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藏泽在会议开始前就已经看过了目前他们跟几个被绑的受害孩子进行过的几次口供记录,正如林霜柏在案件发生之初跟他们分析过的一样,孩子在作证时对时间并没有太明确的概念,而且还会出现一些带有想象性质的话语,再加上孩子们还曾经被迷昏后,记忆的准确性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也就导致他们这些刑警对跟孩子录下的部分口供感到难以理解,若不是因为负责这部分调查的刑警是傅姗珊,光靠他们这些大老粗还真不知道怎么整理孩子们的口供,更别提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跟孩子们录口供,反复确认被绑架时的种种情况。
这段时间沈藏泽也去了好几次医院跟医生确认许依娜的情况,并在医生的允许下试图跟许依娜建立信任关系,虽然进展不算快,但好歹是除了傅姗珊外,少数在跟许依娜接触时不会让许依娜出现强烈抵抗应激反应的刑警;至于田骏彬,就目前医生所给出的建议,因为田骏彬虽然不愿意开口说话,但在治疗过程中会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所以或许他们可以试着换另一种方式给田骏彬录口供。
“继续按照你的节奏推进调查,我会在需要时配合一起帮忙给许依娜和田骏彬录口供。”沈藏泽说道,他一向都对傅姗珊负责的部分很放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傅姗珊在办案时对案情和调查的判断,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一直都是他支队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之一。
投屏内容划到下一部分,沈藏泽转身看向资料上安善的照片,几不可察地吸了口气,徐徐道:“之前在我跟林霜柏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取证时,发现我们两人的办公室里都被装了窃听器,在经过信息技术部的分析后,确认窃听器所连接的设备以及云端使用者,是本案的第三名死者也是现公安局法医部副主任,安法医。”
第一百六十八章
尽管窃听器上并没有留下指纹、皮屑、毛发等生物痕迹,且窃听器经过查证也并不是通过电商或实体店购买,在无法查询订单信息的情况下,信息技术部还是通过追踪窃听器数据包发往的IP地址对IP溯源查找到了所连接的远程服务器。
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身为公安局法医的安善为什么要在刑侦支队大队长和高级犯罪案件顾问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
“安法医跟本案最大的关联点,是他跟林霜柏一样,曾经是旧案的幸存者。在安法医遇害后,我们的注意力都在搜证上,尸检报告、他遇害前的监控录像还有他在遇害前的动线。”沈藏泽推动白板拉出干净的板面,然后在上面写下几个关键词,“实际上我们都忽略了几个关键点,安法医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凶手盯上的,凶手盯上他的理由是什么,最终让凶手决定谋杀安法医的理由又是什么,再有,这种残忍又充满仪式感的谋杀方式,替凶手传达出什么信息。到目前为止,三名死者,只有安法医没有被分尸,这也就意味着安法医对凶手而言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则很有可能是我们找出真凶的突破口。”
史志杰这次没有举手,直接开口:“安法医跟林霜柏一样都是旧案幸存者,又是多年好友,这不正好就对应上沈队你所说的特殊性。有共同的受害经历,如果林霜柏真如闫晋鹏的口供所说,被迫杀人,那他杀害安法医后下不了手进行分尸,也完全能说得通。”
“许苒是林霜柏多年来的心理医生,论交情也不算浅,也算具有一定特殊性,却也遭到了分尸,依照你的推断又该如何解释?”沈藏泽在白板上给“窃听器”三个字画圈,“还有,安法医在我跟林霜柏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属于违规违法行为,在你咬定林霜柏犯罪之前,是否也能对安法医安装窃听器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沈藏泽并非是要在这次会议里给林霜柏辩解洗白,只是案情刚出现一点进展,却依旧有很多地方无法解释,线索和证据混乱交织犹如一团乱麻,在这种时候,比起咬死心中的怀疑与认定的嫌犯不放,更应该做的是回到起点,从源头开始将问题逐个解决。
