他想让你回来，他得自己来接你。”她面带犹豫，一时显得很愧疚，“我昨天和他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会把你抓回来。镇上他在建造的那个棚子工期延后，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收拾行李，开车去亚利桑那州。趁天气暖和，他还要和你的哥哥们干上一段时间的活儿呢。”

奶奶的计划很是周密。冬天工作稀缺，在第一场雪降临前的几周里，爸爸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试图从搬运废料、建造谷仓中多攒些钱来维持整个冬天的开支。即使他母亲带着他最小的孩子跑了，他也不能停止工作，除非到时铲车冰封。

“走之前，我得先把牲口喂好，”我说，“要是牛从畜栏里跑出来找水喝，他就会发现我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我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盯着钟表，听着时间滴答滴答地流逝。凌晨一点。两点。三点。

到了四点，我站起身，将靴子放在后门旁边。它们粘满了大粪，奶奶肯定不会让我穿着它们进她的车。我想象它们被丢弃在她家门廊上，而我赤脚跑向亚利桑那州。

我想象家人发现我失踪时会发生什么。我和哥哥理查德常常在山上一待就是一整天，所以可能直到太阳下山理查德回家吃晚饭而我没回去时，才会有人注意到我不见了。我想象我的哥哥们推开门出去找我。他们会先去废料场，掀开铁板，以防有些金属板移位，将我困在了里面。接着他们会向外搜索，扫荡农场，爬上树，钻进谷仓阁楼。最后，他们会转向那座山。

那时黄昏已过，夜幕马上就要降临，景色逐渐黯淡下来，继而全部被黑暗笼罩。你看不见周遭的世界，只能靠感知。我想象哥哥们四散在山上，在黑黢黢的森林搜寻。没有人说话；每个人心里想的都一样。山上会有可怕的意外发生。悬崖突然出现。祖父的野马在浓密的水毒芹坡上狂奔。还有不少响尾蛇。以前有一头小牛从谷仓跑了出去，我们就这样搜寻过。在山谷中，你会发现一只受伤的动物；但在山上，你发现的只会是一具尸体。

我想象母亲站在后门旁，她的眼睛扫视着黑暗的山脊，这时父亲回家告诉她他们没有找到我。姐姐奥黛丽会提议去问奶奶，母亲会说奶奶一大早就去亚利桑那州了。这些话会在空气中凝固片刻，接着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我去了哪里。我想象父亲的脸，他眯起黑色的眼睛，抿紧嘴巴，眉头一皱，转向母亲，说：“你觉得是她自己要去的吗？”

他的声音回响着，低沉而悲伤。然后这声音被另一个召唤记忆的声音淹没蟋蟀的叫声，接着是枪声，之后是寂静。

后来我会知道，那是一桩著名事件诸如翁迪德尼之战[1]或韦科惨案[2]，但当初父亲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感觉仿佛除了我们，世人对此一无所知。

它始于罐头季节接近尾声时，其他孩子可能把这个季节叫作“夏天”。我的家人总是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将水果装罐储存起来。爸爸说在可憎的末日里我们需要这些水果。一天晚上，爸爸从废料场回来，很是不安。晚饭时，他在厨房踱来踱去，几乎一口也没吃。他说，我们必须把一切安排妥当。没多少时间了。

第二天我们一整天都在煮桃子、剥桃皮。日落时分，我们已装满了几十个大玻璃罐，这些玻璃罐被拿到外面排列得整整齐齐，还带着来自高压锅的余温。爸爸扫了一眼我们的劳动成果，数了数罐子，自言自语，然后转向母亲说：“这些还不够。”

那天晚上，爸爸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我们聚集在那张餐桌周围，因为桌子又宽又长，能坐下全家人。他说，我们有权知道自己面临何种处境。他站在桌子最前端，我们其余人都坐在长凳上，盯着厚厚的红橡木桌板。

“离这儿不远有户人家，”爸爸说，“他们为自由而战。为了提防政府给孩子洗脑，他们不送孩子去公立学校，于是联邦政府的人来抓他们了。”爸爸慢慢呼出一口长气，“联邦政府的人包围了这家人的小木屋，将他们锁在里面好几个星期。其中一个小男孩太饿了，溜出去打猎，被联邦政府的人开枪打死了。”

我扫了一眼哥哥们。卢克面露恐惧，我还从未见他害怕过。

“他们还在木屋里，”爸爸说，“关着灯，匍匐在地板上，远离门窗。我不知道他们还剩多少食物，也许在联邦政府的人放弃前，他们就饿死了。”

