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我问。

“那我耽搁您了，先生。”

“哪里。”我说，心里想，要是勃兰登伯格拿到了贝茨博士的检查结果，他说不定会招我回头，“什么是‘路易森赫’？”

那老妪讲的时间越长，就越急促，脸抽搐着，生活的痛苦攫住了她。

“‘路易森赫’，这是一家养老院，一家私人养老院。很漂亮，非常安静，在一个公园里。我一直想去那里。多年来这就是我的梦想。在那儿有个房间，哎呀！”

“是啊，怎么样了？”我说。如果他们把我赶出来，我得跟卡琳生活，病恹恹的，那我会成个什么样子？我受得了吗？我想。

“彻底破灭了，”普拉沃斯夫人说，“那是一种邪恶，是人类的一种可怕之极的邪恶。您瞧，我丈夫，愿上帝保佑他，他从前在邮局工作。我退休了。我的奥托，他死去两年了。他省吃俭用，我把他的钱继承下来了那是一万零六百马克。我把它们存起来了，不是吗？因为我想，不然我就会把它们花光……我的钱足够用，好让我能在‘路易森赫’买间房。”

“普拉沃斯夫人，”娜妮塔说，“您不可以老因为这事激动。”

“我不得不老因为这事激动！”老妪叫道，“是这位先生问我的！或者是您没兴趣听下去？”

“当然有兴趣。”我说，给娜妮塔一个手势，说明我不急。这位老妪已经在接着往下讲了：“您看看，我本想买下一个房间，好让我能拥有到最后一刻。我想靠我的退休金来支付护理费和其它费用。我甚至每个月都从我的退休金里存一点到存折上，好让存折上的钱更多。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们给我的钱只有百分之三点五的利息。百分之三点五！贷款时他们要百分之八还多！人类怎么会这么邪恶？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给我们小人物百分之三点五，却索要百分之八，变得越来越富，给自己修建他们的大理石宫殿。”

“正是这样，可惜。”我说，略微思考了一下勃兰登伯格的暗示。我问自己，环球保险公司现在是不是欠下了大笔英镑债，好在贬值后获取暴利。“谁急需钱，他就得付百分之八。”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可即使那样，他也只能在有担保时才能贷到款。我没有担保。七年前，当时我差一点就成了。”她深深地叹息一声，用手抹抹眼睛。

“什么成了？”我问。

“在‘路易森赫’买下房间。当时他们一个房间要一点二万马克。这我紧巴巴地还是能凑齐。可当时没房间，他们让我等。等一年。一年之后他们就已经要一点四万了！而我仍然只拿到我的百分之三点五！由于物价上涨，我从我的退休金里能省下存起来的也越来越少了。这样一年比一年严重。您知道，他们今天一个房间要多少吗？一点八万马克！明年也许就是两万马克，谁知道呢？我永远也得不到它。不，我永远也得不到我的房间了。可大理石宫殿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您可以去一家社会福利院，”我说，“工人福利部门的或内政部门的。我相信，到时候社会局会帮助您。”

“可我不想到那里去！我对您讲过，我的丈夫是在邮局工作的！我们曾经有过十分漂亮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漂亮房间。这要求太过分吗，先生？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它？为什么‘路易森赫’越来越贵？为什么我只得到百分之三点五？是谁让一切这样的？”

“这很难解释清。”我说，心想，如果普拉沃斯夫人的存折上存有几十万马克的话，她肯定就会得到她的百分之六或七。“如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哪儿的银行都这么做，到处都是越来越贵。”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那位住在我隔壁的大学生也这么讲。您知道，他还说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他们解除了他的租约。”

“为什么？”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问。

“因为他讲这种事，”普拉沃斯夫人说，“这种事再加上其它的事。那些把房间租给他的人说他是个共产党。他博览群书，然后给人们讲书里写了什么。比如说关于不幸。”

“他对不幸怎么讲？”我问。在看过贝茨大夫并跟他谈过话之后，我非常疲乏，只希望我的飞机能在两个半小时之后起飞，再次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随便什么我能独自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喜欢独处。即使病倒了，我也说什么都不想让卡琳呆在身边，当我必须死时，就更不想了。