“既然凶手以及近来这几起案件都跟当年的经济案和凶杀案相关,那么我们应该做的,是将当年未解的疑点重新拿出来审视,找出答案,而不是继续被困在眼前所处的这个迷宫困境中。”
直到这一刻,会议开始后一直未有发言的沈义才从位置上起身走到白板前,在短暂地审视过白板上陈列出来林霜柏跟安善的关联、人际关系网以及背景后,他回过身面向众人,道:“在当年,无论是我还是参与调查的大部分刑警,都在林朝一被当场击毙后,认定如果真的还有人协助林朝一做饭,那么嫌疑最大的应该是林顺安,并且因为安善当年也在我们赶到现场时身受重伤,所以我们很快就排除了安善的嫌疑。然而现在,潘时博的出现证明了,我们当年的调查是不全面且存在错误的,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只把关注点放在林顺安一个人身上。”
自加入协助调查以来,沈义一直在翻阅当年的卷宗,这十几年里,他没有一天能忘记当年的整个办案过程,几乎每天都会控制不住的债脑海中复盘,不断去回想,自己到底遗漏了什么细节,整个案件的调查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出现方向性错误。
实际上,当他从夏蓉蓉的牺牲这件事抽离出来,并试图以更为客观的角度去回忆整个案件的发展,每一次尸体的发现以及被害者的身份,安善和林顺安的被绑架顺序,林朝一的整个犯罪过程再到最后面对警察时的反应,他必须承认,撇开当年尚未有如今这般发展进步迅速的科技调查手段,他以及整个支队在后期的调查中,都不可避免的因为媒体的报导、舆论所带来的压力、公众因凶案不断出现新的死者可警方却迟迟未能抓到凶手而产生的恐慌不满还有质疑等现实问题,而出现不够冷静失去准确判断力等问题。
夏蓉蓉是他们当时整个支队里最沉得住气的刑警,也正因此,她才能发现林朝一的踪迹并跟踪过去,尽管这也导致她最后的牺牲,可必须要承认的是,夏蓉蓉当时对林朝一的判断是正确的,林朝一并不是完全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杀人犯,他只是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生病状态下还受人利用怂恿,进而一再犯罪并将杀人行为手段一步步进化,可如果从犯人性质来看,真正在这个案件中进化的,其实不是林朝一,而是利用林朝一持续进行凶残人体实验和虐杀行为饿操纵犯。
然而很可惜的是,夏蓉蓉的意见在当时一定程度上由于她是女刑警的关系,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哪怕是沈义这个支队大队长,也有作为一个男人和队长的傲慢,并未完全采纳夏蓉蓉的观点和建议。尽管他也认为犯人不止林朝一一人,可他当时的看法,还是更多偏向于林朝一是绝对主犯,共犯只是帮凶。甚至,在夏蓉蓉牺牲,案件被迫以林朝一被当场击毙这一客观结果闭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沈义也还是认为,帮凶最多只是提供了杀人方式。
拿起一支笔,沈义在白板上写下“林顺安”、“安善”、“潘时博”、“林朝一”以及“经济犯罪案”,并在连线后分别又在“林顺安”和“安善”之间写上“挚友?”和“幸存者”,“林朝一”与“潘时博”跟“经济犯罪案”的连线上则写上“受害者”,但同时又在“林朝一”和“潘时博”之间写上了“帮凶/操纵”,而“林朝一”跟“安善”之间的连线却是“受害者/帮凶”。
沈义面向众人,道:“因为家庭对于林朝一有着极特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林朝一绑架林顺安的原因是因为想见儿子,跟儿子好好说几句话,而从来都不是将儿子拖下水让他成为跟自己一样的罪犯,所以在最后,林朝一不惜以亲手刺伤林顺安的方式,努力为林顺安洗清是自己帮凶的嫌疑。只是当年和现在,我们似乎都忽略了,谁都没有规定,帮凶只能是一个人,潘时博可以是幕后策划参与犯,安善也可以是生命受到胁迫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受害者帮凶。”
太过专注看眼前的事物,就会忽略周遭的一切。
如果从一开始就带着成见去调查,那么得出来的结果,真的公平公正吗?会不会其实在调查过程中已经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
