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子说:“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我也不记得松永和家人对我做了什么。”
在那以后,纯子连续多日遭到松永的惨烈惩罚。然而,那个时候的记忆也几乎完全丧失了。她应该是陷入一种被称为“解离性失忆症”的精神状态之中。
所谓解离症,是指人在遭遇犯罪、事故或灾难时,因为体验到难以忍受的苦痛,导致情绪和知觉产生麻痹,因而急剧地丧失对痛苦的感知,或是被一种情绪所笼罩,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并非真实,或是失去记忆,后来就什么事情都无法回忆起来。这种病症,在被施暴者之间,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精神状态。当然,因为没有专家的诊断,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一推想的准确性。但是,鉴于纯子对其他问题都毫无隐瞒地一一作答,可以推断她当时患上解离症的可能性应该是很高的。
但是,她越是说自己“记不清了”,法庭就越是毫不留情地从各个角度进行细致的提问。纯子把记忆中残留着的为数不多的碎片拼凑起来,描述了她从汤布院返回之后所受到的惩罚。她的叙述如下:
“松永每时每刻都在问我问题,从我约妈妈见面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汤布院,再到我回M公寓之间的所有的事情。就连开往汤布院的电车,松永都会对照着电车时刻表来核实。我觉得,他应该是确认到了那趟电车。
“在接受盘问的过程中,我的脸被反复电击。那种电流的冲击,是很难描述的。哪怕仅仅是一秒钟的通电,电流对面部造成的冲击都是那么地剧烈,以至于让我失去了知觉,觉得眼前一片空白,心底油然而生出一种恐惧,真的不清楚这样被电下去,到底会怎么样。
“回答了问题,要被通电;不回答,也是被通电;即使说了真话,松永也会说‘不许说谎’,然后又被通电。通电就像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一样,没被通电的日子是极其稀有的。我总是会遭到他的指责,比如说:‘放盘子的动静有点大了’‘打扫的时候,表情很吓人’‘(通电太花时间了)缩短了我们的团圆时光’。被他数落完之后,我还会被通电。我的脑子里,装满了痛苦和恐惧,根本就无法考虑其他的任何事情。
“我的大脚指上,直到现在还留有疤痕。那是通电造成的伤疤,当时是被夹住脚指的上方和侧面。脚指被电击,起了水泡。水泡破了之后,患处逐渐扩大,变成了黏糊糊的状态,一直往外淌着脓液。治疗的过程,我记不得了。等我注意到的时候,却发现右脚的小脚指和第四趾已经粘连在了一起,大脚指也缺了一块肉,形成一个凹陷。(这些痕迹,都在法庭上被公开,得到了验证)松永对我说过:‘你也会变成清志那样的’‘你会像清志一样死掉’‘像你这样的家伙,最好不要一下子就死掉,而应该是手断脚断,在万般痛苦折磨之中慢慢地去死’。”
松永为了让纯子不能再去汤布院,逼迫着她切断了在汤布院的人际关系。这次还是使用他的惯用伎俩:让纯子打电话去辱骂对方,激怒对方。
纯子说:“我打电话给在汤布院关照过我的E夫人(在烤肉店认识的女士)和酒吧的领班,对她们说了一些类似恩将仇报那样的恶毒话。E夫人的女儿是一名护士,我也往她工作的医院打了电话,告诉院长说:‘那个女孩在贪污药品。’那当然是捏造的,全都是按照松永的命令说的。我想,如果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被大家厌恶憎恨,却能换来事情的结束,那也值得。如果我拒绝顺从松永的命令,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困扰。事实上,松永也正在对经营饭馆的E,说一些卫生局如何如何之类的话。我意识到,如果要阻止他,就要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不,是要比他命令的那样还要更加严厉地去辱骂对方。如果我按照这种想法去做的话,就会让松永满意。所以,我就那样做了。”
据酒吧领班所说,纯子在留下辞别信离开的第二天,就打来了电话。