“他说：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老妪讲述道。

“布莱希特，”娜妮塔姑娘说，“这是布莱希特写的。”

“对，不错。那人就叫这个，那个大学生也提到过这个名字。这位布莱希特他是个共产党吗？”

“他死了。”娜妮塔说。

“他是个共产党吗？”

“是的。”娜妮塔说。

“那以后我就不再跟那个大学生讲话了。”那老妪伤心地说，像痰堵住了似的咳嗽，“多可爱的小伙子。不是那种长着长头发的，您知道。剪短的头发，总是一身整洁，客客气气，帮我拿东西，打扫房子。冬天他帮我从地下室里取煤。我住在一幢旧建筑里，我们没有中央暖气。去年冬天煤也涨价了。可如果这个大学生讲这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就不能再跟他来往了。已经有人警告过我提防他。我不敢相信他也是个共产党。这下我不得不这样了，因为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我问。

“他们不承认私有财产。”老妪说，咳得很厉害，“他们说人人平等。他们剥夺所有的财产！给，七点七五马克。”普拉沃斯夫人说。当娜妮塔把装有止咳糖浆瓶的包装放进一只拎袋时，她从一个小钱夹里把一枚枚硬币数放到玻璃板上。“‘路易森赫’是不是还同意谈一谈，少要点，今天下午我就会得到消息了。据说那里现在又有了个空房间，当然是一间相当小的，很小。”

“我祝您成功。”娜妮塔说。

“谢谢。”普拉沃斯夫人说，“他们总是讲，那里有间小一点的，可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不，不，我永远不会看到它实现，我的梦想。”

我想：这个怀着想有个小房间的伟大梦想的小女人害怕被剥夺她的财产。英镑明天放开，到时会贬值百分之八。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估计，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因此我现在飞往戛纳，去查明古斯塔夫对不对。我想：赫伯特·赫尔曼能不能给这位普拉沃斯老妪解释，不幸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它呢？

三

8

雨还在绵绵不绝。

我跟卡琳坐在洛豪桑机场楼上的餐厅里。我们喝着茶，等着呼叫我的飞机。它没有被呼叫，而是一刻钟一刻钟地被推迟了。地面导航又一次引进了“按规定办事”。他们要求更多的钱，所有的飞机都因为这场怠工而晚点。餐厅、大厅和机场的所有候机厅里都满是疲累、神经质和激动的男男女女以及哭泣的孩子们。我们的桌旁还坐着一对美国夫妻。他们什么也没叫，欣赏着那男人从一只皮袋子里取出来的大量照片。他妻子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们低声交谈。卡琳和我坐在窗前，雨点打在大玻璃上。我透过玻璃望向停机坪和那里的飞机、加油车，一股雾峦弥漫在这一切上方，室外的潮湿随着湿衣服和湿鞋也挤进了餐厅，许多人在咳嗽或打喷嚏。

“请注意，”喇叭里一位姑娘的声音说，“荷兰航空公司消息，飞往伦敦的451次航班起飞时间将推迟约一小时。”这个通知用英语重播了一遍。

“瞧这儿，这是在宫廷酿酒厂。”那个美国人说，指着一张照片。

“真迷人。”他妻子说。

卡琳跟着来机场，只是为了再把车子开回城里。刚才是我驾驶“海军上将”车，她坐在我身旁。她气呼呼的，一句话也没讲。当我回到家时，我的箱子和旅行包已收拾好了。我如此典型地打破了我的诺言，却没有因此而发生争吵。我们相互没讲到五句话。现在，我们在这里已坐了一个多小时，等着，继续相互沉默。时不时有一架飞机降落或起飞，汽车把旅客运往飞机或者从飞机上接下他们。可这一切进展得非常缓慢，喇叭里老是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起飞时间继续推迟一刻钟。”

那声音又用德语和英语讲了这个消息。当卡琳出乎意外地讲话时，喇叭关掉了。

“祝你在戛纳顺利。”卡琳说。

“谢谢。”

我们俩都望着停机坪和窗外的雨。当我们讲话时，我们不望对方。

“只要你身体好就行，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