“通缉犯有两个,一个潘时博,一个林顺安,我曾经怀疑潘时博是否在逃跑后已经遇害,但在确认了安装窃听器的人是安善后,我有了一个新的推测。如果我们可以假定林顺安是杀害安善的凶手,是不是也能推定潘时博也有可能是杀害安善的凶手?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未找到潘时博的踪迹。如果说安善对于潘时博来说有任何特殊性,那么安善作为真正的富商之子,是潘时博当年想要杀害的对象之一,在十一年后达成当年没能达成的目的,并且还能顺势将这个罪名嫁祸到林顺安身上,一石二鸟。”沈义在白板上画出一条新的连线,将“安善”和“潘时博”;连接起来并写上“胁迫/利用”,“潘时博是当年凶杀案的幕后策划者,如果安善真的是帮凶为林朝一提供了杀人手法,那么潘时博必然也知道这个真相,也就不难解释安善在大队长和林顺安办公室里安装窃听器的行为,或许潘时博就是以当年安善曾是帮凶这件事来威胁安善,让安善不得不帮助他,为他提供刑侦调查案件的进度、任务安排以及队里的情况。”
说到这里时,沈义停顿了一下,目光在一些熟悉的面孔上掠过,短短数秒的停顿让会议室里的气氛在凝重之余也变得相当微妙,特别是史志杰等人,在沈义的目光从他们脸上扫过时,都有了低下头的冲动。
没有去看沈藏泽此刻的表情,也没有太在意沈藏泽的眼神,沈义脸上的表情依旧冷静,只是声音略微低沉少许:“我曾经,在办案时犯过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先入为主。而对于当年所办的这最后一个案子,在多年的反思过后,我选择放下成见和主观看法来协助调查如今这个仿佛在重现旧案的新凶案。这是我个人的做法,我无法要求所有人跟我一样,并且我已经离开多年早已不再是刑侦大队长,没有任何立场说这样的话,但我还是希望,刑侦支队,是一支团结一致,任何时候面对任何案件都能保持严谨和专业的队伍。我们要追查案件真相抓住真凶,也必须要记住自己是手握执法权的人,执法人员手中的权利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而非以权谋私,更不能因为自己判断出错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无论是人命还是冤案。”
人命不可挽回,而冤案,不仅毁掉一个无辜甚至是受害者的人生,还会牵连其家人令他们的人生也走上迫不得已无法回头的分岔道,这样的行为,与杀人无异。
第一百六十九章
结束会议的刑警们带着各自接下来的任务从会议室里鱼贯而出,沈藏泽照例留到最后,却在所有人都出去后,发现沈义还在位置上坐着没有离开。
停下手上收拾东西的动作,沈藏泽迟疑了一下,又看一眼已经在外面忙碌起来的部下,走到门口把门关上后才转身对沈义开口:“爸,对不起。”
这段时间,他其实有很多次都想要跟沈义道歉,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
身陷争议,给回来协助调查的父亲蒙羞,被迫跟他一起承受非议,这些并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他曾经以为,自己能承受发生的任何事,却没想过,当父亲因为自己做出的选择成为别人的谈资,原来他也会因为太过抱歉而难以面对。
原本觉得只是自己在感情上义无反顾,也做好了面对各种流言蜚语的准备,更清楚知道自己跟林霜柏从来就不是被祝福的,所以当一切被揭开时,他想过必须面对父亲的愤怒,也没想过要在找出真相前请求父亲的谅解和接受,因为如果换位思考,他都不认为这是父亲能认可的关系。
林朝一的儿子,短短六个字,却不管是哪一个字都像诅咒一般,对象是个男人,意味着这段关系是哪怕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依旧会被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去批判否定的同性恋,而这个男人甚至是杀害自己妻子的那个杀人犯的儿子,不管是从道德层面还是从伦理层面,都在突破下限。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多加上公开关系被质疑问责,之后还有可能被停职甚至是没法再继续当刑警,即使最终队内的纪检调查没有问题,他将来也基本升迁无望。这样的结果和局面,他可以自己去承担面对,却无法容忍让父亲跟自己一起被拉到沼泽中,被其他人一起议论。
沈义还在用笔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做记录,在听到沈藏泽的道歉后,他抬起头,摘下鼻梁上的老花镜,道:“你做错了什么要跟我道歉?”