领班回忆道:“她故意找茬似的说:‘薪水太低了!你是把我当傻子耍吗?!我被你骗了!’当时,我被她那些粗鲁的话惊呆了,万万没想到那个举止文静、信件中字迹隽秀的人竟然在一夜之间,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还说:‘你给我准备好更多的薪水!我现在就去拿!’我反驳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你连一天工作都没有做。’她似乎是觉得跟我说也没用,就让我叫老板来接电话。老板呵斥道:‘你要来就来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打来电话。”
从汤布院回来的一个月后,纯子第一次被允许外出。她乘坐出租车去了趟下关,在那里把松永给新女友的情书投进邮箱。松永之所以如此,连投寄地点都格外留意,目的是不让新女友知道自己住在小仓。
那个时候,纯子是处于监视之中的。负责监视的人,是恭子。
恭子在父亲清志被杀、肢解之后,没有被送回祖父母家,而是仍然置于松永的掌控之下。她曾经和宫田贵子一起,被关押在一间破旧的低档公寓里。在贵子逃跑之后,恭子就马上被带回M公寓,并被关进了盥洗室。
松永不断地威胁恭子,说:“如果被警察抓到,你就会被关进牢房,要接受审判。等审判结束也要花上好几十年呢。你将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这张纸(‘相关事实的说明’)是你自己写的。你本人写的东西当然会被作为证据,你会被判处死刑”。同时,通电和各种各样的限制,也一如从前。
恭子在法庭上说:“当我被锁在浴室里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像爸爸一样被杀死。”又说:“可我又隐隐地觉得,爸爸他还在洗澡间里。如果我自己一个人逃跑了,爸爸就太可怜了,所以我想陪在他身边。”
然而,恭子的境遇突然出现了转机。在纯子去了汤布院的时候,恭子终于在时隔三周之后被解除了监禁。松永命令她道:“你可以去上学,但回家后必须要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同时,严格的限制也被解除了。她可以和松永的孩子们一起吃饭,一起洗澡、看电视,也可以在和室里盖着被子睡觉。也就是说,松永提升了恭子的“等级”,让她做了纯子的替代品。
而且,这种情况在纯子回来之后也持续了下去。纯子的等级序列因为逃亡而掉到最后一位,而恭子则完全取代了她的位置。恭子不仅负责监视纯子的进食和排泄,还严格检查她是否接近孩子们。一旦发现任何问题,都会向松永报告。松永则会以此为追责的材料,对纯子施以电击。
在去下关的时候,同样如此。相比之下,恭子穿着普通的衣物,而纯子则是穿着男式衬衫、男式裤子、男式拖鞋。她听松永说:“你的东西,全都被扔掉了,什么都没留下。”所以在出门的时候,纯子不得不借用松永的衣物。
在下关车站前,纯子把信投进邮筒,然后用手机向松永报告说“现在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她想起自己从汤布院回来之后,被反反复复地诘问,又不得不反反复复地作出回答的情形。顿时心底一阵黯然,想道:“啊!回去之后,又要被通电了。”纯子坐上返程的电车,在经过关门海峡的长长的隧道时,那种对通电的恐惧感急速地膨胀起来。
纯子心想:“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上几十年吗……”
她曾无数次地听到松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如果谁敢跟我作对,哪怕是只有一次,我也会记仇十年。十年里,我都会反反复复地旧事重提。”刹那间,“十年”这个数字在她的脑海里掠过。
“我再也受不了了。还不如干脆就逃跑,然后自己死掉。”在幽暗的隧道里,纯子下定了决心。