没有人说话。最后，十二岁的卢克问我们能否去帮忙。“不，”爸爸说，“谁都帮不上忙。他们被困在自己家中，但他们有枪。你可以打赌就是因为这个，联邦政府的人才没有冲进去。”他停下来坐下，将身子蜷在低矮的长凳上，动作缓慢而僵硬。我觉得他看起来苍老又憔悴。“我们帮不了他们，但我们可以帮自己。等联邦政府的人来到巴克峰时，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那天晚上，爸爸从地下室拖出一堆旧军用包。他说这些是我们的“上山应急专用包”。我们那一整晚都在往里面装物资草药、净水器、打火石和钢铁。爸爸已经买了好几箱军用即食餐，我们把尽可能多的食品塞进包里，想象着一旦从家里逃出去，躲在溪边的野李子林里，这些吃的就会派上用场。有几个哥哥在他们的背包里藏了枪，但我只有一把小刀。即便如此，等我们打完包，我的包个头也和我一样大了。我让卢克把它抬进我衣橱里的架子上，但爸爸让我放到低处，以便我可以迅速拿取，所以我就将它放在床上一起睡。

我练习把包滑到肩上，背着它跑我可不想被落在后面。我想象着我们的大逃亡，在午夜逃往印第安公主的安全之地。我知道，这座山是我们的盟友。对认识她的人来说，她可以友善，但对入侵者来说，她只会背信弃义，这对我们是一个优势。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们打算在联邦政府的人到来时躲到山上去，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将桃子制成罐头。我们不可能把一千只沉重的罐子搬到山顶上去。还是说我们需要这些桃子，这样就可以像韦弗一家那样，躲在房子里，誓死抵抗到底？

战斗到底似乎很有可能，特别是在几天后，父亲带回家十几支军用步枪，主要是SKS半自动步枪，薄薄的银刺刀整齐地折叠在枪管下面。步枪装在狭窄的锡盒里，涂过防腐润滑油。这是一种褐色物质，其稠度与猪油相当，必须擦掉。擦洗完毕后，我的哥哥泰勒选了一支枪，把它放在一张黑色塑料布上，然后卷起来用几码长的银色布基胶带密封好。他把这捆东西扛在肩上，搬下了山坡，将它扔在红色火车车厢旁，接着开始挖洞。当洞又宽又深时，他把步枪扔进了去。我看着他用泥土把它盖好，他的下巴紧绷，肌肉因用力而鼓起。

不久，爸爸买了一台用废弹壳制造子弹的机器。现在我们可以在对峙中坚持更长时间了，他说。我想起我的“上山应急包”正在床上等着我，还有藏在火车车厢附近的那支步枪，开始担心子弹制造机的安危。它体积庞大，用螺栓固定在地下室的铁制工作台上。如果我们遭到突袭，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去搬它。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也该把它和步枪一起埋起来。

我们继续制作桃子罐头。我不记得过去了多少天，也不记得在爸爸告诉我们更多故事之前，我们又增加了多少罐食物储备。

“兰迪·韦弗被人开枪打死了，”爸爸说，他的声音又细又怪，“他离开木屋去抱回儿子的尸体，联邦政府的人开枪打死了他。”我从未见过父亲哭，但现在眼泪顺着他的鼻子源源不断地流下来。他没有擦，任凭它们滴到他的衬衫上。“他的妻子听到枪声冲到窗前，怀里还抱着他们的小宝宝。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母亲坐在那里，双臂交叉，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捂住嘴巴。我盯着我们家污渍斑斑的油毡，听爸爸告诉我们婴儿如何从那位母亲的怀里被抱了出来，脸上还沾满了她的鲜血。

在那一刻之前，我内心曾经渴望冒险，有点盼望联邦政府的人到来。现在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惧。我想象我的哥哥们蹲伏在黑暗中，汗津津的手从步枪上滑下来。我想象母亲口干舌燥，疲惫不堪，从窗前往后退。我想象自己平躺在地板上，静静听着田野里蟋蟀的清脆鸣叫。然后我看见母亲站起来，伸手去够厨房的水龙头。一道白光，一声枪响，她倒下了。我一跃而起，接住婴儿。

