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过他都不认人了。”

“是的，”她说，“但是护士刚刚问我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塔拉的人。整个早上他一遍又一遍地喊你的名字，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我告诉护士塔拉是他的妹妹，现在他们说要是你能来就好了。他可能会认出你，那可很了不起。他到医院后只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你。”

我沉默了。

“油钱我来付。”母亲说。她以为我不去是因为要花三十美元的汽油费。她这么想让我很尴尬，但如果不是因为钱，我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了。

“我现在就走。”我说。

很奇怪，我对医院几乎没什么印象，也不记得我哥哥的样子。我依稀记得，他头上裹着纱布，我问为什么，母亲说医生做了开颅手术，为了缓解压力、止血或修复什么的实际上，我不记得她说了什么。肖恩像个发烧的孩子一样辗转反侧。我在他身边坐了一小时。有几次他眼睛睁开了，但意识不清，没有认出我。

第二天我再去时，他醒着。我走进房间，他眨了眨眼睛，看着母亲，似乎想确认一下她是不是也看见了我。

“你来了，”他说，“我没想到你会来。”他握住我的手，然后睡着了。

我盯着他的脸，看着缠在他额头和耳朵上的绷带，我的怨恨在滴血。接着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想早点儿来。因为我一直害怕自己的感受，害怕如果他死了，我可能会为此高兴。

我清楚地记得医生想让他住院，但是我们没有医疗保险，况且已经开销巨大，肖恩得过十年才能付清。一等他病情稳定可以上路了，我们就把他带回了家。

他在起居室沙发上待了两个月。他身体仍然虚弱去趟卫生间便能耗尽所有力气。他一只耳朵完全失聪，另一只耳朵听力受损，所以有人对他说话时，他常常把头转过来，将能听见的那只耳朵对准那人，而不是用眼睛看着对方。除了这个奇怪的举动和手术后的绷带，他看上去很正常，没有肿胀，也没有瘀青。根据医生的说法，这是因为受伤极为严重：外部未见损伤，意味着损伤都在内里。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尽管肖恩看起来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看上去头脑清醒，但如果你仔细听他讲故事的话便会发现，它们毫无意义。它们根本算不上是故事，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正切。

我为没有立即去医院看望他而深感内疚。为了补偿，我辞掉了工作，夜以继日地照顾他。他要喝水，我就去端来；他饿了，我就去做饭。

赛迪又开始来家里走动，肖恩表示欢迎。我期待她的来访，因为这为我争取了学习的时间。母亲觉得我陪着肖恩很重要，所以没有人来打扰我。平生第一次我有了大段的时间用来学习不用去拆解废料、过滤酊剂，也不必为兰迪检查库存。我仔细研究泰勒的笔记，一遍又一遍阅读他详细的注解。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奇迹般地，概念形成了。我重新去做模拟测试题。高等代数仍无法破解它来自一个超出我认知能力的世界但三角学容易理解了，是用我可以理解的语言写下的信息，来自一个白纸黑字充满逻辑和秩序的世界。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陷入了混乱。医生告诉母亲，肖恩的伤病可能会改变他的性情在医院里他就表现出反复无常，甚至是暴力的倾向，这种变化可能是永久性的。

他的确屈服于愤怒，试图伤害某人时，他一次次陷入盲目的愤怒。他不受控制地说着污言秽语，会说最恶毒的话，常常让母亲在夜里哭泣。随着他体力的逐渐恢复，这些愤怒越变越糟。我每天早上都不自觉地去清洗马桶，因为我知道，说不定午饭前我的头就可能被按在里面。母亲说我是唯一可以使他平静下来的人，我说服自己这是真的。还有谁比我更好呢？我想，他不会影响到我。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确定是否是受伤让他有了如此大的改变，但我说服自己，他身上的一切残忍行为都是后来才有的。我可以从这段时期的日记中追溯到演变一个年轻的女孩在重写她的历史。在她为自己重建的现实中，她哥哥从托盘摔下来之前生活一切如常，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但愿我最好的朋友回来，她写道，他受伤之前，我从没受过伤害。

不再是孩子

那是冬日的一天。我跪在地毯上，听爸爸为母亲受感召成为治疗者而作证时，一口气堵在胸口，感觉自己游离了出来。眼前不见父母和我们的起居室。我看见一个成年女人，她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祈祷，不再像孩子一样坐在父亲的脚边。

我看到那个女人肿胀的肚子，也就是我的肚子。她旁边坐着她的母亲，一位助产士。她握住母亲的手，说她想要宝宝在医院里由医生接生。我开车送你去，她的母亲说。两个女人朝门口走去，但是门被堵住了被忠诚、被顺从，被她的父亲堵住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那个女人是他的女儿，她曾被他的全部信念和力量所吸引。她没有理会他，径直从门口走了出去。

我试想这样一个女人会有什么样的未来。我试想她与父亲见解不同的其他场景。她无视他的劝告，坚持己见。父亲曾教育我，对于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合理的观点：真理只有一个，其他皆是谎言。我跪在地毯上，听着父亲讲话，又像是仔细端详着一个陌生人，觉得二者，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而我悬在中间。我明白，没有任何未来可以同时容纳他们；没有命运能够同时容忍他和她。我将永远、始终做个孩子，否则我会失去他。

我躺在床上，望着微弱的灯光在天花板上投下的影子，这时听见门口传来父亲的声音。我本能地跳了起来，做了个类似敬礼的动作，但一旦站着我便不知所措。这史无前例：父亲以前从未来过我的房间。