接着,她又想:“但是,我的尸体绝不能被任何人发现。如果我的自杀被发现了,那就会给松永和恭子带来麻烦。一旦警方展开调查,清志的案子也会被发现的。对了!就在富士山的树海里死吧。那样的话,就绝对不会被人发现尸体,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电车穿过隧道,沿着海湾行驶,到达了门司站。当发车的铃声响起,车门即将关闭的那短短的一瞬间,纯子突然飞身一跃,从电车门里跳到站台上,穿着拖鞋拼命地跑了起来。但是,在她旁边的恭子也极其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跳下电车,跟在纯子身后紧追不舍。
纯子跑出检票口,钻进一辆停在站前的出租车,但到底还是被恭子赶上了。恭子咚咚咚地拍打着出租车的车窗,大喊大叫着什么,周围渐渐地聚拢了很多人。这时,纯子听到一个声音:“叫警察!”于是,她放弃了,下了出租车。
恭子用手机联系了松永,向他报告纯子逃跑未遂的情况,并请求指示。松永回复说:“我现在就赶过去,你们在门司等着。”
她俩在门司站的站台等待松永。突然,纯子又一次地试图逃跑。她在电车开车之前的一瞬间,冲进了车厢。但是,恭子再一次紧跟其后,抓住了纯子,并用手机再一次向松永报告。电车到达小仓站,松永的身影出现在站台上。那一瞬间,纯子彻底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她被恭子紧紧地抓住了胳膊,只好乖乖地下了电车。松永表扬了恭子,称赞她两次成功阻止纯子逃跑,还得意洋洋地说:“好在我事先就狠狠地踢了她的大腿。”“好在给她穿的是拖鞋,让她跑不快。”“以后也要死死地盯住她,别让她再跑了。”
从小仓车站返回M公寓后,等待纯子的无疑是比以往更加残酷的惩罚。纯子也再一次陷入解离症的精神状态。在失去大部分记忆的情况下,纯子给出这样的证词。
她说:“我告诉他,自己逃跑是因为害怕电击。他说:‘那么,你对清志做的又是什么?你哪里有资格说这种话!’我以为松永所说的‘对清志做的事’,是指对清志的持续通电等诸多的虐待,还有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事。虽然我知道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错,但我确实是参与了。因此,我无言以对。在接受通电之后,松永强迫我一遍又一遍地笑着说:‘电是我的朋友。’松永看着那一幕,笑得非常开心。”
纯子所描述的惩罚情形,从头到尾都是在她尽其所能才勉强回忆起来的范围之内。不用说,真实情况应该更为惨烈。关于那时被通电的记忆,纯子唯一记得清楚的,就是自己的右手手指被灼伤。后来,她听松永说,自己吐血倒下,松永给她做了人工呼吸。那时,松永也斥责纯子道:“下次你再倒下,我就不救你了”“吐血也是你自己在演戏吧。如果把嘴里的哪块儿弄破了,就能演出那样的戏来”。
纯子的汤布院之行,不仅给纯子本人带来了灾难,而且也是绪方一家走进地狱的开始。
当时,松永为了寻找“第五个金主”,开始对早就不联系了的绪方一家展开了正式的拉拢和猎捕。
第一个问题是,松永一手策划了“假葬礼”,但绪方一家为什么会提供大力的协助呢?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纯子的证词,只能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松永的作案手法,试着推测一下。
松永把誉他们一家人都叫了过来,当面揭露纯子过去犯下的诸多罪行,尤其是对清志的杀害和肢解。松永告诉他们,纯子是整个案件的主犯,并让他们相信“所有的责任都在纯子身上”。在此基础之上,他时而耐心地嘱咐说:“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放纵纯子,那她就会犯下更多的凶残罪行。”时而又恫吓道:“如果纯子不回来,那就必须让绪方家负起相应的责任,包括抚养被纯子遗弃的孩子。”
誉一家人一直在久留米乡下过着平静的生活,这一下,被松永的话惊呆了!而且,他们一定会认为纯子是“绪方家的累赘”,也一定会视之为沉重的负担,感到异常的愤慨。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当松永提议说要上演一场葬礼剧,对纯子施以惩戒的时候,他们大概就会点头应承了。
但是,即使松永的“策略”取得了成功,纯子也被骗了回来,誉一家人也没有被放过。根据纯子的证词,从汤布院回来后,誉、静美和理惠子就开始频繁地出入M公寓。起初是两三天一次,但在门司站逃亡未遂事件之后,就变成了每天一次。他们三人从久留米的家中出发,开车约两个小时到达小仓。他们一般是在工作或家务完成之后出发的,所以最早也要晚上九点才能到小仓。然后在黎明前后,再回到久留米的家中。
