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回了一个微笑，把钱给她，一边拧开瓶盖一边转身走出去。

“还要别的吗？咖啡？巧克力？再见，Bonne soirée！”她在他身后说。而他就好像没听见似的，不回头也不回答。

她们在背地里叫他“王子”，打赌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口，甚至打趣说他是不是个哑巴。

其实，他不说话，只不过是因为他不会说法语罢了。

Esther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却无暇去深究，她只是满心欢喜的活着，渐渐的把自己的东西搬去他的小公寓。所有人都以为，有一天他们会结婚。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芭蕾舞团去欧洲巡回演出。Han将要在《舞姬》当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却无甚个性的炫技角色，有一段变奏，整整两分钟的独舞，对于他这样年纪和资历的演员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身边的人要么为之欢欣鼓舞，要么就是妒嫉的要死。Esther的父母在他出发之前请他吃了一次饭，主菜平均一百二十块一道的法国大餐，Wedgwood的瓷器，那些微笑，干杯，握手和拍肩膀的动作，百分之二十的小费，都暗示着（或者说预示着）他们两个人的锦绣前程，就在不远的未来，几乎触手可及了。

面对这一切，Esther应对的无可挑剔，她兴冲冲地为Han打点一切琐事，效率手册上记着两个人的日程安排，脑子里定下未来三十年的计划。但Han却做不到。

从前，他每天总是七点钟起床，做一个钟头的力量训练，九点钟开始排练。那段时间，他起床的时间提前到了五点，甚至醒得更早。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直到有一天，Esther在他那里过夜，凌晨时分，她被卧室外面的一点响动吵醒，她起床去看，发现Han已经起来了，穿好衣服，坐在起居室飘窗的窗台上，看着外面最近的那个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在微蓝的晨光里每隔三十秒变一次颜色。

“你在干什么？”Esther睡眼惺忪的问。

他肯定听到了，却依旧静静地坐着，静得好像根本没有呼吸似的。

很快，失眠及其带来的焦虑和紧张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不久之后的一次排练中，Han和一个女演员搭档表演一段双人舞，那是一连串合着慢板音乐的舞步、托举、平衡和旋转，应当做的舒缓而优美。一个托举再放下再拥进怀里的动作，总共做了十余次还是不能让导演满意。Han没有反驳，放下那个女演员，径直走出了那间练功房。那出戏的导演也曾是个舞蹈演员，极其刻苦律己的一个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有人会这样不负责任的在排练中途离开，他发了狠话，对Han说：“你这样的人最好还是不要指望以芭蕾为终身职业！”

Han没有回头，只平静的抛下一句：“我无所谓。”

那几步路他好像走了几年，偌大一间练功房里安静的叫人耳膜发胀。当他走出门口，关上门，门后面传来演员们的窃窃私语，和导演说话的声音：“回到原位，从变奏开始，再来一次。”

Esther从Lance Osler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但她本身是个神经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人，坚强，固执，做事有条有理，始终不太能理解这些“非正常”的举动。她立刻就跑去看他，直截了当地问：“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他回答。

“发生了什么事？”她继续追问。

“我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随时都想讲话，我做不到！请到此为止好吗，我不想弄得不愉快。”他看着她大声说道。

Esther愣住了，转身就走。房门在她身后咣当一声摔上的时候，她禁不住颤抖了一下，突然意识到那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讲话，像是争吵，却又那么吝惜言辞，到头来她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冷静下来之后，Esther花了很长时间去想这件事，她以为是演出给他带来的压力太大，试图再心平气和的跟他谈谈，而他也的确变得平和了一些，却仍旧什么都不愿意说。她开始指望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好转，但过了很久，他仍不见好，还是失眠，即使在一天高强度的排练之后也睡不好，拿做爱或者争吵来发泄也无济于事。他一直保持着紧绷的状态，从未放松下来，有时候却又神思恍惚。

就这样一直到了那年的九月，有一天，他们两个人正在路上走。路口的红灯亮了，Han两手插在裤袋里看也没看就径直朝马路中间走过去，Esther伸手拉了他一把：“当心！”一辆深蓝色的中型货车几乎贴着他的鼻尖开过去。

她惊魂未定，等到了对面人行道上才开口对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受了伤，你跳舞上的事业很可能就玩儿完了？”

“我有什么事业吗？”他笑着反问。

“现在是没有，很快就会有的。”她说得很严肃。

他却没有搭腔，继续朝前走，过了很久才极其平静的回答：“不管那是什么，我不想要，这对你重要吗？”

