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表面上,她还是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不想叫人看出来,尤其不想唐竞看出来,笑她愣头青一个,没经过大世面。
所以,那天晚上她离开事务所回到毕勋路家中,唐竞问起这桩案子,她照样轻描淡写地回答,就好像寻常日子里最寻常的句话。当然,应该说的数字一个都没少。
唐竞看着她笑,不想扫她的兴,也就没告诉她实情。白天在巡捕房,崔立新前脚送她离开,后脚就把电话打到他这儿来了。
这位崔律师每个月除去巡捕房的薪俸,还有一笔不菲的收入,由他这里支出,记在穆先生的账上。
也有一件事出乎于他的意料之外,他与崔立新打交道已有一段时间,却是第一次把此人跟周子兮联系在一起。几年前,她从法国坐船到香港,曾经跟他提起过一个同船回来的混血男人。他一直以为是她存心编出来气他的,却没想到确有其人,就是这位崔律师。
这个发现叫唐竞不大痛快,但只他一个不痛快就够了,他没想过要告诉周子兮。
那件事之后不久,怡逢穆公馆宴请法国领事与巡捕房总警监,唐竟又在那里遇到崔立新。
此人不知好歹提起周子兮来,问:“唐太太也是法国留学生,今天这样的机会怎么不带她出来交际交际?”那天的宴席上确是有许多法国客人,崔立新的语气也是和和气气,十分真挚,可这句话却又是当着穆先生的面问的。自从周子兮回国之后,唐竞从没把她带到穆骁阳跟前来过,在旁人看来,的确是失礼了。
一时间,唐竞很难分辨其中的居心。
可还不等他开口,旁边穆骁阳已经笑起来,对崔立新道:“小崔,你要是有这么一位太太,碰到这种场合,一定是要带出来献宝的。但在唐律师这里,别的都好说,唯有家里人开不得玩笑。这话他早跟我说过,我也告诉过他,看重的就是他这点虽然只是说笑的态度,但一听就是维护的意思。崔立新自知失言,尴尬自嘲:“是,是,怪不得我孤家寡人呢。”过后又对唐竞格外巴结,言语间很是佩服的样子。
唐竞自然也捧着他,说:“哪里及得上崔律师,年纪轻轻就坐到总巡捕房警务处这个位子,华人中数不出第二个来。”话说出口才觉得自己说错,崔立新一向用的都是法文名字,以自己那一半法国血统为骄傲,说他是华人,大约是折辱了所幸此时的崔律师并不计较,倒是叹了声,看周围没人才压低了声音跟唐竞推心置腹:“什么位子不位子的,租界已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租界了,谁知道还能坐多久呢…唐竞知他是自谦,但说的却也是实情。直声,看同围没人才压低了声言跟唐竞推心置腹:“什么位子不位子的,租界已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租界了,谁知道还能坐多久唐竞知他是自谦,但说的却也是实情。直至今日,租界当局与南京官家对话已是疲态尽显,甚至连帮派都快压不住了。回想老头子在位的时候,尚可说是巡捕房豢养着街头混混,谁是主谁是仆,清清楚楚。
到了穆先生这里,却已有些平起平坐的味道。崔立新的未雨绸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孤岛余生 20.3
翻版书的案子很快走刑事程序诉告上了特别区法庭,判决结果下来,那十多万本伪书全部没收,印刷厂厂主被判罚金八百元,或以监禁冲抵,两元折算一日。厂主不是傻子,果断选择罚钱,交了八百元的罚金,这官司就算是了了。
周子兮自然觉得没完,她花了这么些功夫下去,可不是为了这区区八百元,更何况这钱还不是赔给书局的。她于是联络书业公会与相关书局,打算再以侵犯私权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印刷厂赔偿经济损失。
她本以为这一步顺理成章,却没想到事情远没有她想象得这么简单。涉案的几家书局都表示不想继续追究,翻版书既然已经没收销毁,便是皆大欢喜,再打民事官司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周子兮为此很是费了一番口舌,试图说服他们把官司继续打下去。自沪战之后,不少书局就已经蒙受重大损失,一直都没能缓过来。曾经有人说,一枚炸弹落到四马路上,少了几万本图书,多了两家妓院。虽是玩笑,却也是实情。再加上这几年物价飞涨,图书销量本就不好,翻版书一出,正规书籍更加难卖。很多规模小一些的书局都已经无以为继,有时候预付了作者版税,连付梓印刷的钱都没有,年前才刚有一家因此破产倒闭。而与书局的损失相比,眼下这八百元的罚金根本不能形成威慑力,翻版书商看到这样的结果,恐怕只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然而,书局方面也有他们的理由。原本这种官司都是由作者起诉,直到最近一次内政部修订细则,才根据民法有关著作权转移的规定,使得出版人亦对翻版侵权享有起诉权。而在此之前,也几乎没有成功索赔的先例。
话讲到最后,书局方面倒是稍稍动了心,表示只要周子兮能说服几位名作者共进退,那他们也愿意奉陪一试。
于是,周子兮又去找那些作者。
其中一位最有名气,但已举家定居美国,发了一封电报过来表示路途遥遥,不便参与国内的官司。
另一位更加不巧,已经去世了。其遗孀回复:“我出版先夫的选集,都有人骂我发死人财,要是再打翻版书官司,不知道要被人怎么骂呢!”