爸爸从未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我们家没有电视和收音机，所以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结局。关于这件事，我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下一次，可能会轮到我们。”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际。蟋蟀的鸣叫，桃子扑哧掉进玻璃罐里的声响，以及擦拭SKS步枪时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都能让这句话在我耳畔回响。每天早上，当我经过火车车厢，在繁缕和牛蓟草丛生的泰勒埋枪之地停留时，都会听到这句话。后来，当爸爸早就忘记了《以赛亚书》中的那个启示，母亲又重新把“西方家庭”牌低脂奶的塑料罐子塞进冰箱，我还会记起韦弗一家人的遭遇。

差不多早上五点了。

我回到我的房间，脑袋里满是蟋蟀的叫声和枪声。睡在下铺的奥黛丽在打鼾，一种低沉而满足的嗡嗡声让我也渴望这样睡去。但我爬上床，交叉双腿，望向窗外。五点过去了。然后是六点。七点钟，奶奶出现了，我看着她在她家露台上走来走去，每隔一会儿便回过头来朝小山丘上的房子看看。然后她和爷爷上了车，朝公路驶去。

车开走后，我下了床，用水泡了一碗麦麸喝。我来到外面，朝谷仓走去，卢克那只叫“神风”的山羊轻咬我的衬衫，以示欢迎。我走过理查德用旧割草机改装的卡丁车。我喂了猪，填满饲料槽，把爷爷的马牵到一片新牧场。

做完这一切，我爬到火车车厢顶上，眺望着山谷。很容易就能假装这是一列行驶中的火车，它正疾驰向前，随时可能将山谷抛在身后。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脑海中玩这个幻想游戏，但今天就是无法获得那种眩晕感。我的视线离开田野，转向西边，面对着山峰。

春天，当针叶树从雪里露出头来，深绿色的针叶在黄褐色的泥土和树皮的映衬下，显得几乎呈黑色时，印第安公主最为清晰可见。现在是秋天。虽然还能看见她的身影，但她正在消隐：垂死的夏天的红黄色遮掩了她黝黑的身影。很快就要下雪了。山谷里的第一场雪会融化，但山上的雪会存留，将公主掩埋，直到来年春天，她才会充满警惕地再次出现。

助产士

“你有金盏花吗？”助产士问，“我还需要半边莲和金缕梅。”

她坐在厨房流理台前，看着母亲在我们的桦木橱柜里翻找。她们之间的台面上放着一台电子秤，母亲偶尔会用它给干树叶称重。那是春天，尽管阳光明媚，早晨还是有一丝寒意。

“我上周做了一批新鲜的金盏花酊剂，”母亲说，“塔拉，快去拿来。”

我取回酊剂，母亲把它和干药草一起装在一个塑料食品袋里。“还需要别的吗？”母亲大笑着说，音调很高，很紧张。助产士让她感到害怕，每当害怕时，母亲就会变得轻飘飘的，而每当助产士做出一个缓慢而坚定的动作，她都晃来晃去。

助产士浏览了一下清单。“够了。”

她又矮又胖，四十多岁，有十一个孩子，下巴上长着一个黄褐色的疣。她的头发和田鼠一个颜色，是我见过的最长的。当她把绷紧的发髻解开时，头发如瀑布般垂落至膝处。她面容阴沉，嗓音粗重而威严。她没有执照，也没有证书。助产士完全是她自我认证的，但这就足够了。

母亲将做她的助手。记得第一天我看着她们，暗自比较。母亲有着玫瑰花瓣般的皮肤，头发卷成柔软的波浪，在肩膀周围跳来跳去，眼皮闪闪发亮。母亲每天早上都化妆，如果来不及化妆，她一整天都会为此道歉，就好像不化妆给所有人都带来了不便。

助产士看上去仿佛已经有十年没在意过外表了，而她的举止让你感觉注意到这点很愚蠢。

助产士怀里抱着母亲的草药，点头道别。

助产士下次来我家时，带着她的女儿玛丽亚。玛丽亚站在她母亲旁边，模仿她的动作，一个婴儿背在她九岁的精瘦的身体上。我满怀期待地盯着她。我没见过多少像我一样不上学的女孩。我慢慢靠近她，试图吸引她的注意，但她全神贯注地听她母亲说话，她母亲正在解释如何用痉挛树皮和益母草调治产后子宫收缩。玛丽亚点头表示赞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母亲的脸。

我独自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走廊，来到自己房间，但当我转身要关门，发现她站在那里，仍然背着婴儿。小宝宝肉嘟嘟的，她不得不使劲弯着腰才背得住他。

“你要去吗？”她说。

我不明白她在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