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了前因后果,他不禁感慨权力的影响力之大,简直就是无处不在。
在这样一个举国严打的形势下,这些人竟然敢公然利用权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属实是让普通人感到不可思议。
但王大山并不感到奇怪。
连歌唱家的儿子犯了轮奸罪都差点脱罪,要不是社会舆论发酵的太厉害,其他几人又需要歌唱家的儿子当替罪羊,估计连他都有可能脱罪。
更别说像吴来这种背景深厚的人了。估计就算判个死刑,改个名字都能出来。
所以,权力才使人疯狂。
但是,王大山早有准备。
两天后的劳动者日报上,有一篇头版文章横空出世,文章的题目叫《权力之下,严打有何意义?》
文章详细讲述了光头卖淫团伙案和厉飞宇吴来聚众淫乱及强奸案调查审理的过程,并对案件的疑点进行了逐一的分析。
首先是光头的死亡时机问题,为何光头会在一个关键时刻死亡,并且还是在看守所的重重防护之下死亡?
其次,光头死亡之后,为何相关涉案人员会突然集体翻供?
第三,从当时的口供来看,几位嫌疑人翻供后的口供统一,又是谁帮他们串了供?
第四,几位犯罪嫌疑人背景深厚,这案件的背后是否有公权力的影响?
最后,文章质问道,若权力的影响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那严打的意义何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有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律正义?
这篇文章是王大山将之前写的那篇高干子弟聚众淫乱的文章做了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通过之前联系的那名记者发了出去。
当天的报纸一发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老百姓们都在竞相讨论,甚至还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话题:“权大还是法大?人治还是法治?”
更多的媒体记者蜂拥到京城公安局,希望采访到办案的当事人,使市局疲于应付。
至此,该案件已经引发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对公安机关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社会上传出了一些观点,认为严打的只是普通老百姓,高干子弟犯了罪照样没事。
这使得一些犯罪分子的家属,在有心人的引导下集体到公安机关围堵,希望公安局能给他们一个交代,弄得公安部门狼狈不堪。
社会舆论的发酵,引发了高层领导的关注。
首先是焦市长和段书记,两位领导把雷局长叫到办公室一顿臭骂,让他顶住压力,把案子办成铁案。
其次是赵部长,他被高层领导点名批评,认为一本好经被他这个歪嘴的和尚给念歪了。严打的意义就是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法治,不能引起社会抵制。
高层领导责令赵部长,必须迅速结案,该捕的捕,该刑的刑,该杀的杀,快速消除影响。
老人家也对报纸上的文章做出了批示:秉公执法、消除影响,还人民群众一个真相!
由此,这个案子成为了公安部督办的案件,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由得办案人员不小心谨慎。
市局在这种焦头烂额的情况之下失去了章法,以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还是王大山给朴副局长出了主意,由局领导和相关办案人员出席,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局领导表示一定会顶住压力,把案件办成铁案,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可是,虽然市局有决心将案件办成铁案,但目前确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
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证据。
吴来、厉飞宇团伙强奸妇女因为过了太久的时间,没有证据。哪怕他们都被指证,但因为没有证据也没办法定罪。
在这种情况之下,案件的调查还是陷入了僵局。
第521章 法网恢恢
王大山最近这几天正忙着装电话。
1981年12月初,国家允许部分地区放开私人家庭电话的安装申请。
王大山早就等着这一天呢,虽然他是一家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但当时规定,除了达到一定级别的领导,普通人在家里不能安装电话。
别说王大山不是领导,就算他是个领导,没达到副局级就别指望家里能装上电话。
王大山早就盯着呢,一直在打听放开私人家庭电话安装申请的时间,一听说可以放开了,立刻就向电话局提出了申请。
虽然放开了申请,但现在还没有程控自动交换机,有些地方,比如郊区,还是靠手工接插交换。人工交换机扩容资源有限,于是,安装电话还需要排队。
也就是说,你需要装电话,要看你家附近有没有交换机。如果有交换机,那可以给你装,但也需要按照先来后到的申请顺序安装。
王大山的宅子附近没有交换机,但他实在等不到电话局的到他家附近安装交换机,干脆请焦市长帮忙,提前打了招呼,自已掏了两万七千块钱,请电话局在他家附近装了一个小型纵横制交换机。
因为这个交换机算是他捐助的,理所当然的,他排到了第一个安装。并且这个交换机还能为他家附近的近200户住户提供通讯服务。
也就是说,其他人家也可以申请装电话了,
如果附近的居民想要安装,需要向电话局交纳2000元的安装费,并且每月的月租是4元人民币。
王大山当然不用交,因为交换机都是他的。
家里有了电话,那真是方便多了。装好了电话,电话局的还给发了一本《传呼公用电话号码簿》,上面记载了全京城所有的公用电话。
而他家装了三部电话,拥有三个号码。一个号码是646666,一个号码是648888,一个号码是649999。
64是电话局的局号,后四位实际上才是他家的号码。
装好了电话,他便给认识的朋友和领导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已的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