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说后他们回来，就是自愿归来，自己没有强迫他们，才能更肆无忌惮地压榨他们。

“让这群已经有出息的勋贵子弟当教书先生，先进带后进，才能让年轻的勋贵子弟有更大的动力。”刘盈看了一眼过了晌午的日头，眯着眼睛笑。

年轻人对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同辈人，向来是不太容易服气的。他们总认为，自己不如年长的同辈，只是因为晚生了十几年。

这等狂妄，毒打一顿就好了。

作者有话说:

一章半合一，欠账-0.5章。目前欠账85章。

碎碎念（宋史相关，请屏蔽）：

这章算是给之后的宋朝文打预防针。我在文案强调“对北宋历史人物有好感的人谨慎观看”……

这里选两条他的历史局限性言论，如果不能接受，下一本真的别看了，免得太难受了骂我。

1、

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卫青这个奴才，正适合给汉武帝添屁股上的痔疮，汉武帝蹲厕所时见他，十分合适。

有人评价苏轼不是骂卫青，是看不惯外戚。但厌恶外戚可以骂无能的外戚，用如此恶毒的话骂卫青，他针对的确实只是卫青。因卫青唯一的“缺点”，就是“外戚”，苏轼便可以造谣他在汉武帝上厕所后，舔汉武帝的痔疮，后世还说苏轼“情有可原”吗？

2、

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 若雕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士大夫舍弃亲戚，离开祖地，在天下各处当官，努力工作后的空闲，也需要取乐，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实行了“免疫法”，士大夫不能免费驱使百姓在家里做劳役），士大夫过得就太苦了，简直是亡国陋习，实非太平景象。

这个上书是反对王安石的免役法。他出发的角度不是国家如何，百姓如何，而是士大夫需要享乐，这样会让士大夫不能享乐。

这独非苏轼的局限性，乃是宋朝所有士大夫的局限性。

这个局限性，看文彦博和宋神宗的对话就能理解得更深。宋神宗对文彦博说，变法有利于百姓。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范仲淹忧国忧民，但也认可文彦博。

宋仁宗时期，强盗劫掠高邮，知军（地方军事长官）晁仲约不仅不敢出兵，还向当地百姓征收财物，送给强盗，希望强盗改道。此事触犯律令，且激发民怨，宋仁宗震怒，欲按照律令治罪，被范仲淹劝说，晁仲约无罪释放，之后还官运亨通。

范仲淹私下承认，晁仲约确实有罪，害民极甚，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

想想范仲淹都这样，其余北宋官吏，耸肩。

哦，对了，北宋不杀士大夫，并不是“祖宗以来”，而是自宋真宗想要泰山封禅，讨好士大夫开始，就没杀士大夫了。无论是宋太祖太宗，还是宋真宗前期，士大夫犯罪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再说了，因为担心士大夫被杀以后自己也被杀，所以就劝宋仁宗把该千刀万剐的罪官无罪释放，甚至提拔……好歹定个流放啊！不然免官也行啊！

唉，范仲淹是贤臣，宋仁宗是（文人公认）仁君，这绝对是独属于北宋贤臣明君的浪漫。

至于有人说“那时东坡大大还小，他之后就不了巴拉巴拉”。苏轼上书的时候，已经三十四岁。而他之后虽反对保守党一些过于脑残的政策，但对“免役法”一直深恶痛绝，坚决捍卫士大夫享乐的利益，并无改变。

苏轼对北宋乐坊制度也是持如此态度。

苏轼在杭州当官时，一个年轻漂亮的乐坊女子攒够了钱，报请上官请求赎身从良，苏轼批复“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这句话很有文采，化用典故，但直白翻译，就是姑娘你年轻漂亮，该继续为服侍士大夫发光发热，所以不准赎身。

这件事是与苏轼同意年老乐坊女子从良，对比来描写的，典故出自北宋《渑水燕谈录》，是极具史学价值的“史料笔记”。

王辟之尤其推崇“三苏”，“三苏”并称，和“三苏”大部分私下美好品德的事迹，就是这篇文章写的。所以这不是后世嘲讽苏轼，而是北宋人夸赞苏轼断案有方，言语风趣，是正面例子，让士大夫学习。

你可以捂着眼睛说“正史没写就不算”，但这件事至少证明了北宋的价值观各朝各代女子赎身都叫从良，唯独北宋，年轻貌美的“花魁”不可赎身，士大夫认为花魁服侍士大夫才是发挥才干的正途。

是不是毁三观？

因为北宋所有价值观的基础，就是“士大夫的利益”。

3、

右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

这是苏轼后期的上书，骂王韶、章惇。熊本等难得能领兵的文人将领挑起兵祸，友邦惊诧，才导致北宋外患。

此封上书整篇完全颠倒是非黑白，事实是西夏入侵，王韶熙河之役大胜（北宋难得的对西夏大胜）收复五洲，拓边两千余里，当世和后世的评价都是“断西贼右臂”；川贵桂三省交界处叛乱，章惇领兵平定叛乱，招抚四十五州；西南夷叛乱，交趾入侵（就是交趾打到广州城那次），熊本领兵击溃交趾，俘虏交趾太子，交趾国王降宋。

在苏轼的上书中，却变成了王韶、章惇、熊本等平定叛乱、击溃外敌的将领，导致了叛乱和外敌入侵？？？

同时品鉴苏辙对章惇的弹劾，“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我之前科普过，这就是秦桧引用的用来杀岳飞的罪名，“莫须有”。

兄弟二人是一起弹劾的。

对比章惇在乌台诗案对苏轼的鼎力回护，或许有人感慨，怪不得章惇后来对苏轼深恶痛绝。但根据《宋史》记载的苏轼被贬的旨意时间和章惇回京的时间，苏轼先被贬，章惇后回京。宋哲宗极其厌恶苏轼这件事倒是真的。苏轼后半生越贬越远，是宋哲宗干的。

古代向来是臣子为皇帝背锅，于是在黄庭坚等宋臣的笔下，这都是章惇欲杀苏轼（指）。其实章惇在苏轼被贬上所做的事，就是没做任何的事。

苏轼晚年写信给章惇，希望与章惇修复关系，甚至希望与章惇一同归隐山水，再不问政务。章惇没回信。

两人在苏轼写这封信后，一两年间先后脚死了（怅然）。

两人的关系，哪怕在决裂后，也没有后世人故意写的那样狗血。

只是惘然与怅然。

总结：

苏轼和范仲淹，是我在北宋语文天团中难得喜爱的人。从我之前的文也可看出我对两人的偏爱。别看我上面写了那么多，他们的“历史局限性”算是语文天团中最小的一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