他大步从我身边走过，坐在我的床上，然后拍了拍旁边的床垫。我紧张地坐下来，双脚几乎碰不到地面。我等着他开口说话，但时间在无声地流逝。他闭上眼睛，下巴放松，好像在聆听天使的声音。“我一直在祈祷，”他说，他声音轻柔，充满爱意，“我一直在为你上大学的决定而祈祷。”

他睁开了眼睛。灯光下他的瞳孔放大了，吸收了虹膜的淡褐色。我从未见过如此沉浸于黑暗的眼睛：它们似乎超凡脱俗，是精神力量的象征。

“上帝召我作见证。”他说，“他很不悦。你弃绝他的祝福，去无耻地追求人类的知识。他的怒气因你而起，不久就会降临。”

我不记得父亲什么时候起身离开，但他一定已经离开了，就在我坐着、被恐惧攫住的时候。上帝的愤怒曾将城邑夷为废墟，曾将整个大地悉数淹没。我感到虚弱，接着全身无力。我想起我的生命不属于我。我随时都可以被带离身体，被拖到天上去对峙愤怒的天父。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母亲在厨房调制精油。“我决定不去杨百翰大学了。”我说。

她抬起头，定睛看着我身后的墙，小声说：“别这么说。我不想听。”

我不明白。我以为她看到我向上帝屈服会很开心。

她把目光转向我。我已多年未感受到她目光的力量了，为此我惊呆了。“在我所有的孩子中，”她说，“我原以为你才是那个穿越熊熊大火冲出这里的人。我从没料到会是泰勒那令人意外而不是你。你不要留下。走吧。不要让任何事阻止你走。”

我听到楼梯上爸爸的脚步声。母亲叹了口气，眨眨眼睛，好像正从恍惚中走出来似的。

爸爸在餐桌旁坐下，母亲起身去给他准备早餐。他开始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教授的长篇大论，母亲把面糊搅在一起做煎薄饼，不时低声表示赞同。

没有肖恩当工头，爸爸的建筑生意日益萎缩。为了照顾肖恩，我已经辞掉了兰迪商店的工作。现在我需要钱，所以当那个冬天爸爸重又操起拆解废料的活计，我也加入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和我第一次来废料场干活时一样。废料场变了样。虽然那里仍然堆放着如山的废旧汽车，但它们不再是主导周围的景观了。几年前，犹他州电力公司雇爸爸拆除了数百座设备塔，允许他留下角铁共计四十万磅如今它们就像小山一样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各处。

我每天早晨六点起来学习因为早上在我还没因为拆解废料累垮的时候，注意力更容易集中。虽然我仍然害怕上帝的震怒，但我对自己说，我根本不可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采取了行动，那么我去上学自然就是他的意愿。

大学入学考试由四部分组成：数学、英语、科学和阅读。我的数学能力正在提高，但并不强。虽然我能解出大部分习题，但做题速度很慢，需要规定时间的两到三倍。我甚至连最基本的语法知识都没有，尽管我正在学习，从名词开始，接下来是介词和动名词。科学是一个谜，可能是因为我读过的唯一一本科学书还是那种可拆下来涂色的。四部分中，我唯一感到自信的是阅读。

杨百翰大学是一所竞争激烈的大学。我需要拿到高分至少二十七分，这意味着进入同届生排名的前百分之十五。我当时十六岁，从未参加过考试，只是刚刚开始接受类似系统的教育；尽管如此，我还是报了名。这感觉就像掷骰子，一旦扔出，便听天由命。上帝会给出得分。

考试前夜我失眠了。我的大脑像发烧般灼热，浮现出许多灾难场景。五点钟我下了床，吃了早饭，驱车四十英里来到犹他州州立大学。我和其他三十名学生被带进一间白色的教室，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将铅笔放在课桌上。一位中年女士发放试卷，还有我从没见过的奇怪的粉红色的纸。

“请问，”她分发到我时，我说，“这是什么？”

“是答题纸。涂答案用的。”

“怎么用？”我说。

“和别的答题纸一样。”她面带恼火地从我身边走开，好像我在恶作剧。

“我以前从来没用过。”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把正确答案的圆圈填满，”她说，“完全涂黑。明白了吗？”

考试开始了。我从来没有在满屋都是人的房间里，在书桌前坐过四个小时。噪音令人难以置信，但似乎我是唯一一个听到它们的人，唯一一个因为翻页的沙沙声和铅笔的涂写声无法集中精力的人。

考试结束了，我猜我数学有可能不及格，科学肯定不及格。我在科学部分的回答甚至连猜测都算不上。答案随机，只是那张奇怪的粉色答题纸上的圆点图案。

我开车回家了。我觉得自己愚蠢可笑，滑稽至极。现在我亲眼见到了别的学生看着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教室，坐到座位上，平静地填写答案，好像在做一次例行练习我之前竟然自以为得分能排进前百分之十五，简直荒谬。

那是他们的世界。我穿上工作服，重返我的世界。

那年春天有一天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卢克一整天都在拖檩条水平横跨屋顶的铁梁。檩条沉重，太阳毒辣。汗水顺着我们的鼻子淌下来，滴在喷过漆的铁上。卢克脱下衬衫，抓住袖子扯出几道巨大的口子，让风可以吹进去。这么极端的做法我连想都不敢想，但在背了二十根檩条后，我的背上全是黏糊糊的汗，我拍打着T恤扇风，然后卷起袖子，露出一英寸肩膀。几分钟后，爸爸看到我，大步走过来，一把拉下我的袖子。“这儿不是妓院。”他说。

我看着他走开，机械地又把袖子卷了上去，好像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一小时后他回来，看见我后困惑地停下脚步。他告诉过我该做什么，我却没有听。他不安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跟前，抓住两个袖子猛地往下拉。没等他走出十步远，我又挽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