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沦陷得太快了，工厂设备可以带走，但钞票却很难。他们根据法币的发行量和流通数据做了推测，至少还有十四亿沉淀在华北，八亿在华中与华南，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币被留在了日占区。倘若被日本人收兑，拿到租界市场上抛售，法币的汇率肯定是要崩溃的。

当然，也有过一些争论。

有人稍稍乐观一点，说：“英美在租界还有大量房产和工厂，都要以法币计价，如果发生那样的事，他们不会不管的。”

“那要是都推到后方去呢”耶鲁毕业的那位反问，“战时物资本来就紧缺，再加上川渝地区运输不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把整个中国的货币集中到那一小块地方，后果不敢设想。”

话说得很有道理。正方语塞，无奈摇头。

耶鲁又补上一句：“到时候买不起粮食、药品、武器，国民都饿死病死了，后方大乱，还谈什么全面抗战”

正方勉强挽尊，说：“如今之际，也只有争取国际援助了。你我虽然身在和平世界，但做的事或许比前线的战士更有用吧。”

这话倒是听得入耳，几个人都笑起来，又各自回去桌边继续译写材料。

不一定，钟欣愉却在心里这样想。

她不曾参与讨论，只是默默写了一篇报告交到程佩青那里。但也是在意料之中，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程先生还是像从前一样，与她保持着体面的距离。而她，也不想让自己显得特殊。

此后数月，战线推进的速度终于缓慢下来，战事陷入胶着。股市汇市却是险象环生，顾问室最初预测的那些情况一个个地应验了。

日本人在北平扶持了所谓“维新政府”，又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一种纸钞，名字叫“联银券”。因为急于出笼，刻制券版是来不及了，用的还是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改了抬头的行名，再把摄政王的画像换成黄帝、关羽、岳飞和孔子。

虽然印制粗陋以至于儿戏，但有日军的枪炮帮扶，照样在沦陷区收兑老百姓手里的法币，拿到租界外汇市场上抛售，一方面打压法币汇价，另一方面套取美元与英镑，大肆收买物资。

再加上乱世生存艰难，实业或者房产都不可靠。所谓投资，也只剩下投机一条路。就算是在租界，甚至国统区，手里称几个钱的人也都在跟风卖出法币，想赶紧换成英美纸钞或者金银之类的硬通货。

法币的汇价就这样一路跌下去，仅仅几个月功夫，就从最初的一元兑英镑十四便士半，到跌破一先令，再到八便士上下。

重庆政府紧急照会各大银行，开始限制外汇买卖。但外行未必听他们的，中、中、交三行里又有太多可以绕开禁令的人，甚至连官家自己也在想怎么把钱赶紧转出去。所以这风潮一时间根本控不住。

消息传到顾问室，几个研究员都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虽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也不出意料。结论总归只有一个，短则数月，最迟不过年底，法币估计就挺不住了。如今之际，唯有倚靠英美的帮扶才有一线生机。

不一定。钟欣愉却还是那样想，但也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只是继续关注着国内电报过来的数字和相关新闻，与之前那份报告里的分析做比较。甚至还有日本的报纸，她起初请人翻译，后来干脆自己开始学日语。

除去此地的工作，程佩青仍旧在申商储行任着董事，常有些合同、书信从上海那边过来需要处理，也都是她在帮忙。

她于是便成了顾问室里最忙的人，常常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从来不与人闲聊，有时用一杯咖啡充做晚餐。

常有同僚对她说：“钟小姐这么忙啊”

她笑笑，也就过去了。倒不是敷衍，而是她不能确定这是揶揄还是疑问，你到底在忙什么其实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有没有用。

她有时觉得，他们这些人就像是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在远离战场的地方高谈阔论。其中也包括她自己。

第54章 过河卒

顾问室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很快又有新的研究员加入进来。

人没到，传闻先来了。据说名字叫秦未平，清华学堂出身，麻省攻读数学，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经济学与法律学位。

因为履历很好，年纪又长他们几岁，就有人猜测，是不是会在研究员上面多设出一个主管的位子来给他坐。

“耶鲁”最不喜欢这种说法。美东的留学生圈子不大，他四处打听了一遍，回来就断言绝不可能，秦未平这个人显然是有问题的。

至于那问题是什么，早在顾问室里传开了，大概只有钟欣愉还不知道。

同僚之间的聚会，她很少参与，其他人也无所谓她来不来。有她出席，他们反而不自在。有些地方去不得，连玩笑话都不能敞开来讲。一时道，钟小姐，冒犯了啊。一时又道，钟小姐，不介意吧

当时战争已经进行了大半年，每天听到的几乎都是坏消息。他们需要排遣，她也不想做那个败兴的人。

最后还是邻座的研究员悄悄告诉她：“听人家讲……那个秦，是 CP。”

“什么 CP”钟欣愉问。

邻座挑挑眉毛，意思是你怎么连这都不懂，轻声给她解释：“CP，就是共产党。”

“我是不懂这些的……”钟欣愉笑着摇摇头，垂目下去，继续用钢尺压着面前的一沓报告，手指着读数据。她当然知道这话题敏感，不适合在此地议论。

后来又听别人说起这件事，才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起因其实是秦未平的妻子，做学生的时候参加过美共，但几年前就已经退出了。到他本人这里，至多只能算是有那方面的嫌疑而已。

之所以引起注意，还是因为此时此地的特殊。虽然只是区区一个研究员的位子，但这是在战时，顾问室设在大使馆里，也算是重要单位，用一个立场存疑的人恐怕不行。

可偏偏秦未平的履历又非常的好，比已经在这里的几个研究员都要优秀。更要紧是，他混过的地方多，认得的人也多，据说有个同学在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供职，不确定派不派得上用场，却也是条路子。

几番斟酌，最后还是录取了。说是试用，有点且走且看的意思。

可等到事情确定下来，顾问室里又有了新的传闻。

邻座依旧消息灵通，悄悄告诉钟欣愉，那位参加过美共的秦太太竟是个白人女子。

这一点，怕是比 CP 更叫人意外。当时排华法案尚未废除，还有 1922 年出台的《凯布尔法》，限制美国人与“没有归化资格”的中国人通婚，最严重的后果是丧失公民权。而且，哪怕准予成婚，也不能入籍，为的就是防止华人通过婚姻移民美国。

再看秦未平的履历，留美靠的是庚子赔款的奖学金，似乎也没有什么深厚的家世或者家产。职业方面，更是平平。过去这些年，他除了拿到一堆学位之外，只做过一些闲差，先是在大学里给教授当助手，后来又去亚洲经济学会做了两年文书工作。因为该学会裁撤职员，来这里应聘之前，他已经失业了一段时间。

于是，所有人都在好奇，这位秦先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竟能凭借爱情超越国籍与种族。

大家心里是朝着拆白党的那个样子去想象的，见着真人，大失所望。

秦未平第一天来顾问室上班，出现在众人眼前的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三十多岁，顶着一张端正且无特征的面孔，鼻梁上架一副黑色角质框眼镜，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一身半新不旧的棕色格子花呢西服，手肘后面有两片快磨光了的麂皮贴布。

简而言之，这位秦先生就是大学里最常见的那种中国留学生，又因为读了许多年的书，早早有了些人到中年的气质。

但他的脾气倒是很随和，一见面就殷勤地笑着与各位同僚握手，让人家叫他“老秦”，当天晚上请客唐人街聚贤楼吃饭。