她停下脚步，看着他，努力不把那些荣耀和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混为一谈，却发现这很难做到，便只是烦躁的说：“你只是太累了，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

数周之后，Han随团去了伦敦。在那里，他的情况愈演愈烈，一连几天都没能准时到场排练，身上脸上总是带着可疑的伤痕，用粉底勉强盖住才得以登台表演。别人问他怎么了，他总是淡漠的笑笑，什么都不说。

就在芭蕾舞团即将离开伦敦转道都柏林的前夜，负责那次巡演的经理接到一个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有个演员被人打伤正在急救。经理赶到医院，在急诊症室里找到Han，他伤得不轻，但看起来已经清醒，说自己只是不小心。不过，送他入院的那个调酒师却说，那些日子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他在那一带故意寻衅找人打架，一般情况下他总是能赢，但这一次他招惹的人太多了。医生也不觉得这只是“不小心”，处理完伤口，又给他做了尿检，以确定他是不是磕了什么药。

三天之后，Han一个人提前回到纽约，去见芭蕾舞团的执行总监，然后便开始了无限期的休假。

直到这时，Esther才真正明白，他说他不想要，是认真的。

5.谁是李孜 Who’s Liz?

“那是二零零三年的事情，”Esther说，“Han从伦敦回来一个月之后，上东城一个心理医生因为滥用处方药被吊销了执照，几个在他诊所看过病的人因此受到牵连，Han也在其中。警察发现他用那个医生的处方分别在几家药房买了超过限制剂量十几倍的安非他命类药物。他很可能只是想用那些药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果却受到持有第三等级致幻药物并具有贩卖意向的指控。我为他找了律师，又通过我父亲的一些私人关系同检方达成协议，指控在上庭之前被撤销了，但Han必须去指定的专业医疗机构作康复治疗。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精神科医院，也是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件事讲出来的原因。”

Ward沉下脸来，的确，暴力倾向，外加持有致幻药物并具有贩卖意向的指控，牵扯出这件往事会使当下的情势更加不利。如果检察官那方面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到时候他们就会很被动。

Esther继续说：“Han总共在那所医院住了八个月左右，出院后又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回芭蕾舞团了。之后一切都很好，我们住在一起，一年多以前结了婚。”

“你不认识那个叫G的女人？”李孜又提起那个名字。

“一无所知。”Esther回答。

李孜和Ward交换了一下眼色，站起来，在桌上留下一张名片，对Esther说：“如果你想起什么，打电话给我。”

离开那间画廊，Ward还要去另一个地方办事，李孜则回到事务所，完成这一天耽误下来的案头工作，然后又仔细读了一遍Han Yuan那件案子前前后后的资料，下班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她换了两部地铁回家，拿钥匙开门，房间里黑而安静，只有门口留着一盏小灯。她脱掉外套走进卧室，脚步声吵醒了正躺在床上睡觉的Terence。

“回来了？”Terence问了一句，脸仍旧埋在枕头里，床边的地毯上杂七杂八的堆着几本书和讲义。

“嗯。”她回答，走进浴室，关上门。

她脱掉衣服，站在淋浴龙头下面，温热的水雾落在她肩上，那种不轻不重的压力却让她觉得非常疲惫。那不是一天的奔波积累下来的身体上的疲劳，也不是因为眼睛或者脑子。她决定置之不理，因为她知道，有些事可以控制，只要她足够认真足够努力，另一些则行不通。

第二天早晨，她去Ward的办公室找他。胖子向她道早安，告诉她，今天上午就会向法庭提出第三次司法精神鉴定的申请。

“那么，就这样了吗？”李孜有些失望。

Ward摊开手回答：“暂时是这样。”

李孜想了想，又问：“你记得Han说过Eli Yorke曾是G的经纪人吗？他工作的经纪公司里应该会有G的资料。”

Ward点点头，说：“如果真有G这么个人的话。我可以找人去查一下，不过York离开美国有五年了，而且那一行不像普通职员工作那样固定，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李孜站起来告辞，Ward看着她说：“你看起来精神不好。”

她伸手揉了下额头，解释：“可能是前一晚没睡好。”

“真投入啊，夜里躺在床上还在想案子。”胖子调侃道。

她便也半真半假的回答：“是啊，我记起Esther Poon说的那些话，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也能遇到一个人，告诉我，谁是李孜？”

这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却触动了她自己的神经，很久都沉浸在毫无意义的伤感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