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人嗤笑,“平遥始建于西周,你咋不说这块砖是二千多年前的。”
研究生师兄曾来过平遥,“大家抓紧进城,天还亮着,边走边看,去招待所的路上有瓮城、脚楼和敌楼,有镖局,有民居,你们有眼福了。”
一人道,“那可得感谢刚才的司机了,他一脚油门开走了,把我们这群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李佳呐呐道,“我们到平遥了。”
所有人的心中都是同样的感触,“我们到平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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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1:
1981年,阮仪三教授带12名同济建筑系学生保护和规划了平遥古城,用“平遥古城,阮仪三”、“平遥 ,刀下留城”,“平遥古城,同济建筑系”等关键词查询,能查到相关的纪实文章。
平遥现有四条街以人名命名,纪念在平遥古城申遗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四位功臣,其中一条就叫阮仪三街。
以下文字选自阮教授访谈录,交代一下这一个月内整理抢救出的资料图片,做出的新规划在平遥保护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问:当地政府接受这个新规划吗?
阮仪三:那时候的人们,满脑子想着发展经济,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古城,明显不接受新规划。看到这种情形,我决定带上全部资料,进京“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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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遥出发去北京那天,我借不到自行车,天上下着雨。我一个人背着图纸资料和行李,走了7公里路到火车站,带着一身泥浆,坐上当天的夜车到太原,再从太原转车去北京。到了北京,我找到了建设部和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向他们汇报了平遥古城的重要文化价值。当时北京的几位有影响力的老专家都还在,如建设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罗哲文。罗哲文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阮老师,您赶紧想办法去洗个澡吧。我当时完全像叫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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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老和郑老看了我带去的资料,都傻眼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保护。我说那就请你们去平遥走一遭。他俩是国内古城和古建筑保护的重量级专家,都很热心,很快就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来平遥考察。山西省长出来接待。郑老对省长说,新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你们应该认真执行。我就对他们说,赶快把它变成红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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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让平遥接受新规划,我还在北京说动罗老拨专款用于修复已经受损的平遥古城墙。在罗老的斡旋下,文化部拨了8万元。当时的8万元相当于今天的800万元,是笔巨款。我怕款子不落实,让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李晓江给我盯着。他先到北京盯,看着这笔钱从文化部的账上划出;再到平遥等,两天后,钱到账了,平遥县长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让李晓江继续留守平遥,建立一个古城墙修缮委员会,成立一支古城墙修缮工程队。这样,总算是把平遥古城保存下来了。
但是,过程中还是有反复的。1986年以后,去平遥参观古城的人多了,古城里的县政府招待所要扩建,要盖成4层的方楼房。同时,设在文庙里的平遥中学也要建新楼,校长还放言要盖得比金代的大成殿还漂亮,要5层楼高。我在平遥安插了“眼线”,一得到消息就赶过去,新楼都盖了一半了,我硬是想办法“砍”下来2层。保护古城,一分钟都不能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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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八十年代国道上车匪路霸现象猖獗,偏僻地区尤其如此,全国都如此,并不是仅仅是山西。
第二十九章 人间星河
大学篇
十二位学生,带来四辆自行车。
城市改造被迫暂停,建筑系师生在平遥县城里人见人厌,连政府工作人员都直接说,“你们在学校搞研究就可以了,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
因为有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的支持,平遥县不得不负责师生们的吃住,但他们被安排在条件很差的招待所里,而且除了这家招待所,县城里其他几家饭馆都不肯做他们的生意,见了学生们进饭馆,直接骂出门或用脏水泼走,这种情况下,教授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没借到自行车,四辆自行车虽远远不够,但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林栋哲的自行车真被开光了,阮教授骑着它四处奔波,找有关部门,找古城里最有价值的宅院。
学生们分组,各组以“包干”的形式走访各古建筑,甚至顶着白眼进民居拍照、测绘,他们大部分时间没有车,只能花费时间步行在大街小巷中,在城墙周围、古街道上、民宅里做详细的测绘,拍下细节图片,记录下详细的数据。
为防刮伤晒伤,十二位学生穿着长袖长裤,在城墙下、木梁上爬上窜下,浑身汗、一身灰地四处跑,测绘完一处,立即背着工具,急匆匆步行赶往下一处。
梁柱檩桁、拱顶券门、木廊瓦檐、砖雕彩画,中国传统建筑最后的高峰明清建筑在图片和纸笔中被完美细致地定格复刻。
白天测绘,晚上聚在一起,汇总记录,近距离观测教授们如何在记录的基础上做规划,囫囵吞枣地揣摩学习如何在保留古建筑的同时,设计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车行道、电网水管、电话通讯网络……
一个月的期限原本就非常紧迫,屋漏偏逢连夜雨,争分夺秒的工作中,意外频发。
县城条件很差,设计图纸或局部图片有时需要拍照放大,县城内居然没有一家照相馆有放大的技术,教授们只能去太原买了放大机和照相纸,临时指导学生学习放大、处理相片。
食宿很差,师生们被安排在条件极差的招待所里,卫生条件不合格,饭菜被苍蝇叮,所有人都得了菌痢,大家捂着肚子反复跑厕所,只好每天留一个学生坐在桌边,专职赶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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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病工作,日夜奋战,一个月后,师生们完成了测绘和规划的全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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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县政府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阮教授和两位研究生留了下来,继续和县政府、省政府交涉周旋,其他学生们离开平遥。
庄图南想把自行车留给阮教授调度,阮教授犹豫片刻,婉拒了,“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有可能要跑太原,带着车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