沈藏泽微微低下头,他可以在其他人面前抬头挺胸,却没办法不带半点愧疚的面对沈义。
“没想过会发生今天这样的局面,还是因为外头那些流言蜚语太多,觉得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不仅让我脸上无光,还让我不断被提醒自己儿子跟杀了自己妻子的杀人犯的儿子在一起,所以觉得对不起我?”沈义平静地说出沈藏泽心里的想法,然后把老花镜放到会议桌上,“听着,你没做任何让我丢脸的事,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也不是那种固执死板的老古董,无论是选择林顺安还是相信他,你没有逃避过任何责任也承担起随之而来的种种责难和后果,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我是你父亲,不会因为外人的三言两语就否定你,更不会因为你坦荡做人而觉得面上无光,外人说的话做的事不足轻重。我沈义还活着,轮不到别人来教你如何做人做事。你沈藏泽只管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万大事,都有我给你撑腰。”
还是刑侦大队长时,沈义也一样是暴脾气,甚至比沈藏泽还要凶,刑警面对形形色色各个阶层的犯人,但打交道最多的还是那些生活在底层走上歧路的罪犯,因为任何案子,总要从最细微的地方入手调查,比方把那些小混混抓回来审,又或是想办法先抓住犯罪团伙的某个尾巴,进而顺藤摸瓜的往上查,在那个科技还没有现今这么发达,教育普及程度也没有现在那么高的年代,跟底层犯罪分子打交道很难动不动就拿出监控录像和各种痕检证据,只能靠他们刑警反复盘问嫌犯,要么话术诱导,要么就是拍桌子跟嫌犯大小声比谁更凶神恶煞。也因此,那个时候,沈义其实算是一点就着的炮仗脾气。
所幸夏蓉蓉能治得住他,有时候沈义明显骂得太过了,夏蓉蓉总能找到恰当的时候插进来,提醒沈义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得学会收收那对谁都能开火的臭脾气。
后来沈义离开刑侦,经过调整后转方向从事刑事法律咨询,整整十年时间,他的脾气早已收敛变得平和许多,毕竟很多事并不是一味上火让情绪带着自己走就能解决,当事情发生时,放下那些即刻涌上来的负面情绪,试着让自己后退一步,反而能更清楚地看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不是成为那个被困其中的当局者。
更何况就算父子关系僵化,沈藏泽也是他儿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儿子是个怎样的人,他不需要去从别人口中了解自己儿子,更不会因为别人的话而质疑否定进一步去伤害自己儿子。
哪怕沈藏泽做了什么要被千夫所指的事,他也永远都会站在沈藏泽这边,因为他相信自己儿子。
“爸……”沈藏泽低喊了一声,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已经是第二次。
第二次沈义跟他说类似的话,让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全然的孤立无援,并且在处于漩涡中心时,自己的父亲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他,无论是否认可他的选择和决定,父与子的天然同盟始终坚不可摧。
比起很多东亚家庭中父母长辈那种让子女辈窒息的控制欲,以及因为只有在家才能拥有某种意义上的权力从而不允许子女忤逆自己的心态,沈义无疑从各方面来讲都更为开明,是个从各层面上都一直在试着努力去理解并无条件支持自己儿子的好父亲。
沈义招了招手让沈藏泽过来坐下,等人坐到自己面前后他才问道:“说说看,你认识的林顺安是个怎样的人?”
沈藏泽有些怔愣地看着自己父亲,显然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好一会后才抿了抿唇回答道:“蚌精一样,看着铜墙铁壁,内里却很柔软。对真相很执着,有自己的标准原则,很善良也很脆弱。一直小心翼翼地活着,装出自己不好接近的样子,实际上很没安全感,总怕犯错,也怕伤害到我,他……很爱我。”
沈义翻动笔记本,那是已经用了三分之二的本子,他却翻回到最初那一页,又问道:“他平常爱看书么?”
尽管不明白沈义为什么问这个,沈藏泽还是点头道:“他很喜欢看书,除了犯罪心理学方面平常看得最多的是不同国家的文学类书籍,再加上查案需要,所以其他各领域也都有所涉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