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你得保留你的原样。”我说，“你不能变化。一点也别变。”

“你太好了。”她说，“我等，罗伯特……”

接着这个谈话我又给加斯东·迪尔曼打电话。他在“卡尔顿”酒店。我请求他留在那里等我，因为我有事要跟他商谈。

“好的。”他说。

我走回“岩石乐园”饭店那个有规模庞大的冷餐自助餐的餐厅，走回泰奈多斯的桌旁。我们吃饭。这个希腊人有一次严肃地对我讲：“您意识不到整个晚上不必害怕仆人意味着什么。我感到非常舒适。”

“您要是想，可以外出去吃饭啊。”我说。

“我们恰恰不能这么做。”梅丽娜说，“维托里奥只会利用它来煽动其他人继续反对我们，我们将会陷入更大的生命危险。不，不，我们只能少出去为妙即使出去也是为了谈生意。”她果然只吃鱼子酱。

26

加斯东·迪尔曼长叹一声，摘下眼镜，用手帕擦镜片，再重新戴上眼镜，说：“我就知道您迟早还会再向我提这个问题，卢卡斯先生。”

我们坐在室外，坐在“卡尔顿”酒店大酒吧外面的平台上，喝着威士忌。我们面前的十字架路上，车流缓缓地爬行。我向迪尔曼讲了我跟泰奈多斯的谈话，问他谁是克莱蒙先生和阿贝尔先生。

迪尔曼说：“将您的注意力引到克莱蒙和阿贝尔身上，泰奈多斯这样做很聪明。我已经思考过谁会这么做。看来泰奈多斯是众人中最聪明的。或者是其他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谁，迪尔曼先生？”

酒店前有几个妓女在来回走动。她们都很年轻，有时一辆车停下来，一位姑娘钻进车，或者她跟一个男人搭话。我曾经跟“庄严”酒店的一个门卫交谈过，他告诉我，这是最便宜的妓女。她们一夜加起来至多总共四百法郎，一个小时至多两百。那些非常高级的妓女自己有房，她们也不在街上跑来跑去，而是去赌场，那里总是能容下那么一批。或者她们哪儿也不去，呆在家里，等电话，因为她们的名字在私下传递，或者由酒店看门人告知。这些高档妓女要价在一次五百到一夜总共一千法郎之间，门卫指的是新法郎。他告诉我，那些全是艳压群芳的女子。另外，大多数妓女是德国人。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法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康采恩背后的那两个人。”迪尔曼说，“您不熟悉这两个名字，因为这两个人尽可能不出头露面。我现在如果再不对您讲出全部实情，一点意义也没有，卢卡斯先生，因为您自己会寻根刨底，那只会引起不安。这两个工业巨头出于很多原因，当然也有军备任务，但也有其它动机跟政府关系很密切。克莱蒙和阿贝尔我认识这些先生本人，熟悉他们的案卷由于科德公司的阴谋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也陷进了一场严重的销售困境。钱政府可以帮忙。但是它不能将市场变得对克莱蒙和阿贝尔有利，如果科德公司持续低价倾销、廉价抛售、试图建立起垄断地位的话。赫尔曼跟这两位先生很熟。他们实际上是朋友。现在不再是了。”

“但大家总是说，他去科西嘉拜访生意上的朋友了。”我说。

一个妓女，金发大嘴，已是第三次从我们身旁走过了。她望着我们，嫣然一笑，耸耸肩，继续逛下去。

“只有极少的人知道真相，卢卡斯先生。”

“那么，这两个人想要赫尔曼干什么？”

“据他们说，这一约会早就计划好了。他们想请求赫尔曼，中止科德集团的围困，重新给他们和他们的产品一个机会。他们呼吁，正如他们说的，呼吁他发挥作用……”

“您跟这两个人交谈过？”

“详详细细地谈过，”迪尔曼说，“在巴黎。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讲的。当赫尔曼对他们讲，他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时，他们变得……嗯……粗暴起来。”

“在多大程度上？”

迪尔曼说：“正如我们还不熟悉的那位在‘法兰克福宫’奚落赫尔曼的银行家一样，克莱蒙和阿贝尔也知道基尔伍德以科德集团的名义跟赫尔曼从事的金融活动。他们……那好吧：他们威胁，如果赫尔曼不公平地欺骗他们，宁可忍受跟他的科德公司的合作伙伴的冲突，就要将这一金融行为公之于众。他毕竟是个自由，用不着对基尔伍德言听计从。”

“他拒绝了？”

“流着泪。”

“什么？”

“他眼泪横流，这是克莱蒙和阿贝尔讲的。据说他大受震动。他说，正好相反，他处于压力之下，必须做基尔伍德要求他做的一切，一切因此他不能帮克莱蒙和阿贝尔。”

“等一等，”我说，“如果赫尔曼现在死去了，那对于克莱蒙和阿贝尔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赫尔曼银行、赫尔曼的继承人和科德公司的人还有可能继续推行迄今的政策或者还是在那么做。”

“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没做。”加斯东·迪尔曼说，望着那个金发女郎的背影，“一种痛苦，如此年轻，如此漂亮，如此健康，如此鲜嫩。十年后她就被吸空了：三十法郎就能弄到手，或生病，或死去。”

“您是位浪漫主义者。”我说。

他讲：“不，我不是。我只想让人类幸福，所有的人。如果我能够，我将帮助所有不幸的人。”

“您至少在帮助几位吧？”

他沉默，然后他转过头，点了点。

“尽我所能。”他低声说。

“那您可真是干错了职业，迪尔曼先生！”

“是的，”他说，“不是吗？”他重复道，“到目前为止，科德公司这帮人没做什么针对克莱蒙、阿贝尔和他们的工厂的事。赫尔曼银行和它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也没采取任何行动。旧的刁难停止了。”

“每个人都一定会这么看，好像克莱蒙和阿贝尔现在能喘口气，是因为他们下决心除掉了不听话的赫尔曼。”

“看上去想必是这样，对，”迪尔曼说，“可实际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代表国家的，卢卡斯先生。如果他们做了此事，那您立即就可以指控法国政府犯了谋杀罪。”

“有人受政府的委托被干掉，这种事已有先例。”

“肯定。”迪尔曼说。

“总之，最高的部门选定了法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就是您，来尽可能保密地解决此事。我们大家都得按您要求我们的去做。是这样吧。”

“正是这样，卢卡斯先生。正如我讲过的，泰奈多斯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您知道，自从我接手此案，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一个人写的文章里的一处地方，我对此人尤为敬重。他是个德国人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李希敦贝格。”

“那地方怎么说？”我问。

他说：“它说：‘大雨倾盆，所有的猪都进去，所有的人都变得肮脏。’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是我遭遇到的最大的暴雨。”

27

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坐在昂热拉身旁。我们在半夜看完电视后关掉了电视机，喝着“人头马”。我把我经历的一切都讲给昂热拉听了。

“是的，”她说，“我认识马赛尔，那只会讲话的鹦鹉。我到过‘岩石乐园’几回，跟朋友们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