一开始,松永和他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彻夜长聊。讨论的主要话题,就是今后如何处置纯子。不过,纯子没有被告知他们商谈的具体内容。对于纯子的处置,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由松永照看她,要么由绪方家领回去。
松永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走纯子。因为纯子知道自己的一切恶行。
但是,基于他自己的“人生信条”,松永当然不会自己下决断。他会让誉一家拿出结论,自己决定把纯子交由松永照顾,从而卖给他们一个人情,以便在照顾费的名义下榨取大笔的钱财。
松永的那一套娴熟的诱导技巧,是这样的。
首先,松永提出要和纯子分手。根据纯子的证词,在门司站逃跑未遂事件之后,松永对她说:“想要分手的话,那就分手吧。但是,我要和你的父母好好谈一谈。”纯子半信半疑,但仍然觉得似乎可能就此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她在证词中说:“自己当时觉得那样肯定会对不起爸妈,但如果能用钱解决问题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帮帮我,所以我就求了他们。”
绪方誉他们,可能一直在两种情绪之间摇摆不定――“纯子回来的话,肯定会有麻烦”的那种不安,“如果她想分手的话,那就帮她一把”的一份责任感。然而,这恰恰就成了松永的突破点。
首先,松永当着大家的面,公开进行了对纯子的电击。起初,纯子幸免于在誉一家的眼前接受电击。但好景不长,松永开始当着家人的面,对她实施电击。誉一家甚至还目睹了纯子右手手指被电击灼伤后的惨状。
从汤布院返回之后的惩罚自不必说。但是,誉一家可能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松永对自己女儿的惩罚,在那之后竟然仍在持续,甚至连面部和乳头都被通电。他们在亲眼看到纯子遭受电刑的时候,那种内心的震惊、动摇、恐惧,是不难想象的。纯子她再怎么说是家里的累赘,但女儿到底还是女儿,姐姐也到底还是姐姐。他们一定会怀着“想要拯救那可怜的女儿(姐姐)”的心情,努力地和松永反复谈判。
但是,他们越是急躁,就越是会落入松永的圈套。对于分手的问题,松永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并索要一大笔钱作为“分手费”。誉一家都接受了。然而,就在谈判即将达成的时候,松永又使出了手段。他利用孩子作为筹码,劝说纯子撤销分手协议。事实上,纯子在知道“分手条件是两个孩子被松永带走”的时候,就丧失了离开的意愿。她作出了一个悲怆的决定:“与其孩子们被带走,倒不如毁灭了自己。就算是趴在地上爬着,也只能跟着松永。”
“我还是不会和松永分手的。”纯子这么一说,分手的事就算是告吹了。但这样一来,事情就演变为“照顾杀人犯纯子需要很多钱”这一话题。誉一家老老实实地答应了这种不合理的金钱勒索。纯子的证词如下:
“我记得,爸妈和妹妹经常讨论如何弄钱的问题。松永向他们勒索数以千万计的钱,并逼着他们快点拿出弄钱的方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他拿我做文章,千方百计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包括迄今为止的照顾我的费用、我离家后的花销、行为保证金等等各种名目。而且,他还提起了我去汤布院那天的事,说是我在把妈妈叫到M公寓的时候,为了不让她看到恭子,就把恭子关在浴室里。借着这个由头,他又让我的父母写了一份‘向恭子支付一百五十万日元抚慰金’的备忘录,并逼迫他们支付。”
根据检方的调查结果,平成九年(一九九七)四月至七月,也就是纯子从汤布院返回后的三个月时间里,誉一家共计给了松永一千三百五十万日元。而且,在第二年八月,誉又把本家的土地和房屋作抵押,向农协借款三千万日元,借到的款项全部都给了松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