还有一位教授,既没出国,身体也很康健,却只以一封短笺答曰:不愿参与版权方面的争论。
周子兮不懂这里面的道理,去电求见,结果被教授的学生挡了驾。可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学生哪里是她的对手,很快透露了教授平常爱去的咖啡馆。她守株待兔,撞了个正着。
教授显然没想到前来求见的原来是这么一个年轻女人,不像他通常所见的律师,倒更像是他大学里的女学生,于是欣然放下手上在写的文章,与她谈了几句。
周子兮这才知道,教授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曾经跟人打过好大一场笔墨大战。
那是几年前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出版法》颁布不久,日报上登过一篇文章,题为《从根本上反对版权》。文中写道,普通市民三四年前还能每年买几十块钱的书报,可现在连几块钱的书也无力购买,经济的压迫使他们限于精神粮食的匮乏。所以,翻版书与其说是伪书,不如说是廉价的普及本,并非侵犯他人财产,而是“充满敬意的翻印”,助益了文化的传播。时下一些进步书籍能够流传一时,也未尝不是翻版书的好处。
读到这番“偷书不算贼”的理论,教授撰文反驳,说文人固然清高,不该斤斤计较于钱财之类的身外物,但也不至于清高到了自己应享的利益被剥夺了,还自以为肩负着光明伟大任务的地步。更何况翻版书时为滥觞,浸而遍地,正规书局受其倾轧,经营艰难,整个出版界都已被置于近乎破产的境地。等真的到了书局集体关门倒闭的那一天,又有谁来为为书贾制造翻版原料呢?
周子兮觉得这道理说得很好,奇怪究竟是什么让教授在几年之后改变了想法。
“后来呢?”她打听这场笔墨大战的结果。
“后来?”教授苦笑,“后来被对方捉到痛脚,说我自己的学生在课上用的西书都是Pirated books,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伪书?”
周子兮也是一愣,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
教授继续道:“当时正是汇率高缩,美金一元合国币五元。一本西书动辄几十元,普通学生根本不能承受,要么读翻印书,要么就干脆不能读了。所以,我也算是被说服了吧。翻版书这回事,实在是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已经超越‘据法维权’的范畴,不是我辈能评述的了。”
周子兮还在力争:“民国尚未加入万国版权同盟,所谓法无明文规定而不究,虽然不能说翻印西书就是正确的,但跟这桩案子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这显然是律师的逻辑。教授一时说不出什么,却也没被说服,一边笑一边摇头,表示自己并非真信了这市侩的诡辩,只是不屑与她争论而已。
话说到这一步,周子兮只得作罢了。
其实,也难怪教授不愿意淌这潭混水。若是再引起一场笔墨战,一定又会被人指名道姓地骂上来。不作答吧,就好像做实了罪名。作答吧,又浪费了原本可以用来做正事的时间,最没意思。
而在当时,小报与杂志又尤其的多,一时新开,一时倒闭,出来几个月便不见了,隔一阵换个名字又挂在报摊上。印成铅字的论战比律师在法庭上还要雄辩,反正双方各讲各的道理,甚至根本不讲道理也是可以的。
一圈游说下来,最终只有心书馆的曹博士表示愿意站出来打这版权官司。可惜他的书本身就遭禁,想打也没得打,最多只能当作精神上的声援了。
这场民事赔偿官司最终没能打起来,周子兮对此十分失望。回到事务所,吴予培看见她,还是赞了一声“做得很好”,说完又派了别的案子给她。不用问,也都是些文文气气、体体面面的案子,在写字台的方寸之间就能办完。
在外面当着别人,周子兮也不好表现出什么,回到家中却是百般地不顺意。
唐竞哄她,问她这是怎么了?
她这才将事情原原本本跟他说了,最后将那支珍珠白的墨水笔一下拍在桌上,道:“什么时候我才能上法庭啊?”
唐竞看得要笑,这才知道这孩子的愿望原来如此朴素。他本想将她搂过来继续哄,说“好好好,你要上法庭”,可又觉得不该如此敷衍。再说她要的东西也比较别致,不似别人家的太太只是想从丈夫那里嗲出多几块零用钱来,就算他说“好好好”也不作数。
于是,他还是坐下认真劝她:“倘若委托人不想打官司,而你作为律师非要人家打,也是有悖职业伦理的。”
周子兮听他这么说,倒是一时语塞,仔细想了想,点头回答:“也对……”
唐竞不由觉得自己好机智,这事竟然就这么被他劝过去了,可下一句又听见她说:“我找别的官司去。”
唐竞失笑,心想莫非还是敷衍的办法比较有用?但其实无论哪一种,他都没经验。身边能拿来做参考的只有吴予培夫妻俩,吴家自然是沈应秋当家作主,他倒是不介意大权旁落,只是周子兮比起沈应秋来,那路子可野多了。
果然,她说到做到。
隔了几日,唐竞晚归,回到家就看见书房的灯还亮着,周子兮正坐在写字台后面挑灯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